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初中政治教科书“国家观念”变迁研究

台湾地区政治教科书与历史教科书普遍存在着“独化”问题

  中评社╱题:台湾地区初中政治教科书“国家观念”变迁研究 作者:肖振南(厦门),华侨大学港澳台青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政策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摘要】政治科直接教授学生政治常识、构建学生的国家观念,就国家认同教育而言,政治科承载的责任极大。采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法,发现二十多年来台湾初中政治教科书的国家观念呈现不断“去中国化”同时“台湾化”上升的趋势。鉴于学校政治教育对学生国家观念的影响较大,当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危机与九年一贯制初中政治教科书传播的“台湾化”国家观念有较紧密的联系。台湾地区各学科各学段教科书的“再中国化”修改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应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尽快启动这项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台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本应是所有台湾人民毫无疑义的信念。但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台湾人的国家认同观念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其中尤以青年人为甚。对此,很多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视角进行了探究〔1〕。从教育学视角,不少学者研究发现,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危机与“去中国化”的历史科教育紧密相关。谢大宁以历史课纲修订为切入口,剖析了台湾自李登辉时期以来的认同改造工程及其对年青一代国家观念的影响〔2〕。李理认为“去中国化”的历史教科书编纂,最终目的是培养与形塑台湾青少年新的民族与国家认同〔3〕。政治科直接教授学生政治常识、构建学生的国家观念,就国家认同教育而言其承载的责任极大,然而学者们目前对台湾中学政治科的关注很少,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载体。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文本。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手捧着这小小的文本成长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4〕。在学校教育中,教科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教科书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教科书传递的只是“正式的知识”,而非中立的知识,因为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达成其教化人民及继续维持其统治权力的目的都会透过国家机器对全国教育事务的推动,传达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些意识形态的灌输与传送,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透过各级学校课程及其教科书的内容〔5〕。那么,台湾地区政治教科书在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上有无立场?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台湾中学政治教科书教授学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观念?台湾地区青年一代的“独化”与政治科的学习是否有关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中小学教科书包括政治、历史、语文等学科的“再中国化”是一项浩大的复杂工程,有必要未雨绸缪早做研究和筹画,以利于统一之后台湾的教育治理。

  学者认为,广义的国家,指涉一切治权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它可以笼统的包括希腊的“城邦”、罗马的“帝国”,近代的“民族国家”、东方的“专制王朝”以及非洲的“部落”等。狭义的国家一般指近代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6〕。本研究取其狭义,即现代常用的民族国家概念。一般认为,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四个,即国土或领土、人口(民族)、文化(语言)、主权或政府等。本研究所谓的教科书国家观念是指台湾教科书中所蕴含的国家认同教育倾向,是“大中国认同”,教导学生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强调两岸在领土、民族、文化和主权等方面的联结,抑或是“大台湾认同”,教导学生认同台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试图割裂台湾和大陆在领土、民族、文化和主权等方面的联结。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法,呈现三十多年来台湾初中政治教科书中所蕴含国家观念的变迁,并尝试探讨其与台湾青年国家认同观念异化的关系。内容分析法是一种概括性的、量化的讯息分析方法,它需要遵循科学方法的标准,包括先验设计、信度、效度、可推广性、可复制性,以及以理论为基础的假设检验〔7〕。内容分析法是教育学研究常用的方法,一般以教材、课纲等为分析文本,将文本中的文字、图形、表格等非量化的信息,转变为客观的、可计量的数字,为后续研究提供实证数据。以下说明本研究内容分析的具体步骤〔8〕。

  (一)文本选择

  本研究选择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统编版(简称“90年代版”)、21世纪初的“九年一贯制”版(简称“九年一贯版”)和最近几年刚出版的十二年“国教”版(简称“十二年国教版”)三套教科书中的初中政治教科书作为分析文本。“90年代版”教科书由当时台湾的“国立”编译馆编纂,供全台所有中学使用。1990年代末期起,台湾地区实行“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允许非官方的出版社编辑出版教科书。二十多年来,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等大学教授主编、南一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教科书市场占有率一直居于前三的位置,故选择南一版教科书作为“九年一贯版”和“十二年国教版”的分析文本。

  (二)分析工具

  1、分析单元

  在内容分析法中,单元是能够确定的讯息或讯息的组成部分,被用于确定研究总体和抽样样本。单元可以是言辞、人物、主题、时间周期、演讲陈述或对话,也可以是任何“将传播进行分解”的元素。教科书文本分析时常用的单元有章、课、主题、页、段、词、句、字等,选择什么样的分析单元应依据研究的目的和条件设定。台湾初中政治教科书90年代版的编排体例主要为“篇、章、节”,每册有5到6篇,每篇有3到5章,每章若干节。九年一贯版教科书的编排体例为“主题、单元”,每册3到4个主题,每个主题2到6个单元。十二年“国教”版教科书的编排体例为“篇、单元”,每册3篇,分为4到6个单元。90年代版初中政治类教科书共16册,合计1158个分析单元;九年一贯版政治教科书共6册,合计730个分析单元;十二年“国教”版共6册,合计641个分析单元。

  (图1:类目概念架构图)


  2、分析类目表

  本研究并没有直接可以采用的类目分析表,故在借鉴相关类目表和先前研究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在研发类目表时,研究者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充分审读两岸相关研究文献,借鉴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多次谘询课程专家、政治教科书研究专家;三是反复论证分类的科学性,不断修改、补充和调整。“主类目”和“次类目”开发过程如下:

  (1)主类目之拟定

  一般认为,国家有四大构成要素:国土(领土)、人口(民族)、文化(语言)、主权(政府),本文将之作为主类目编制的主要依据。类目概念架构如图1所示。

  (2)次类目之拟定

  本研究次类目的制定主要参考了肖振南“台湾社会教科书国家观念主题类目表”〔9〕,胡育仁“台湾社会教科书本土化内容分析类目表”〔10〕,陈盈宏“社会科国族概念分析主题类目表”〔11〕。在阅读研究对象文本、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征询学科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研究者拟定了“中国地理景观”、“台湾各县市”等“国土”主类目之次类目,“中国人”、“台湾人”等“人口”主类目之次类目,“汉语、国语、普通话”、“原住民文化”等“文化”主类目之次类目,“提及光复或台湾光复的”、“提及郑氏或郑氏王朝(时代)的”等“主权”主类目之次类目。对拟定的主、次类目进行解释、说明和举例以便于专家效度和编码员间信度检验(参见表1)。

  (三)效度与信度

  1、专家效度

  效度是指对所要测量概念的代表程度〔12〕。如果一个测量工具能测量出使用者声称它所测量的,那便是有效的测量工具。如果从现有文本中得出的推论,经得起独立存在的证据、新的观察、其他理论或诠释的考验,或可以影响行为的话,那内容分析便是有效的〔13〕。主、次类目拟定后,我们交由专门从事政治科教材教法、华语文研究的五位专家审读,进行专家效度检核。专家对主、次类目及其变项逐条考量,提出“适合”、“修改后适合”或“不适合”的评判。根据多数专家的意见,对“修改后适合”的次类目,要求专家给出修改意见,删除“不适合”之次类目,补充了一些次类目。

  经专家效度检核之后的内容分析主题类目表如下:

  (表1:台湾地区初中政治教科书国家观念主题类目表〔15〕)

  2、编码员间信度

  信度是指一种测量方法在多次重复试验过程中得到相同结果的可能性。当使用人工编码进行内容分析时,典型的信度类型是“编码员间信度”。所谓编码员间信度是指两位及两位以上编码员就测量变量所达成的一致性程度〔14〕。研究者要以测量信度来展示所获数据的可信任程度,如果测试的结果具有说服力,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分析数据,否则数据不可靠,难以证明分析有用〔16〕。在不剔除偶然因素的条件下,一致性信度系数大于或等于0.80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可以接受的。有学者认为,交互评分者或编码员的信度宜达0.85-0.90〔17〕。内容分析法的编码员间信度检验是测度不同编码者是否能将同一内容归入相同的类目中。不同编码员所作归类的一致性越高,文本分析的信度也越高;一致性越低,文本分析的信度也越低。编码员间信度检验的计算公式和步骤如下:〔18〕

  (1)求相互同意值:

  相互比较同意值:Pi = 2M/(N1+N2)
    M:彼此同意的项目数
    N1:第一编码员分析之单元主题数
    N2:第二编码员分析之单元主题数

  (2)求平均相互同意值(P)
    P=∑Pi/N
    N:相互比较的次数
    ∑Pi全体编码员间相互比较同意值之和

  (3)求编码员间信度(R)
    R=nP/1+〔(n-1)P〕
    n:编码员的人数

  以下说明本研究内容分析信度检验的要求和步骤:

  1、编码员文化素质不高、培训不充分、编码员疲劳等因素会影响信度检测,选取编码员时,我们主要考虑如下几点:(1)综合素质较高,在研究者阐释后,能准确领会研究目的,理解各种主次类目的意涵及其具体指向;(2)能认真完成至少半个小时的测试;(3)耐心细致,认真参加编码员培训;(4)其主修专业与本研究相关。

  2、研究者随机挑选了90年代版、九年一贯版、十二年“国教”版教科书各两册,共计6册;每册各随机选择15个分析单元,共计90个分析单元作为信度检验的抽样文本。编码原则如下:

  (1)在一个分析单元中,如果重复出现次类目中的内容,该分析单元的次类目只计一次;(2)同一次类目内容如果在不同分析单元出现,每一分析单元计一次;(3)划计依次类目中的解释说明进行,不限于说明中列举的项目;(4)仅以教科书正文作为分析文本,序言、图表中文字及所附说明文字,十二年“国教”版中的“酷知识”、“广阅读”,九年一贯版中的“放大镜”、“想一想”,90年代统编版中的“注释”、“作业”等栏目之文字不作为内容分析的文本。

  3、研究者将“台湾地区初中政治教科书国家观念主题类目表”和随机抽中的文本发给四位编码员审读,阐明以上归类原则和划计方法,请编码员就抽中的分析单元依照类目表的主次类目归类与记录。

  4、四位编码员就抽样文本,依类目表归类和划记,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编码员间信度。本研究之编码员两两间相互同意值如表2所示,平均相互同意值为0.77,编码员间信度为0.93。

  (表2:评分员相互同意值表)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以下逐一量化呈现台湾地区三个时期三个版本,即90年代版、九年一贯版、十二年“国教”版初中政治教科书所蕴含的国家观念。

  (一)90年代版初中政治教科书的国家观念

  90年代版主类目“国土”下“中国化”次类目出现的次数为451,除以分析单元数1158,可得“中国化”比例为38.9%;“台湾化”次类目出现的次数为53,除以1158,可得“台湾化”比例为4.6%。以此类推,在主类目“人口”下,“中国化”比例为4.7%,“台湾化”比例为0.05%;“文化”主类目下分别为“中国化”和“台湾化”次类目出现的比例为25.6%和0.6%;“主权”主类目下“中国化”和“台湾化”分别为0.5%和0.01%。从表3可以看出,90年代版政治教科书四个主类目的国家观念,“中国化”都要远高于“台湾化”。如果将各主类目“中国化”比例减去“台湾化”比例而后所得各值相加,则合计为64.4%。因此,90年代版政治教科书“中国化”国家观念鲜明,“台湾化”色彩不明显,学生受到较为强烈的“一个中国”国家观念教育。虽然李登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权力稳固之后频繁地提出各种形式的“两国论”,如1994年《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鼓吹的“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个国际法人”等谬论〔19〕,甚至于1997年出版了充满“台独”色彩的《认识台湾》教科书,但这一时期的政治教科书尚未被修改,延续了两蒋时期一个中国的论述。

  (表3:90 年代版国家观念“中国化”与“台湾化”合计比例汇总表)

  (二)九年一贯版初中政治教科书的国家观念

  九年一贯版初中政治教科书主类目“国土”下“中国化”次类目出现的次数为162,除以分析单元数730,可得“中国化”比例为22.2%;“台湾化”次类目出现的次数为131,除以730,可得“台湾化”比例为17.9%。以此类推,在主类目“人口”下,“中国化”比例为2.6%,“台湾化”比例为6.5%;在主类目“文化”下,“中国化”和“台湾化”次类目比例分别为13.2%和16.0%;在主类目“主权”下,“中国化”和“台湾化”次类目比例分别为0.4%和1.9%。从表4可以看出,九年一贯版政治教科书的国家观念,只有“国土”维度“中国化”高于“台湾化”。如果将各维度“中国化”的比例减去“台湾化”的比例,然后所得各项相加,则合计为负值的-3.9%。与90年代版相比,教科书中的“台湾化”已经超过了“中国化”,教科书“台湾认同”的国家观念凸显出来。这一版本初中政治教科书的“去中国化”与历史教科书是同步的,其政治根源是陈水扁当局任命“台独”分子杜正胜担任“教育部长”,赶在民进党下台前完成了“独化”教科书的推行〔20〕。

  (表4:九年一贯版国家观念“中国化”与“台湾化”合计比例汇总表)

  (三)十二年“国教”版初中政治教科书的国家观念

  十二年“国教”版“国土”主类目“中国化”次类目出现的次数为33,除以分析单元数641,可得“中国化”比例为5.1%;“台湾化”次类目出现的次数为104,除以641,可得“台湾化”比例为16.2%。以此类推,在“人口”主类目下“中国化”次类目比例为6.4%,“台湾化”比例为12.5%;“文化”主类目则分别为4.5%和10.1%;“主权”主类目则分别为0.8%和12.3%。如表5所示,十二年“国教”版国家观念倾向,四个主类目“台湾化”都要显着高于“中国化”。如果将各主类目“中国化”比例合计再减去“台湾化”比例合计,则可得一个较大的负值-34.3%。这说明台湾地区十二年“国教”版初中政治教科书的“台湾化”要远高于“中国化”。在这一版本的教科书里,没有“一个中国”,几无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联结,“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表述随处可见,“台湾认同观”得以完全确立。马英九当局执政八年,在课纲及教科书“再中国化”问题上迟滞和无为〔21〕,蔡英文上台后完全掌控了十二年“国教”课纲修订议程,出版当下完全“独化”的教科书也就不难理解了。

  (表5:十二年“国教”版国家观念“中国化”与“台湾化”合计比例汇总表)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台湾地区二十多年来三个时期初中政治教科书“国家观念”的定量内容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四个主要结论:

  1、从国家观念各主类目的统计数据来看,台湾地区初中政治教科书自上个世纪90年代统编版到目前正在使用的十二年“国教”版,其教科书国家观念呈现了一个不断“去中国化”,同时“台湾化”不断强化的趋势。

  2、九年一贯版初中政治教科书中“台湾化”的国家观念已经明显超过“中国化”,到了十二年“国教”版,教科书中的“台湾认同”已经完全替代“中国认同”。

  3、台湾青年以18岁到29岁为计,出生年份为1993年到2004年之间,其初中阶段所习教材正是21世纪初在全台推广的九年一贯版教科书。鉴于我国各地普遍重视基础教育,初级中学的政治科教育对学生思想观念影响较大,本研究认为当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危机与九年一贯制初中政治教科书传播的“台湾化”国家观念有较紧密的关系。

  4、十二年“国教”初中政治教科书所蕴含的国家观念几近完全“台湾化”,“一个中国”荡然无存,在内外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未来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可能更为严峻。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鉴于台湾地区政治教科书与历史教科书一样普遍存在着“独化”问题,有必要加强对台湾小学、中学和大学政治类教科书的研究和批判;

  2、台湾地区各学科各学段教科书的“再中国化”修改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应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尽快启动这项工作。

  3、编写适合台湾学生阅读的政治类教辅读物,重点讲好祖国的政治故事,以便将来加强台湾地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教育,进而强化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台湾青年国家认同危机与中学政治教科书国家观念研究”(CAA180240)

  注释:

  〔1〕邓小冬:《台湾当局“去中国化”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台湾研究》2020年第4期,第47-56页。

  〔2〕谢大宁:《台湾历史课纲所牵涉的认同问题及其发展》,《台湾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3页。

  〔3〕李理:《去中国化的台湾历史教科书编纂》,《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2期,第26-36页。

  〔4〕石鸥:《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第92-97页。

  〔5〕蓝顺德:《教科书意识形态——历史回顾与实证分析》,台北:华胜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41页。

  〔6〕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6页。

  〔7〕[美]金伯莉·纽恩多夫:《内容分析方法导论》,李武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8页。

  〔8〕姚冬琳:《内容分析法在教科书研究中的应用》,《现代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第45-48页。

  〔9〕肖振南:《台湾地区青年“国家认同”危机与社会教科书国家观念变迁》,《台湾研究》2020年第6期,第73-81页。

  〔10〕胡育仁:《社会科教科书本土化之分析研究》博士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00年,第86页。

  〔11〕陈盈宏:《解严后社会科教科书中国族概念之转变》博士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06年,第89-91页。

  〔12〕[美]金伯莉·纽恩多夫:《内容分析方法导论》,李武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21页。

  〔13〕[美]Klaus Krippendorff:《内容分析:方法学入门》,曹永强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365页。

  〔14〕[美]金伯莉·纽恩多夫:《内容分析方法导论》,李武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65页。

  〔15〕肖振南:《台湾地区青年“国家认同”危机与社会教科书国家观念变迁》,《台湾研究》2020年第6期,第73-81页。

  〔16〕[美]Klaus Krippendorff:《内容分析:方法学入门》,曹永强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96页。

  〔17〕王文科、王智弘:《教育研究法(增订十六版)》,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442页。

  〔18〕[美]金伯莉·纽恩多夫:《内容分析方法导论》,李武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81-186页。

  〔19〕李松林:《台湾政局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9页。

  〔20〕谢大宁:《台湾历史课纲所牵涉的认同问题及其发展》,《台湾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3页。

  〔21〕邓小冬:《台湾当局“去中国化”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台湾研究》2020年第4期,第47-56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1月号,总第301期)

台湾地区政治教科书与历史教科书普遍存在着“独化”问题

  中评社╱题:台湾地区初中政治教科书“国家观念”变迁研究 作者:肖振南(厦门),华侨大学港澳台青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政策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摘要】政治科直接教授学生政治常识、构建学生的国家观念,就国家认同教育而言,政治科承载的责任极大。采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法,发现二十多年来台湾初中政治教科书的国家观念呈现不断“去中国化”同时“台湾化”上升的趋势。鉴于学校政治教育对学生国家观念的影响较大,当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危机与九年一贯制初中政治教科书传播的“台湾化”国家观念有较紧密的联系。台湾地区各学科各学段教科书的“再中国化”修改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应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尽快启动这项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台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本应是所有台湾人民毫无疑义的信念。但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台湾人的国家认同观念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其中尤以青年人为甚。对此,很多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视角进行了探究〔1〕。从教育学视角,不少学者研究发现,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危机与“去中国化”的历史科教育紧密相关。谢大宁以历史课纲修订为切入口,剖析了台湾自李登辉时期以来的认同改造工程及其对年青一代国家观念的影响〔2〕。李理认为“去中国化”的历史教科书编纂,最终目的是培养与形塑台湾青少年新的民族与国家认同〔3〕。政治科直接教授学生政治常识、构建学生的国家观念,就国家认同教育而言其承载的责任极大,然而学者们目前对台湾中学政治科的关注很少,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载体。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文本。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手捧着这小小的文本成长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4〕。在学校教育中,教科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教科书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教科书传递的只是“正式的知识”,而非中立的知识,因为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达成其教化人民及继续维持其统治权力的目的都会透过国家机器对全国教育事务的推动,传达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些意识形态的灌输与传送,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透过各级学校课程及其教科书的内容〔5〕。那么,台湾地区政治教科书在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上有无立场?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台湾中学政治教科书教授学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观念?台湾地区青年一代的“独化”与政治科的学习是否有关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中小学教科书包括政治、历史、语文等学科的“再中国化”是一项浩大的复杂工程,有必要未雨绸缪早做研究和筹画,以利于统一之后台湾的教育治理。

  学者认为,广义的国家,指涉一切治权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它可以笼统的包括希腊的“城邦”、罗马的“帝国”,近代的“民族国家”、东方的“专制王朝”以及非洲的“部落”等。狭义的国家一般指近代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6〕。本研究取其狭义,即现代常用的民族国家概念。一般认为,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四个,即国土或领土、人口(民族)、文化(语言)、主权或政府等。本研究所谓的教科书国家观念是指台湾教科书中所蕴含的国家认同教育倾向,是“大中国认同”,教导学生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强调两岸在领土、民族、文化和主权等方面的联结,抑或是“大台湾认同”,教导学生认同台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试图割裂台湾和大陆在领土、民族、文化和主权等方面的联结。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法,呈现三十多年来台湾初中政治教科书中所蕴含国家观念的变迁,并尝试探讨其与台湾青年国家认同观念异化的关系。内容分析法是一种概括性的、量化的讯息分析方法,它需要遵循科学方法的标准,包括先验设计、信度、效度、可推广性、可复制性,以及以理论为基础的假设检验〔7〕。内容分析法是教育学研究常用的方法,一般以教材、课纲等为分析文本,将文本中的文字、图形、表格等非量化的信息,转变为客观的、可计量的数字,为后续研究提供实证数据。以下说明本研究内容分析的具体步骤〔8〕。

  (一)文本选择

  本研究选择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统编版(简称“90年代版”)、21世纪初的“九年一贯制”版(简称“九年一贯版”)和最近几年刚出版的十二年“国教”版(简称“十二年国教版”)三套教科书中的初中政治教科书作为分析文本。“90年代版”教科书由当时台湾的“国立”编译馆编纂,供全台所有中学使用。1990年代末期起,台湾地区实行“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允许非官方的出版社编辑出版教科书。二十多年来,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等大学教授主编、南一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教科书市场占有率一直居于前三的位置,故选择南一版教科书作为“九年一贯版”和“十二年国教版”的分析文本。

  (二)分析工具

  1、分析单元

  在内容分析法中,单元是能够确定的讯息或讯息的组成部分,被用于确定研究总体和抽样样本。单元可以是言辞、人物、主题、时间周期、演讲陈述或对话,也可以是任何“将传播进行分解”的元素。教科书文本分析时常用的单元有章、课、主题、页、段、词、句、字等,选择什么样的分析单元应依据研究的目的和条件设定。台湾初中政治教科书90年代版的编排体例主要为“篇、章、节”,每册有5到6篇,每篇有3到5章,每章若干节。九年一贯版教科书的编排体例为“主题、单元”,每册3到4个主题,每个主题2到6个单元。十二年“国教”版教科书的编排体例为“篇、单元”,每册3篇,分为4到6个单元。90年代版初中政治类教科书共16册,合计1158个分析单元;九年一贯版政治教科书共6册,合计730个分析单元;十二年“国教”版共6册,合计641个分析单元。

  (图1:类目概念架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