刘澜昌：一国两制实践和认识进入第二次飞跃
中评社香港6月27日电（记者 段晓鲁）凤凰卫视高级政策顾问、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刘澜昌6月8日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并发言表示，回顾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对于“一国两制”实践和认识，已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阶段，正进入到实践的二次飞跃阶段。作为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亲历者，他亦谈到了自己对香港回归的5种体会。
刘澜昌说，“一国两制”史无前例，又恰逢“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前后转换期，香港管治权的争夺，香港深层次矛盾的累积爆发，步步惊心。终于，香港的“一国两制”迎来了止暴制乱、由乱及兴的新阶段。
刘澜昌表示，毛泽东在其伟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要的飞跃。
刘澜昌亦表示，香港回归25年，迈入成熟期。所谓“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的说法，其实不准确。固然，“一国两制”曾有“五十年不变”的说法，但是邓公同时也指出做得好五十年也不需要变。以回归25年作为“终点”，显然是不科学。符合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对于“一国两制”实践和认识，已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阶段，正进入再回到实践实现二次飞跃阶段。
刘澜昌指出，过去的二十五年对“一国两制”的实践和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归纳为第一个飞跃的阶段。在这第一个飞跃的阶段，中央和特区政府对于在香港确立“一国两制”的制度的基本规律，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得出可行基本的原则。而未来，将是实践和认识“一国两制”的规律的第二个飞跃的新阶段，“一国两制”的航船行稳致远。值得强调的是，在二次飞跃的阶段，基本矛盾仍在，尤其 “世界大变局” 因俄乌战事而激化，“一国两制”实践不是“平安无事”了，而是随时有新的矛盾出现。总结25年，规划“二次飞跃”，必不可少。
刘澜昌称，作为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亲历者，对如下“五不”体会较深。
一、不是换了一面旗就可以了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移民香港。罗湖桥这边，五星红旗猎猎飘扬。过了罗湖桥，则生活在一面英国旗下，也经历了换旗的历程。
香港回归前后，有一种说法很流行，那就是，把“一国两制”简化为：就是换了一面旗帜，其他什么都不变。事实呢，绝非如此。首先，英国人就先变了，先改变了香港的政治体制，在回归过渡期就埋下了争夺管治权的伏笔。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正式移交，但是主权移交了，管治权的斗争更激烈了。此后25年，一刻没有停止过。
当时的港英政府最大的动作是在过渡期就改变“行政主导的体制”，开始推行“民主政制”，三权分立，重点强化立法会对行政权的监督。这样做，实质以监督权控制行政权，作为是争夺香港“治权”的一种形式。回归25年来，立法会基本处于不能正常运作的状态，只是到了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爱国爱港人士完全控制了立法会，原来的“行政主导体制”不变的设想，才有机会正常实现。
不过，在行政体系里，英国人还寄望于他们所一手培植的公务员体系，尤其是“AO治港”。第一任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从回归第一天就对抗特首董建华，强化港深“边境禁区” ，直到后来成为反中乱港的“四人帮”，她其实就是英国延续对港治权的代理人。问题是，目前在特区政府中占据权力要职的AO，依然众多。无疑，国家是希望他们转化为爱国爱港人士，而不是仅仅“打好这份工”、“无愧于己”之人。显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的“自治权”是由中央授予，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对“港人治港”，还是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可以不讳言说，这是香港基本法制定时没有写进去，而经过管治权的激烈斗争后认识的。
二、不搞去殖民化是不行的
在香港回归被简化为就是“换一面旗”的思维定式下，天经地义的“去殖民化”变成了禁脔，而“去中国化”则是大行其道，不但是后来蜕变为“反中乱港四人帮”分子的陈方安生如是，而一些建制派也认为，既然“一国两制”是保留原来的制度不变，于是也就没有去殖民化的工作。
于是，25年过去了，走上香港的大街小巷，满眼过去，九七前是什么样，如今也还是什么样，请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回来瞧瞧，他一定不会迷路。也许，街道名字也就是一个“符号”，就是让人识别方向，港人习惯了就不必要改了。可是，自己每走在“皇后大道”（英国人的说法：Queen｀s Road），心里总是不舒服。心里想，咱是否要和Queen｀s Road斗长命。
前不久，香港纪律部队的步操步伐，终于抛弃了殖民地留下来的“英式步伐”，而改为与驻港解放军部队一致的“中式步伐”。2019年“黒暴”对香港警方的残酷洗礼，相信他们再走“英式步伐”都觉得恶心。无疑，2019年香港警方止暴制乱中表现的大智大勇，是值得讴歌的，既要遏制打砸烧，又不能造成人命伤亡，这是有很大的难度。但是，香港警队做到了，这也是他们值得信任，李家超、邓炳强等担任更重要工作的历史必然。相信，虽然是曾经英国人训练，但是在事关国家和香港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站在国家和香港特区一边，无愧于中国人的名字，也认清了英美的“虚伪”和 “阴险”。
同样是历经2019“黒暴”，但是要香港法律界摘掉“英式假发”，恐怕也如清人“剪辫子”一般痛苦。事实上，当下英国法律界也在改革，他们很多人也不喜欢这“遗老遗少的道具”。这也不用急，可以等，不需要外部压力，让他们“自我革命”，自己也觉得难看没必要就不戴了，省得英国佬又抓住做文章。
值得肯定的是，5月23日，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完成适应化和废除过时条文的工作刻不容缓了。她说的是，要删除现行法律中的殖民字眼，“女王陛下”及“联合王国”字眼。试想，回归25年才搞法律文件“去殖民化”，Queen｀s Road怎可能改呢？
香港去殖民化，最重要的是教育领域。英国一百多年来在香港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眼下还是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香港的接班人。香港去殖民化，其实还任重道远，工程艰巨而又细致。
三、不能照搬西方的选举政治
香港回归以后与内外反对派的博弈，其实质是争夺管治权的斗争，而主战场则在“选举制度”。香港的反对派称为建立民主制度。他们的策略是，凭藉依然长期占有多数的社会基础，去夺取立法会的议席，以制衡政府的施政；同时，积极参与特首选举，将普选解释为“一人一票”，同样是企图利用己阵营的多数有机会胜选特首从而掌握特区的最高权力。
事实上，从基本法撰写草案开始，博弈就异常激烈，最后基本法45条规定，特首经协商或选举产生，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由于基本法附件一只写明2007年前特首由选举委员会选出，从2003年开始反对派就开始瞄准2007年特首之位。但人大在2004年4月26日释法，除规定2007年选举规定不变外，并规定若要修改选举方式，应先由特首报告然后由人大审批。2007年12月29日，人大做出“1229决定”，认为可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之后立法会亦可以普选参考。2014年8月31日，国人大常委会通过“831”决定，批准普选特首，但先由提名委员会提名。香港反对派认为按此法难以“入闸”，但是英美使馆则劝他们“袋住先”。现在回过头看美英老奸巨猾，如果反对派听话，香港由此陷入恶斗不止的选举政治泥坑中。
西方长期以来标榜的民主制度，其实只是“选举政治”，其中很多也不是直接一人一票选举最高领导人，而是有各种间接选举，但是都是表面广泛民主，实际还是各种利益集团操控，互相攻讦。幸亏831决定被否，否则之后带来的祸害比2014“占中”危害还要大。
其实，民主不是目的，民主只是达到良政善治的手段。香港的民主包括选举制度，也必然走在发展的道路上。目前，大的原则定了下来，具体操作的细节必然也会与时俱进。例如，立法会直选议席“两席单票制”，是有均衡参与，不搞清一色，但是这次被建制派全取，留下了检讨的空间。鞋子合不合适，祗有脚知道。民主制度之鞋如何更适合香港，还要沿着“一国两制”的道路走。
四、不能不管香港的经济民生事务
中央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已经深入人心，但是香港的经济民生等范畴的内部事务该不该管，怎么管，还是有不同认识的。记得首任特首董建华透露，回归首仗抗击金融大鳄索罗斯，他电请钱其琛从中央派人来港助战。钱其琛回答，中央一定支持，但是不能派人来，因为“我们对香港认识不深，若我们派人来给香港各种错误的意见，大家都会后悔”。主持港澳工作老前辈务实谨慎的作风，令人敬佩。那时，中央的金融人才还真的不多。那时，首任中联办主任姜恩柱还说“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可是如今，对于香港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了然于胸了。中央对于香港事务，该管的还是要管。
在政治上，香港处于中美博弈的前沿阵地，单凭香港政府之力，如何足以应付世界霸权。就算在香港土地房屋问题上，纯粹的香港内部事务，可是因为香港的利益集团强大，政府官员臣服，香港楼价芝麻开花节节高，荣冠全球。中央不管，必然解决不了。
事实上，从回归之初开通“自由行”，到深港互助，开放股市“沪港通”、“深港通”，创建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央已经在积极为香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经济必有一个新的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五、不能弱化香港与国际社会，与海峡对岸的纽带作用
1949年，南下大军打到罗湖桥收住了脚。毛主席、周总理留下了这个链接国际社会的战略通道。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更成为了内地与世界各国的桥梁，也成为联系海峡对岸的纽带。现在，香港人关心“50年不变”的问题，不喜欢“下半场”的提法，多数是担心原来的社会生活制度内地化了。商人呢，更是担心营商环境改变了。可是，“战略通道”不变更为重要。其实，一般市民和商家的担心都是不必的，“做得好，为什么还要变呢”。重要的是，他们担心的都是操之在我的问题。中央说不变，就不会变。
但是，香港还要成为国家和世界的桥梁，也还需要人家认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激化，美国要遏制中国也打“香港牌”。美国现在还在制裁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部分官员。在这个背景下，香港还要对世界有极大的吸引力，是要下功夫的。自然，对美英反对港区国安法的野蛮行径，大可以嗤之以鼻。但是，我们可以将美英右翼政客与一般商业及其他人士做出区分。随着疫情的缓和，香港的大门必然恢复正常，我们还要针对人家的误解多做游说工作。还有，港台的官方办事机构停顿了，疫情后可以先恢复民间的交往规模，风物长宜放眼量。
中评社香港6月27日电（记者 段晓鲁）凤凰卫视高级政策顾问、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刘澜昌6月8日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并发言表示，回顾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对于“一国两制”实践和认识，已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阶段，正进入到实践的二次飞跃阶段。作为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亲历者，他亦谈到了自己对香港回归的5种体会。
刘澜昌说，“一国两制”史无前例，又恰逢“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前后转换期，香港管治权的争夺，香港深层次矛盾的累积爆发，步步惊心。终于，香港的“一国两制”迎来了止暴制乱、由乱及兴的新阶段。
刘澜昌表示，毛泽东在其伟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要的飞跃。
刘澜昌亦表示，香港回归25年，迈入成熟期。所谓“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的说法，其实不准确。固然，“一国两制”曾有“五十年不变”的说法，但是邓公同时也指出做得好五十年也不需要变。以回归25年作为“终点”，显然是不科学。符合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对于“一国两制”实践和认识，已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阶段，正进入再回到实践实现二次飞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