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海霞论同盟声誉与国际冲突：崛起国的应对
中评社北京4月27日电（实习记者 王博麟）4月25日下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举办了以“同盟声誉与国际冲突”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讲师刘旻玮主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漆海霞受邀主讲。漆海霞表示，在面临“权力转移”的情况下，崛起中的国家想要比较成功地应对当今的复杂形势，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关注“同盟声誉”和“国际冲突”这两个问题。
漆海霞认为，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底线的最低限度是“战略信誉”。一个大国只有拥有了“战略信誉”，承诺才是可信的，其他国家才会保证比较合理的期望，从而形成国际合作上的良性循环。例如冷战时期谈论“核竞争”与“核战略”的时候就用到了“战略信誉”的概念，如果一个国家在威慑的领域拥有很强的信誉，这种信誉是可信的，会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这是“战略信誉”在崛起国与霸主国双方互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漆海霞指出，目前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崛起国和霸主国都有许多周边国家，需要考虑机制等复杂情况。例如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时候，美国在日本、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海洋争端过程中，不光是同中国来进行信号传递，也与盟友做了信号的传递。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信号同时释放给两方，如果美国的盟友收到这个信号，会觉得比较安心，更大胆与中国对抗。中国收到这个信号，会担心这是威慑，所以可能会保持克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一个信号，当不同的双方接收到的时候，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解读。
漆海霞强调，同一个举动会导致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是增加冲突风险，另一方面是降低冲突风险。霸主国的声誉在延伸威慑中可能会受到其两个相反方向的冲突风险影响，如果从崛起国的视角来看，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与很多周边的国家，包括霸主国的盟友产生纠纷和冲突。为什么有些情况下这种纠纷没有引起霸主国的全面卷入，其实这个问题是同样的道理，美国的信号会被美国的盟友和中国同时解读，崛起国的信号也会被霸主国和霸主国的盟友同时解读。
漆海霞指出，崛起国能否规避掉最大规模的遏制战，核心在于霸主国。霸主国认为崛起国崛起了，显然会坚决抵制。但是如果霸主国认为崛起国的崛起可能是可容纳的，是可以两者并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霸主国可能会试探，甚至制造一些小规模的冲突。霸主国对崛起国的性质判断，是霸主国决定对这个崛起国遏制到什么程度的关键所在，而性质判断深受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释放的信号影响。什么样的信号是更可信呢？这涉及到“沉默成本”和“观众成本”的概念，如果某些信号付出的成本比较多，那么其可信度会比较高，而行为往往会比语言有更强的说服力，因此当崛起国与霸主国的盟友之间陷入争端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观察出崛起国真正的意图，崛起国的举动也是霸主国对崛起国信号判断的关键所在。
漆海霞讨论了三方情况不完全信息下的多轮博弈，表示如果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比较重视道义因素，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都做到的话，可能会使本国的实力和合法性增强。霸主国在互动中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重视信誉，一种是不重视信誉。如果崛起国比较重视信誉，那么第三国就算是与崛起国有摩擦，也能比较放心跟崛起国签订条约，接受谈判的可能性会增加。但是如果崛起国不守信用，第三国可能不会轻易选择妥协。如果崛起国比较重视“声誉”，第三国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谈判而不急于对抗，崛起国的崛起相应来说受到的阻力会比较小。相反则相互对抗的可能性会增加。
漆海霞表示，同盟本身是一个结成联盟的选择过程。各个国家在选择盟友的时候，往往会反覆斟酌，选择可靠的盟友，所以结盟这个过程中的“选择效应”，导致了结成盟友的国家大部分是比较可靠的。而在结盟之后的同盟困境里面，声誉又产生一个“调节效应”，最后得到牵连的结果。也就说是如果“选择效应”和“调节效应”同时产生的话，声誉通过“选择效应”删除掉了很多不守信用的国家，因此能结盟的国家声誉都比较强。那么同盟的国家中，声誉有三个影响渠道，第一个是影响潜在的确认者进行威慑，第二个是可能会纵容道德风险，纵容同盟，第三个就是约束，最后冲突的风险则取决于国家能否有效管控组织的盟友。
中评社北京4月27日电（实习记者 王博麟）4月25日下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举办了以“同盟声誉与国际冲突”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讲师刘旻玮主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漆海霞受邀主讲。漆海霞表示，在面临“权力转移”的情况下，崛起中的国家想要比较成功地应对当今的复杂形势，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关注“同盟声誉”和“国际冲突”这两个问题。
漆海霞认为，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底线的最低限度是“战略信誉”。一个大国只有拥有了“战略信誉”，承诺才是可信的，其他国家才会保证比较合理的期望，从而形成国际合作上的良性循环。例如冷战时期谈论“核竞争”与“核战略”的时候就用到了“战略信誉”的概念，如果一个国家在威慑的领域拥有很强的信誉，这种信誉是可信的，会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这是“战略信誉”在崛起国与霸主国双方互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漆海霞指出，目前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崛起国和霸主国都有许多周边国家，需要考虑机制等复杂情况。例如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时候，美国在日本、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海洋争端过程中，不光是同中国来进行信号传递，也与盟友做了信号的传递。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信号同时释放给两方，如果美国的盟友收到这个信号，会觉得比较安心，更大胆与中国对抗。中国收到这个信号，会担心这是威慑，所以可能会保持克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一个信号，当不同的双方接收到的时候，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解读。
漆海霞强调，同一个举动会导致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是增加冲突风险，另一方面是降低冲突风险。霸主国的声誉在延伸威慑中可能会受到其两个相反方向的冲突风险影响，如果从崛起国的视角来看，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与很多周边的国家，包括霸主国的盟友产生纠纷和冲突。为什么有些情况下这种纠纷没有引起霸主国的全面卷入，其实这个问题是同样的道理，美国的信号会被美国的盟友和中国同时解读，崛起国的信号也会被霸主国和霸主国的盟友同时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