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诸:“一国两制”的回顾与前瞻

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李剑诸博士

  中评社香港6月23日电(记者卢哲)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日前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行。《思考香港》执行总编辑、两岸客家研究院院长李剑诸博士出席并发言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对于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优势。而要处理上半场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在下半场迈出更加自信的步伐,准确无误地“把脉”过去二十五年的成败得失,并提供给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作为决策依据,显得十分重要。
 
  李剑诸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标志着邓小平当初设计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走到中段。如何评价“上半场”所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下半场”的走势与前瞻?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香港的前途发展,应推出哪些措施趋利避害,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紧迫性,还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李剑诸指出,要处理上半场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在下半场迈出更加自信的步伐,准确无误地“把脉”过去二十五年的成败得失,并提供给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作为决策依据,显得十分重要。

  李剑诸说,也是在1997年,美国媒体《财富杂志》(Fortune magazine)做了一个封面故事,标题赫然见“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此“批命”式的预判断同样被西方许多评论家引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在2020年发表一篇题为“Playing a long game on Hong Kong”的文章,说自从九七回归之后的二十年,香港不仅挺过了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爆发、全球经济衰退,本港GDP规模还翻了一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九七时虽已成型但并不清晰。香港与纽约、伦敦并列为三甲,获得国际金融领域的普通承认,是在回归之后(From relative obscurity to general recognition as the #3 global powerhouse behind New York and London)。由于物质及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香港人自认为是全球最幸运的公民。

  李剑诸认为,布鲁金斯学会这篇文章的评价是客观公允,这也间接反映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   
  李剑诸表示,按照中央对“一国两制”宪制架构的最初设想,就是希望继续发挥资本主义香港的窗口作用。北京当时采取的是尊重、包容甚至谦逊的态度,放手倚靠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政务官系统和精英阶层来治理香港,因而有江泽民的“河水不犯井水”指导思想。胡锦涛虽有叮嘱特区政府“查找不足”,但没见下“指导棋”,可见对港政策保持谨慎和克制。

  李剑诸认为,放手且倾举国之力支持,可概括为中央对港政策的最显着特征。例如应对金融危机、抗击SARS、“个人游”、CEPA等,用“倾其所有”、“掏心掏肺”来形容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支持,一点都不夸张。
 
  李剑诸说,遗憾的是,多少年来,香港的管治精英们没能展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魄力和担当,欠缺理解中央政府意图、判断国际形势的政治能力。许多官员们的家国情怀、执政为民的理念也甚为薄弱。邓小平当初拍板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就是以香港为窗口招商引资,说直白一点就是“师承香港”,从学徒做起。深圳多年来对香港这个大师傅只能“仰望”。香港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确有令大陆“抄作业”的本钱。那些年,皇岗口岸开出来的香港货柜车川流不息,拎着皮包“跑马圈地”的港商多如过江之鲫。香港在1990年曾经占比中国GDP20%,几乎超过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大省的总和。那是香港最黄金的岁月,也是港人自信心最“爆棚”的时候。
 
  李剑诸强调,这个世界真是变化太快,多年来要仰仗港商鼻息承接“三来一补”订单的深圳,一个华丽转身已蜕变为中国硅谷,快得令许多港人未能反应过来。
 
  李剑诸说,二十多年来,香港各界对“一国两制”的阐释明显偏颇,过于强调两制,淡化一国。这是导致一国两制“变形走样”的最重要原因。也因此,香港没能把握与北京在上半场互相瞭解、互信共赢的良机,回归长逾十五年的良好开局被打乱。   李剑诸认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国是根本,根深才能叶茂。过去十年(包括第四和第五届的两名行政长官梁振英、林郑月娥的任期),许多深层次矛盾爆发(包括地产霸权、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紧缺、贫富悬殊超逾基尼系数警戒线、年轻一代渐失社会上升通道等)。住屋之窘迫是港人永远的痛。记得林郑月娥在2017年当选特首,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成立“土地供应专责小组”,转眼任期都快结束了,效果如何,市民有目共睹。根据房屋委员会的最新统计,公屋平均轮候时间超逾六年,创回归以来新高。董建华当年提出的“3年上楼”目标,经历数任特首,轮候时间翻倍,徒呼奈何。
 
  李剑诸表示,香港是全世界最盛产超级富豪的地方,是按人口比例拥有最多劳斯莱斯的城市。前几年阿里巴巴的马云来香港“敲门”,在山顶的白加道花15亿港币买了个房子,卖家是被誉为李嘉诚“军师”的袁天凡,折算成每平方米的价格是136万。这个价格创下香港每平方米最贵、全球第二高的纪录。港府当时划出的贫穷线,是一人住户月入4,000元,二人住户9,000元。可见贫富之间,是天壤之别。香港富豪们惊艳世界的这类壮举,多得不胜枚举,同样多的是草根阶层的滴滴辛酸泪和声色犬马背后的无声叹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璀璨辉煌,与油麻地深水埗土瓜湾的笼屋和劏房,同时存在。所以说香港是天堂与地狱并存的地方。

  李剑诸强调,李克强总理5月底在北京会见候任特首李家超,强调要解决民生的“难点、痛点”,是为肺腑之言。

  李剑诸表示,香港的嬗变,也与国际局势与大国博弈密切相关。从邓小平1980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直到21世纪大约前10年,美国基本上采取促使中国和平演变的政策,经贸合作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香港因而受惠。眼见无法推动颜色革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开始感到不安。  
  李剑诸指出,为了化解历史上新兴强权与既有霸权的敌对竞争关系,避免“昔底德陷阱”。2012年在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习近平9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与诚相见,与美国增加互信。遗憾的是,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政府及媒体舆论基本上抱持狐疑甚至敌视的态度。香港因外国势力煽风点火进入急剧动荡时期,包括2014年的“占领中环”、2019年的“修例风波”,与中美交恶的态势大致吻合。特别是从特朗普执政后期或拜登政府的粉墨登场,中美关系像自由落体一样飞坠。
 
  李剑诸认为,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人文价值观的种种不同,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确有很大的认知差距(perception gap)。美国精英阶层内心深处一直存在“中国焦虑”(China Shock),不仅担心中国经济的规模,还担心其速度。换句话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不知不觉之间从旁观者、参与者,转换成领跑者的角色。这让习惯了“独步全球”的美帝感到害怕,觉得这是在“养虎为患”,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李剑诸表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美利坚在东亚历史最悠久的外交使团之一。2019年黑暴肆虐的前一年,美国总领馆高调庆祝成立175年,硬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处心积虑,路人皆知。中美之间的贸易乃至综合国力,已经从量变来到质变的临界点。香港作为中国最自由开放的城市,未来仍可能遭受更大冲击。俄乌战争开打,西方抛出“经济核弹”,直接把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潜在的风险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李剑诸说,诚如习主席5月底在北京接见李家超时指出,香港尽管经历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取得的成功是举世公认,中央落实“一国两制”决心从未动摇,更不会改变。毋庸置疑,《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尤其是在政治、社会、教育、媒体领域。我们经常听到“这不再是我熟悉的香港”。无论从乐观还是感伤的角度理解这句话,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是一个事实,这也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巨变的必然结果。
 
  展望未来,李剑诸认为,作为“一国两制”方针核心要义的“爱国者治港”,是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这一点很有强调的必要,因为在香港还有很多人听不明白,或者说听不进去。但仅仅会喊口号而没有真才实学的爱国者,是无法实现良政善治的。北京学者田飞龙曾经撰文指中央需要爱国者贤能,而不是“忠诚废物”,话虽说得难听但非常中肯,在香港政圈引起相当大的震荡。夏宝龙也曾强调要选出“管治能力强的坚定爱国者”,这可视为未来管治团队大调整的征兆。   李剑诸说,按照李家超提出的三大施政方向,包括以结果为目标解决问题、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以及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基石,以前者最受关注。

  李剑诸认为,李家超说自己是一个务实的人,“一向相信做事除了要符合程序,更要以结果为目标”。这种做事风格,符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去年7月向香港管治者提出的要求,“不仅要想干事,还要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李剑诸说,香港经过多年“占领中环”、“修例风波”的政治折腾,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急需处理的事可列出长长的清单。为政者,一定要急民之所急,坐言起行,重在落实。举例说,新界土地产权的构成复杂,很多土地仍需规划,经过繁复的开发审批程序,还要考虑环评保育。但无论多么棘手,发展就是硬道理。把复杂事情简单化,还是把简单事情复杂化,是衡量任何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杆。
 
  李剑诸强调,香港已经回归二十五周年,“民心回归”工程依然艰巨。李家超不久前以“将会是一曲新的交响乐”来形容如果成功当选,新一届政府会以诚恳的态度走入社区倾听民意。希望他能做一个“全民特首”,弥合多年社会运动造成的撕裂,为香港市民找回以中华民族为根的国家认同和主体意识。
 
  李剑诸说,顾名思义,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把“特别”两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中国才有价值,对世界才有价值。譬如,大湾区的规划,是香港自开埠以来首次参加中国的发展战略,也是香港回归之后“一国两制”的崭新实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四个中心城市、十一个行政辖区,这是大湾区的基本盘。香港的传统产业优势正在收窄,与内地许多城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发展瓶颈显而易见。大湾区要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协同”作为基本原则,对本港经济肯定是强大助力。
 
  李剑诸说,“同为香港开新篇”,是李家超的竞选口号,又何尝不是香港公众的殷切期盼?李家超将是“一国两制”昂然迈进下半场的第一任特首。希望他和他的团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脚踏实地,带领香港砥砺前行。亦祝愿新一届特区政府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三大中心地位。

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李剑诸博士

  中评社香港6月23日电(记者卢哲)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日前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行。《思考香港》执行总编辑、两岸客家研究院院长李剑诸博士出席并发言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对于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优势。而要处理上半场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在下半场迈出更加自信的步伐,准确无误地“把脉”过去二十五年的成败得失,并提供给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作为决策依据,显得十分重要。
 
  李剑诸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标志着邓小平当初设计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走到中段。如何评价“上半场”所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下半场”的走势与前瞻?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香港的前途发展,应推出哪些措施趋利避害,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紧迫性,还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李剑诸指出,要处理上半场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在下半场迈出更加自信的步伐,准确无误地“把脉”过去二十五年的成败得失,并提供给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作为决策依据,显得十分重要。

  李剑诸说,也是在1997年,美国媒体《财富杂志》(Fortune magazine)做了一个封面故事,标题赫然见“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此“批命”式的预判断同样被西方许多评论家引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在2020年发表一篇题为“Playing a long game on Hong Kong”的文章,说自从九七回归之后的二十年,香港不仅挺过了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爆发、全球经济衰退,本港GDP规模还翻了一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九七时虽已成型但并不清晰。香港与纽约、伦敦并列为三甲,获得国际金融领域的普通承认,是在回归之后(From relative obscurity to general recognition as the #3 global powerhouse behind New York and London)。由于物质及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香港人自认为是全球最幸运的公民。

  李剑诸认为,布鲁金斯学会这篇文章的评价是客观公允,这也间接反映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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