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专访：陈勇谈如何落实香港蓝图
中评社香港2月17日电（记者 林艳）2023年全国两会即将在3月初召开，第三次连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民建联副主席、新社联理事长陈勇日前在香港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如何看待立法会加入全国人大政协及全国性团体代表界、香港如何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动力源、如何加强深港合作加速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建设、如何用好港珠澳大桥发展“桥头经济”、如何留住人才及为人才提供配套保障、新界在香港未来发展中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陈勇认为，现在香港的发展蓝图规划已经很明确，最关键的是要“快”，要以只争朝夕的心态去尽快落实蓝图。
陈勇，香港中文大学法律与公共事务硕士，现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副主席、新界社团联会（新社联）理事长、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
代表委员进入立法会体现一国两制
中评社记者：祝贺陈主席再次连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知道，您在全国参政议政平台已经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也在去年当选成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进入香港参政议政平台。您如何看待立法会加入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
陈勇：我们看到，2019年香港经历了“黑暴”港独事件，好在中央及时出台了港区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港人治港”，香港才重回正轨，恢复今天的繁荣稳定。其中，完善选举制度后，立法会加入了一个新的界别，即全国人大政协和全国性团体界别。这个界别需要兼顾一国，又要兼顾两制，既要站在香港的角度为香港各界谋福祉、支持特区政府更好地施政，同时又要代表全国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因此，这个组别也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初心。
同时，立法会有很多界别，但不论是代表其地区还是代表自己界别的利益，难免会出现一些争拗，以及各界难以平衡的问题。比如简约公屋，站在一个区的利益角度来看当然是不乐意的。这就需要跨越界别的组别来进行平衡，目前选委界别和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性团体界别都属于超越界别利益的组别，他们要看的是整个香港利益，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说完善新选举制度追求的是优质民主，如果大家都只按照各自的小范围利益行动的话，香港就不可能有大共识。尤其是在香港某些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整合的时候，如果有的人只是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或是短期利益，就容易损害香港利益、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后导致人人受害。因此，新的制度也更能体现兼顾整个国家和香港以及市民的根本长远利益，尤其是在面对短期局部利益的时候就更具有前瞻性，而且能够更长远地处理好。
反映香港各界民心民意 希望融入大门越开越大
中评社记者：您期待在未来的履职过程中为香港和国家做些什么？
陈勇：十年前刚担任人大代表的时候诚惶诚恐，老怕自己做不好。后来在前辈们的指导下，逐渐开始成熟。现在每年自己担纲的议案差不多有七八项，联署的超过20项。我们将香港各界的民心民意更好地反映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平台上，相关的意见建议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每一届都有书面或是口头上的答覆，这也令我们深刻地感觉到了参与治国理政。我们曾争取香港专业界别可以更便利地进入大湾区，最终中央也同意法律界别可以优先在大湾区执业。这相当于是香港的法律界的服务市场扩大了十倍，对香港的法律专业尤其是年轻律师，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接下来，我们也希望今年可以继续推动中医师、会计师等专业界别更便利的融入大湾区，这样我们的发展前景会更好。
另外，不论是民建联还是新社联，我们平时也接触很多市民，他们有什么建议就找我们办事处。因此，我们也会提炼市民们的意见或需求。虽然，我们不敢保证百分百达成市民的要求，但至少可以保证百分百的全力协助。比如，有很多市民反应现在回乡证还不是很便利，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订酒店或是买高铁票，因此我们也持续推动希望能够继续打通，希望让香港的居民证和内地居民证合二为一，这样才能够真正体现一国。还有一点，我们也提了很多年，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应该早已经落实了。我们建议，香港的单牌车可以经过网上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就可以随时很方便地经过港珠澳大桥去粤西的珠海、中山；而如果在珠海要开车回来，也可以很方便。习主席亲自谋划推动的大湾区一个小时生活圈，可以给香港青年带来很多的机遇和幸福感。尤其是那些城市的楼价相对低，很多香港年轻人也可以到那里去买房。如果是在深圳工作就更方便了，深港两地一家，20分钟就能到。类似这样的民生建议，我们还会继续在推动，目的是希望能够更好地促进香港融入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国家发展的红利。同时，也希望大门能够逐步开通，小门开得更顺，从而取得更好地成效，让市民每一年都能够感受到有进步，这样对前景才会更有希望。
美国难以保障盟友利益 星马商界看好香港优势
中评社记者：我们知道，您去年曾作为团长率团出访星马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今年1月初新加坡香港商会代表团也来港考察。您认为，应该如何向国际社会说好爱国者治港新时代下的香港故事？
陈勇：当时，我们民建联分派三队出访招商引资，我负责的团是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向当地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香港故事，从而帮助香港尽快复苏经济。去之前也有人和我们说，你们政界去找商界会有效果吗？没想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顶级的商会都非常热情，排着队想和我们见面，尤其是他们很想瞭解香港最新的形势。近几年，西方有不少关于香港的谣传，甚至把香港形容成“人间地狱”，好在这些顶级商界领袖以前经常来香港，有些甚至每周都来。之所以后来不敢来了，主要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很多商界领袖告诉我们说，2019年黑暴期间，由于他们的样貌很像华人，加上普通话也不错，所以经常在酒店楼下被恐吓，他们对这种破坏法治的行为很是反对。
对此，我们也和他们解释了现在的最新情况，包括出台实施国安法和完善了选举制度后，很多乱港分子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不少也都潜逃离港了，现在的香港已经恢复过去大家熟悉的样子。他们听完以后，极大增强信心，有几个商界领袖的大公司本来要在新加坡上市的，也表示“再考虑来港上市”。虽然，新加坡和香港一样都是国际金融中心，但毕竟香港的金融活力和面向大中华的优势更强，而且将投资逐步面向大中华也是他们的计划之一，尤其是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很难保障盟友的利益，马来西亚很多企业甚至受到了美国遏制。相反，在大中华地区尤其是香港，不仅没有感觉到被歧视、沟通也方便，还可以通过香港更好地进入内地。同时，我们国家很多的资源投资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东南亚，马来西亚统计过去一年大中华区在马来西亚的投资超过历史总和，所以他们看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感觉像财神爷。他们还提到，希望下一代来香港发展。他们的话也很让我们受鼓舞，虽然过去政党和商界交往不多，但通过此次交流交往，让我们觉得可以通过做政府和商界的小蜜蜂，帮忙沟通协调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同时，也让他们感觉到除了商会以外，还可以通过政党渠道进行沟通，从而获得政治便利。
用好“以侨为桥”有助于联通世界
中评社记者：香港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央也十分珍视香港的独特优势。随着两地恢复通关，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内联外通”的独特作用？
陈勇：一方面是要推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国性团体的立法会议员等，透过自己的网络，用海外所熟悉的语言对外讲好香港故事和中国故事。比如所联系到的一些好的团体组织，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回访团在亲身感受了当前的香港、大湾区以及中国以后，也会回去向他们的国家传播分享，而且更加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好“以侨为桥”的作用，全球有几千万的华人华侨，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事实上，华人华侨对国民教育和民族感情都有很深刻的感受，他们也觉得自己国家强大了，不论他们身处在何地也都会令他们很有面子。同时，也因为他们在当地工作生活，对当地非常熟悉，所以他们的讲述也有助于当地人更好的理解。因此，如果能够更好地团结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则更能够帮助香港走向全世界，进一步修复彼此的关系，帮助我们国家联通全世界。过去，英国人为了方便殖民管治而推崇离心政策，并不注重华侨这块工作。如今，在爱国者治港下，我们更应该讲求人心回归。因此，我在立法会也是特别提出特区政府应提升华侨政策，要成立侨办、华侨事务工作统筹委员会，这也得到了跨部门的热烈回应。
上下思想都得通是发展关键 公务员团队必须打破旧有观念
中评社记者：日前，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致辞中表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这一重要动力源，必定能再造一个新广东。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至今近四年，香港因各种原因在参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方面都有所耽误。您认为，下一步香港应该如何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如何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动力源？
陈勇：正如以前毛泽东主席所讲，“多、快、好、省”。说到“多”，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政策是非常多的，比如像大湾区等这些政策都是优先优惠于香港。所以，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很羡慕中央对香港的好，他们对大湾区和北部都会区也都非常有兴趣，并且希望我们能够带他们来进一步参观瞭解。他们甚至看得比较我们更深刻，认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新界北、深圳南加起来，单是这一块的潜力就无限，有学者分析这一块的GDP可以创造多几万亿。
其次，“快”字最关键。特首执政100天的成绩有目共睹，这也恰恰说明只要争分夺秒地努力，就可以有好成绩。过去特区政府有官员讲到要解决劏房、上楼等问题，最少得十几二十年，而真正赶出来至少得二十年以后，讲这番话的人已经不需要他来干了。现在，特区政府要求每一年得解决一些大问题，随着简约房屋、过渡性房屋、告别劏房计划等推出，加上北部都会区发展和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和以前大不一样，令大家很有信心一年会一个样。
我认为，不论是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还是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动力源，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上下思想都得通，如中医所言“通就不痛”。二是要清除所有障碍。我们看到，香港电台过去20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李百全接手广播处长三个月后就解决了。事实证明，事在人为，不是做不到，关键是想不想做，敢不敢做。当然这个过程会付出一些代价，可能会被人骂或是被外国政府针对，但如果愿意有担当的话就可以做到。尤其是香港的制度有很多的酌情权，酌情权当然不是违例，而是要更好地使用这个制度符合香港发展，更符合香港市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新一届特区政府执政班底的努力打拼的新风气，也令我们更加充满信心。接下来需要20万公务员尤其是政务官，打破以前那种“不做不错、少做少错，无过便是功”的旧有观念，相反必须建立“无功便是过”，如果能力不行的即使是爱国者也应该调整岗位，如果能够干得好的就必须要重用。祗有所有政府部门、所有公务员能够有只争朝夕的心态去尽快落实整个蓝图，香港才会大不一样。从过往的经历来看，不是蓝图不好，不是做不到，而是人为的拖，每一个环节都拖一点累加起来就不得了。所以，现在特首强调每个部门每天干好一件事，对此我们也要做好督促，哪怕一个部门一个月能够干好一件事，这么多部门加起来就不得了，市民大众的感受也不一样。
中评社记者：您刚刚提到一点很重要，上下思想得通，且要清除障碍。您认为，在爱国者治港下，这一点效果达到了吗？
陈勇：相比以前的进步，应该说是几何级的，尤其是政府高层核心团队。在宣誓之后，个别公务员不干的就欢送，对香港没有信心的人也欢送。毕竟很多资源是带不走的，还可以给其他人向上的机会。接下来，我认为应该摆脱以前所谓的“政治中立”，所谓的积极不干预其实就是积极不作为。现在形势变了，必须得积极作为。新一届特区政府关于公务员政策已经很清楚地指明，现在不是铁饭碗了，也不是养老院，不光可以调职，还可以炒鱿鱼。祗有如此，才能够让每一位公务员全力以赴地去工作，尽到应尽的职责。当然，我们对高层的公务员，尤其是执政团队以及政务官有更高的要求。
中评社记者：近年来，香港人才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和热议，特首李家超去年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及了多项“抢人才”举措。我们都知道，香港由治及兴的发展，不仅需要吸引大量人才，更需要思考如何留住人才。您认为，下一步香港应该要如何更好地留住外来人才？特区政府应该为外来人才留港发展提供哪些必要的政策配套保障？
陈勇：我们看到，特首施政报告中关于挽留和吸引人才部分用的是“抢”字，这足以反映特首内心的急切。要抢人才的的话，就要加快政策的推动和落实，我们作为立法会议员也会就此作出督促。事实上，特区政府也的确做到了，比如在吸引优才落户香港方面，以前可能是盼星星盼月亮也申请不下来，现在最快当天或是半天就审批下来了。很多申请优才落户香港的机构及公司也表示，从来没有感受到政府能够如此高效率，几乎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审批速度，这也再一次证明不是特区政府做不到。以前对特区政府公务员的褒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之一，这并没有说错，只是以前很多千里马不跑而已。当然，这和过去香港政坛的各种骂架乱象也有关系，尤其立法会也有责任。现在整个管治团队包括议会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且想做事，那么就要恢复大家都是千里马马不停蹄努力的状态。
一是给予人才必要的配套保障。他们来香港不会只是一个人来，因此最关心的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自己的配偶、子女，甚至是父母，这些都需要有一套解决的方案。比如，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可以给予其人才政策优惠，包括子女、医疗教育，父母安老等。尤其是这种人才家庭出生的下一代，成为人才的机会更大。我认为，既然是人才，全世界都在抢，不会没有发展前景，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找不到工作。祗有留住他的心，才能真正留住他的人，甚至留住他的下一代。
二是帮助人才对接大中华地区。很多人才的眼光不只是1000平方公里的香港，而是看背后的整个大中华地区，这对他们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要帮助这些人才对接大中华地区的事业，帮助他们融入大湾区发展。有很多人才和我们讲，香港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最多姿多彩且最自由、最安全的地方，大湾区其他地方可以作为办公室，但还是希望在香港安家。我认为，从更长远来看，如果能够让人才在香港安家，把心留在香港，然后让全球的人才像风筝一样到处飞，那这个吸引人才计划就会更成功。
三是要吸纳美国等五眼国家驱赶的中国人才、亚洲裔人才。香港没有种族歧视，不管什么肤色的人才，在香港都可以很自由、很开心的生活。同时，我们不仅要抢成熟的人才、高端的人才，还要抢在读的人才，抢人才的子弟（未来的优质股），比如东盟很多商界的领袖就希望他们的下一代或是当地优秀青年能够来香港甚至到大湾区进修。总之，就是要像美国早期那样广纳全世界的人才。
四是除了对外吸引以外，也要对内吸引住更多内地优才。香港早期的繁荣富强最重要的是有人才基础，全国各地的顶尖人才来到香港，才造就了香港的辉煌。新时代的香港发展更应该吸引更多优秀的内地人才在香港发展，他们既瞭解内地，又能够沟通内地和香港。不管是成熟的人才，还是大学本科比较优秀的来港进修的，都应该吸引。尤其在美国对中国人的歧视下，现在有很多内地家长也不太希望自己优秀的子女去美国，而香港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他们的到来也能够带动香港教学研各方面的提升。
五是在大湾区建立港人子弟学校培养人才。现在大约有40万的港人长期在内地经商、居住、就学、就读，我们希望特区政府对这40万人做研究，在大湾区有些城市建立更多的港人子弟学校，方便人才的往来及子女沟通无障碍。比如培侨中学就曾在深圳办了一个培侨信义学校，建校时聘请教师管理人才，有10倍的应征者，很多还是香港名校教师，甚至是副校长级别，而且学校一开校就供不应求。这说明大家都看好大湾区，看好香港在内地办学校，也看好香港本地的学校，尤其是香港大学大部分是排名世界前100强。不论是吸引来的国际教学级人才和研究人才，还是培养的人才，都能为香港所用，为大中华所用。
中评社记者：根据现有的外来人才置业退税政策，先要人才额外上缴30%的印花税才能置业，比如800万刚需房的印花税加上最低首付，至少要拿出320万港币的现金才有机会在香港置业。虽然人才换永居身份之后可以退还这笔额外印花税，但这样的现金流门槛对很多人才而言是难以做到的。您认为，外来人才置业退税政策是否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陈勇：其实，这方面的建议民建联已经在向特区政府提建议了。只要是愿意变成永久性居民的，现在就应该先免印花税。我们认为，并不用怕人才会走，因为他买的房子带不走。到最后如果真的违反了人才政策规定，要卖房子提前走，就再补缴回印花税即可。事实上，比起大湾区的澳门以及内地城市甚至是海外比如新加坡等，很多人才来的时候，不只是不用缴这笔“罚金”，还发“奖金”，这样一对比，香港的吸引力明显就不够了。总而言之，抢人才就得快，否则过了一个浪潮，这些人才都定居在某个地方，已经有所属之后，再去抢就不容易了。
我们也建议，除了人才置业印花税应“先免后征”之外，还应该建一些人才公寓。可能有些人才一开始不想买房，想先试一两年看看，这样就可以有一些房子作为过渡。这个过程也可以让人才对香港更熟悉，熟悉之后也更容易在香港扎根。
发展规划明确关键要“快” 加速发展需开创思维
中评社记者：2014年您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畅谈新界发展的时候，非常大胆地提出一个论断“香港未来50年靠新界”。从如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划来看，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现在来看，您认为新界有哪些独特资源可以开发利用？新界在香港未来发展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重要角色？
陈勇：最早我为什么说香港未来50年看新界，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过去，九龙和新界是英国人强租来的，因此在法理上他们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地方。除非祗有港岛爆满了才会去发展九龙，九龙爆满了才发展新界。英国人为了阻隔香港与内地，所以在新界设置了很大一块地作为隔离带，刻意制造成无人区。虽然，这块地在历史上有其动机，但回归后我们也感慨，这不就是历史留给香港的最后一块风水宝地，上哪儿可以再找这么一大片的熟地？所以，这块地也变成了香港的未来发展。
习主席在七一回归重要讲话中为香港指明了蓝图方向，特区政府也明确了“南金融、北创科”的定位，这也意味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支撑香港两个重要中心的另外一个创科中心。这个创科中心又和全国科创中心之一深圳相连，香港的创科、大学的教学与国际一流水平接轨，深圳则有已经很成熟的产业发展，这两个发动机加在一起无疑是无敌的。未来，这里可以有现代化的大学、医院、创科中心、人才公寓，还有能够符合数以十万计高端人才发展的职业等。关于未来这一篇的发展潜力，很多海外人士都很看好。我们在和东盟领事介绍时，他们就建议能否在北部都会区搞一个东盟大厦，他们要把所有领事馆搬过去。
现在整个规划方向都很明确，接下来就是要“快”。我认为，现在还是太慢了，如果明年中央领导再来视察的时候，还只是一块地就不行了，应该得像香港电台那样，三个月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当然，要加快速度发展建设，还需要有开创思维。比如，把这块画一个圈，一半是香港，一半是深圳，那么在这个区里的可以同时实行大湾区更加超前的一些政策，就像澳门横琴一样，可以实施香港的法律政策，以最快速度吸纳全球顶尖创科人才，从而爆发出更大的生产力，成为世界创科中心。这样的话，香港就不只是依靠金融了。同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也能够为世界最有潜力的创科中心提供成熟的金融服务。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新一届特区政府成立了由行政长官亲自领导的北部都会区督导委员会，同时还与深圳成立了有关专班。目前，两地也已逐步有序恢复通关，您认为下一步两地可以如何加强合作加速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建设？
陈勇：我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可以参考澳门和横琴合作模式，由广东省省长和特首共同担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且由常务副省长和政务司或财政司司长亲自执行。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合作区的发展很快速，他们的法律可以为了发展需要一个月一个样的进行设计，而且目前横琴那边的上网信号已经和世界接轨。北部都会区发展建设如果做好了，对香港是革命性的提升，因此一定要以结果为目标，用最优秀最合适的官员去干此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还可以辐射到周边。比如，大榄隧道周边的地可以造两个太古城，再比如元朗那块地以及一些工业用地和临时村屋都可以重新规划发展。新界有很多原居民的村屋大多是三层楼高，这是因为当时英国人的管治理念是要把整个新界变成军事隔离带用来打仗，所以不希望这里有所发展。现在形势已经变了，就可以把这些村屋拆了重新规划，盖成最少30层甚至50层的高楼，然后给村民每人一个单位的房，甚至多一个单位，这样一座大厦就解决了一个村原本的居住需求，而且腾出来的地方重新规划变成很多的新市镇。每个人都希望发展，所在地区发展起来了，村民们自然也非常欢迎。如果照着这个思路发展，且不说700万香港人，再多700万都能够容纳的下。
中评社记者：今年是港珠澳大桥落成开通第五年，日前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香港配额增发至1800个。我们知道，作为世界第一的跨海大桥，其能量远不止是通行功能与“大桥经济”，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充分利用好港珠澳大桥推动“桥头经济”发展，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您曾提及可在此区发展“经济岛”模式，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您的想法？
陈勇：这是当时的一个初步构想，还需要靠特区政府和相关的专家去论证、推动，令我们比较鼓舞的是这种初步的构想也得到了各方认同。港澳珠澳大桥的桥头是珠海、澳门和香港，后来香港也填了一个桥头的位置。可以围绕东涌桥头这一块作为一个辐射的环岛，还可以在元朗、屯门这些边境的经济带，打造几个经济会议的商务中心、购物城等等，游客不仅如此市区也能满足衣食住行、购物、旅游、吃喝玩乐等一系列需求。这样香港再容纳几百万旅客都没有问题，同时不仅可以促进经济，也能大大舒缓对香港各居民区的影响。正如现在的机场，通过疫情三年时间打造了一个机场城市，变成一个超级的商业广场，这样不出机场也能买到在尖沙咀、旺角等地买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那些非常忙碌的商务人士来说非常方便。
其实，澳门横琴也是这个概念。澳门的每个赌场都是一个小的城镇，到澳门后有专门的车接去赌场，然后几乎可以不用出来就可以满足需求。所以，澳门的街道很窄，但却没有那么堵。香港则是缺乏整体布局，我认为应该要像太空站一样，把商务舱、旅游舱、科研舱以及中央控制舱等都分开，互不干扰，这样就可以不断地扩建也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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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香港中文大学法律与公共事务硕士，现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副主席、新界社团联会（新社联）理事长、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
代表委员进入立法会体现一国两制
中评社记者：祝贺陈主席再次连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知道，您在全国参政议政平台已经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也在去年当选成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进入香港参政议政平台。您如何看待立法会加入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
陈勇：我们看到，2019年香港经历了“黑暴”港独事件，好在中央及时出台了港区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港人治港”，香港才重回正轨，恢复今天的繁荣稳定。其中，完善选举制度后，立法会加入了一个新的界别，即全国人大政协和全国性团体界别。这个界别需要兼顾一国，又要兼顾两制，既要站在香港的角度为香港各界谋福祉、支持特区政府更好地施政，同时又要代表全国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因此，这个组别也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初心。
同时，立法会有很多界别，但不论是代表其地区还是代表自己界别的利益，难免会出现一些争拗，以及各界难以平衡的问题。比如简约公屋，站在一个区的利益角度来看当然是不乐意的。这就需要跨越界别的组别来进行平衡，目前选委界别和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性团体界别都属于超越界别利益的组别，他们要看的是整个香港利益，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说完善新选举制度追求的是优质民主，如果大家都只按照各自的小范围利益行动的话，香港就不可能有大共识。尤其是在香港某些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整合的时候，如果有的人只是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或是短期利益，就容易损害香港利益、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后导致人人受害。因此，新的制度也更能体现兼顾整个国家和香港以及市民的根本长远利益，尤其是在面对短期局部利益的时候就更具有前瞻性，而且能够更长远地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