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新冠疫情及两岸合作治理——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
中评社╱题：台湾地区新冠疫情及两岸合作治理——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 作者：宫高杰（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徐梦琪（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生
【摘要】自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地区的感染人数持续上升，疫情的安全风险不断扩大。目前，台湾地区的新冠疫情发展呈现潜在性、扩散性、不确定性等多重特征。而台湾当局在应对疫情局势上凸显颓势。缺乏系统的防疫应急体系导致难以有效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信息掌握不对称引发民众的恐慌心理。民进党当局更是将疫情政治化，藉抗疫之名图谋加入世卫组织。根据非传统安全理论，两岸未来可以“共享安全”为原则，促进两岸防疫经验互学互鉴；以“有效安全”为目标，增强两岸疫情合作的互适性；以“安全机制”为框架，建构两岸常态化的疫情合作制度，打造两岸抗疫命运共同体。通过提升两岸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合作治理水平，有效解决此次疫情带来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一直以来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大安全威胁，而非传统安全所具有的复杂性、关联性、破坏性等表征也让世界各国和地区间不断树立起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意识，在合作中寻求有效的应对举措。新冠疫情作为新型传染性疾病，给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各行为体的互动交往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聚焦于台湾地区新一轮的疫情发展态势，台湾地区未来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高位感染和确诊期。台湾地区此轮疫情是否具有一些新的表现和特征？面对新一波疫情冲击，台湾地区为何显现出“抗疫疲乏”之颓势和陷入防疫之安全困境？两岸未来在新冠疫情防疫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层面是否有可发展的空间？本文通过藉助非传统安全相关理论，试图对前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传统安全理论及在台湾地区的适用
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人类和国际社会的焦点议题，任何区域性或国际性的问题，其本质都会回归到安全议题上来。而安全的指涉范围广、产生的影响大，关乎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无论是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还是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亦或是经济、生物、环境等其他安全，其核心要义都在于安全二字，传统与非传统、经济与环境等仅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一）安全的内涵与类属
对于安全的认知，学界有着不同的解读。国内外学界多以主观认知或主客观结合视角来看待安全的涵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认为安全与生存密不可分，“当一个问题被表述为对所指涉对象构成生存的威胁时，安全问题就产生了”，但他们幷不狭隘地认识安全，认为安全具有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指涉。〔1〕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C Williams）对布赞等人的“安全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吸收，认为该理论仅将安全视为一种认知和言语上的体现，“无法把握和体现当代国际政治进程以及复杂的交流制度之间的关系”，主张适当扩大安全化理论的适用和解释范围。〔2〕奥利·维夫（Ole W.ver）以过程视角来解释安全的维度，强调安全作为“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形成以意图为基础，以一种“言语上的政治行为”确认安全问题的存在，〔3〕因为“言语不仅是描述性的，本身也具有行事功能，用以完成行动”。〔4〕也有学者从主客观结合视角来解读安全的涵义，阿诺德·沃尔福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是一种“免于威胁的自由”。〔5〕大陆学者王逸舟将“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状态”作为安全讨论的起点，是主客观结合论的支持者。〔6〕余潇枫等将安全视为心理上的一种状态，即“安全感”，但也是在主客观结合基础上强调安全的主观成分。〔7〕台湾学者张登及从安全的类别出发，认为所有类型的安全都要回到一个核心的概念——“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但他依旧采用的是主客观二分法界定安全的概念。〔8〕
对安全内涵的辨析进一步引发了对安全的外延——安全类属的探讨。由安全所衍生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形态，在冷战结束后形成正式的分野，学界也多以此为划分。陆忠伟等就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冷战后国家安全观念的扩展和延伸，将非传统安全视为“除地理和政治上的国家实体以外更广泛的安全”，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和威胁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稳定与安全的跨国性安全问题”，通过藉助比较分析来寻求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核心内涵。〔9〕朱锋将非传统安全视为安全理论范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因为它将安全的指涉对象转向了广义的人的安全。〔10〕陈先才将非传统安全视为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即“安全观念与现实存在的问题”，他也认同前述陆忠伟的观点，将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归结于“非政治和军事威胁因素引发的跨国性安全问题”。〔11〕但李开盛等人则主张回归安全理论本身，将安全指涉对象和主导价值作为区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分野，认为以冷战结束的时间框架作为区分两种安全形态的方法较为笼统，不能够对安全的学科体系进行清晰呈现。〔12〕台湾学者黄秋龙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相互指涉的，而这样的互动会使安全的范围、层次、领域相应的扩大化”。〔13〕一些区域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安全的主观性所带来的局限，约恩·多思（J.rn Dosch）在对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发现，由于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及所感受到的威胁程度不一致，往往导致东盟内部不能形成统一的决策与实践，对于非传统安全的应对也停留于纸面。〔14〕大卫·阿拉塞（David Arase）认为非传统安全更聚焦于人的安全而弱化国家的安全，他将威胁来源的非军事性作为划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准。〔15〕对于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跨区域威胁，学界集中于对不同次区域的竞争与冲突作为研究背景，试图在这样的安全进程中寻求良方，以解决不同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16〕
（二）台湾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议程与局限
对于台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与两岸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学界在表现、成因、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两岸非传统安全的制度化建设视角来看，张文生等系统论述了影响两岸非传统安全的几大因素，认为要解决两岸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行动机制和信任措施。〔17〕从安全的价值观视角来看，唐桦等侧重于两岸共同文化的认同和共有价值观视角建构两岸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新路径，认为通过非传统安全合作过程有助于“塑造两岸民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而这种向心力和认同感又将为两岸和平发展大局奠定心理基础。〔18〕回归安全的本质，从广义的人类安全视角出发，台湾地区学者王昆义等认为，由于两岸间的任何非政治议题都可能被“安全化”，因此若要实现两岸在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需超越安全的政治意涵，回归到人的安全上来，通过塑造共同的安全认知，实现跨越争议的安全合作。〔19〕对于疫情安全的分析，台湾地区学者以非传统安全主体视角分析了国际组织、国家、民众等在应对疫情时显现出的局限和不足，但观点有失偏颇。〔20〕
从前述研究来看，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探讨以及适用性研究已较为成熟，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是纠结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和概念界定，从非传统安全研究兴起至今，学术界就没有停止过对非传统安全核心内涵的争论。不可否认，对非传统安全的含义和理论赋值固然重要，但对于非传统安全理论如何适用于国际社会中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能解决人类面临的迫切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的适用过程中去丰富和延展它的内涵，才是理论的真正价值所在。二是对于台湾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两岸非传统安全事务合作的研究中，当前的研究偏向于宏观的过程分析和路径梳理，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升华。且研究的周期较为久远，时间间隔较长，多为10年前对两岸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缺乏持续性的追踪，对当下台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环境认知较为薄弱。众所周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特性就在于其易变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特性造就了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需具备持续性探索的能力。尤其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多次肆虐全球，给世界各国和地区以及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与损失。加上疫情变化多端、表现多样、扩散性强、破坏力大，在短期内给台湾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安全威胁。因此，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尽管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在全球化日益加剧和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非传统安全理论对认识当前台湾社会的新冠疫情，以及如何对肆虐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应对和治理，依旧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理论的适用性。本文以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表现特性为借鉴，通过藉此来尝试分析台湾地区近期以来的新冠疫情所表现出的一些新变化，厘清台湾地区疫情爆发背后一些既存和新发的安全困境和动因。幷藉助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去安全化”过程，尝试建构两岸应对新冠疫情的安全治理新路径。
二、台湾地区新冠疫情的非传统安全特性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特征幷未达成完全一致，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认知和标准，诸如跨地域性、不确定性、周期性等特征。〔21〕此轮新冠疫情自2022年3月以来来势汹汹，不仅对上海等大陆城市造成极大的安全冲击，也使台湾地区的确诊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猛增。纵观这一波疫情的发生，既有以往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性，也有着疫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的一些特性。
（一）疫情来源的始发性
疫情来源的始发性指这类安全问题属于新型的、过去极少见到或者根本没有出现过的情势，现在却变得逐渐的普遍化与现实性，当下也没有有效的方法因应其威胁。〔22〕由于这类安全威胁类型多样、产生源头复杂、威胁来源十分隐蔽，爆发的时间地点也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人类社会对其认知也不够全面，甚至只能在其发生之后，在不断的变化中形成对这类安全问题的既有认知。但是疫情一旦发生就能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危及人类社会的基本安全。
台湾地区此轮疫情的爆发可追溯到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毒株“XE”，首例“XE”病例来自于3月中旬从捷克进入台湾地区的女性病例。此类病毒最早在英国境内被发现，随后英国迅速出现数百例感染病例，但目前国际社会对“XE”毒株的认识十分有限。“XE”毒株是由Omicron的两种变异毒株的结合体变异而成，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传染性。〔23〕但究竟为何会首次在英国发现该毒株，以及是否能对“XE”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对象有效掌握，目前都尚未有明确的信息。伴随着疫苗接种的时间变化，其防疫效果也在降低。在应对新型的变种毒株时，疫苗能否起到有效保护人类健康的作用也未可知。台湾地区自检测出首例“XE”毒株后，由于对病毒认知的局限性和国际社会相关应对经验的缺乏，幷没有采取进一步升级管控措施进行有效防疫。而是采用了先前的防疫制度和预警等级，致使4月下旬开始确诊病例迅速激增。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变化，自身的属性也在发生着变异，人们缺乏对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知和信息掌握不全面，短期内难以发现其中的变化规律和具有的共性，其安全威胁形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24〕“XE”毒株的这种始发性导致在应对疫情的方法和途径上的不确定性，整个台湾地区有面临防疫崩盘的极大风险。
（二）疫情传递的扩散性
扩散性是非传统安全的另一大突出特征。正是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扩散性特征，国际社会才会如此重视非传统安全带来的众多问题。因为扩散性会引发非传统安全在时空上的爆发、在数量上的扩大化、在影响上的威胁性。相较于一般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言，此轮疫情的扩散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观此次台湾地区新冠疫情的变化发展，在疫情传递的扩散性过程中呈现以下形态。一是疫情扩散速度极快、传染性极强。台湾地区自2022年4月中上旬爆发了新一轮的疫情，下旬疫情开始发生量变，4月28日开始新冠疫情本土确诊人数首次破万，且人数极速增加，此后确诊人数一直持续在万数的高位。5月3日开始岛内新增本土病例突破两万，此后一直呈现出以万人为单位的增长趋势。二是疫情扩散在地域上呈“全岛爆炸”的趋势。从城市分布来看，从1月初至今，全台22个县市区的现有的本土病例均在1000例以上，超过2/3的县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5万例，台湾本岛各县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3万例。从地域分布来看，台湾本岛北部成为此轮疫情的风暴中心。北部台北、新北、桃园三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40万例，其中新北市截至7月1日已达84万多例。〔25〕疫情发展也呈现沿海岸线蔓延的态势，台湾本岛西部沿海县市普遍要比东部的宜兰、花莲、台东等沿海县市的疫情严重。三是此轮疫情对于高龄及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有极大威胁性。台湾地区此轮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继2021年底形成的第二个疫情死亡峰值群。从当前确诊病例中的死亡病例来看，疫情致死的病例中主要为60岁以上的老人，且其中从未接种疫苗的死亡比例更高。从4月26日至6月上旬死亡病例呈逐渐上升趋势。〔26〕从病因上看，尽管大多病例不是直接由疫情所导致的死亡。但也说明一点，此轮疫情中的“XE”毒株会诱发其他基础疾病，且诱发性强，间接致死率高，对民众的生命威胁度极高。〔27〕
（三）疫情应对的疲乏性
新冠疫情较之以往的SARS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言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持续周期极长，且呈现多轮疫情反复爆发的态势。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可能长期与新冠疫情形成共存局面。但这种共存不是“躺平”的共存，而是积极预防、应对的共存。由于新冠疫情持续时间长，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大，加上致死率总体不高。长此以往，作为受到威胁的安全主体——人类可能会显现出应对疫情的懈怠心态。
目前，民进党当局应对这一轮新的疫情，幷未提升其应对级别和实施更加有效的应对举措。对新一轮疫情的认识上不主动、不全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迎战”准备。面对新型未知的“XE”毒株，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执行更加严格的防疫政策，反而效仿新加坡等国，实行开放性的管理措施，但又没有像新加坡那样做足超前准备就开放“躺平”。在此轮疫情到来时，也没有及时提醒和引导民众加强防疫，让民众误以为和之前疫情影响没有两样，放松了戒备心态。就在此轮疫情正值确诊高峰期和死亡病例不断攀升时，台湾地区卫生部门却将“入境”检疫时间自5月9日开始从14天缩短为7天，而给出的理由是“XE”毒株的潜伏期短且较为温和。〔28〕在错误的时间向民众释放了一个错误的讯息，对于疫情的过于乐观和大意心态也凸显出台湾当局的力不从心和面对疫情“谨慎免疫”的颓势。此外，由于防疫成本急剧增加，台湾地区防疫管理部门采取所谓的“低社会成本”防疫模式，即感染者“居家检疫”（stay-home-quarantine）或“居家隔离”（stay-home-isolation）模式，〔29〕但如何确认民众是否自觉“居家隔离”，台湾防疫部门则没有给出任何对策，凸显出对此轮疫情的不够重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居家隔离和救治条件，目前连检测是否感染的快筛试剂都出现巨大缺口，更不用说其他的医疗物资。一些潜在感染病例成为所谓的“确诊黑数”，无法及时得到救治，反而使疫情扩散加剧。这一系列的压力和操作，只能说明民进党当局对于疫情应对出现了“疲乏”心态，对疫情的威胁产生了“自动免疫”的幻觉，也导致民众降低了对疫情的戒备心态。
纵观台湾地区此轮疫情的发展，已然有引爆全岛的趋势。而这其中既有台湾当局麻痹疏忽、疫局误判、抗疫不力等主观因素所导致的感染人数激增、医疗资源缺乏的困境，也因台湾地区当前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滞后于疫情变化形势的制度困境。同时两岸目前缺乏政治互信也导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防疫互助机制。加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疫情政治化的策略，导致岛内的抗疫形势复杂多变。
（一）台湾地区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不健全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台湾地区采取各种措施，勉勉强强能够将疫情拒之于门外。但此次疫情中，台湾防疫部门不仅没有守住之前的抗疫成绩，反而出现了多个防疫节点被疫情突破的窘境，其防疫体系有全面崩盘的危险。一方面，在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机构建设上，一开始的防疫步伐就滞后于疫情变化的新形势，出现”抗疫虚弱”的颓势。在2020年疫情形势下，台湾地区成立了“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CECC），幷设有三个等级。因后期岛内有确诊病例，CECC提升至最高等级的“一级开设”，由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陈时中坐镇指挥。在“一级开设”的组织架构上，分为情报、作战、后勤三大执行体系，同时在三大执行体系之上设立专家咨询会议，为疫情防控提供智力支持。〔30〕目前新一轮疫情下台湾地区虽执行的是“一级开设”，但正是在这样“高标准”的应对举措下，台湾地区的疫情态势反而愈发严峻。究其原因，正是三大执行体系下各机构的运转十分“拉垮”。在“作战”执行机制下，“边境检疫组”应当及时对“入境”人员进行病例筛查。但由于执行不力、筛查速度慢、等待时间长，导致大量“入境”人员发生群聚现象，且筛查结果最快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查询，间接导致了后期的社区传播案例的出现。〔31〕“后勤”机制的执行和运转也相当迟滞。尽管“入境”后还需在防疫旅馆或自费的集中检疫所进行集中隔离，但岛内的公共防疫建设幷不完善，很大一部分防疫旅馆的防疫水平远不能达标。一些防疫环节也存在严重漏洞，达不到有效防疫的要求，实际上还有造成加大疫情扩散的风险。据统计，目前全台湾现有的防疫旅馆数与CECC要求的各县市50家、全台湾至少1100家的数量相差甚大，满足率仅0.5%。〔32〕且随着确诊人数的激增，现有防疫旅馆和集中检疫所都已人满为患，交叉感染风险增大，各地防疫压力剧增。
另一方面，防疫隔离政策屡屡更改，也间接导致感染病例激增，疫情加速扩散。就在4月下旬疫情正加速蔓延的形势下，CECC将此前执行的“10+7”隔离政策更改为“3+4”，也即是说3天集中隔离后即可自由流动。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形势和政策执行下必然会导致疫情进一步蔓延，确诊病例激增。尽管此后CECC又将“3+4”改为“7+7”，幷从5月9日开始实施，但已然于事无补，因为目前的疫情扩散形势和力度都远超台湾防疫体系的承受能力。由于检验速度难以满足当下体量巨大的潜在感染病例，出现“筛查遗漏”现象。加上大量未被及时确诊的“黑数”存在，导致一些人隔离后出来被反复感染，检测数据“被动失真”。〔33〕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会因检测能力不足而导致确诊病例发现不及时，也会因检测不全面导致未来出现交叉感染、反复感染的危险局面。此外，在疫情预警机制上出现严重的安全漏洞和预判失误。此前，台湾防疫部门制定了等级制疫情警戒措施，该措施一直持续适用到2022年3月，后停止使用幷改为每月检讨防疫政策。而正是由于此前三级警戒降为二级警戒后，民众的防疫警惕性也随之降低。到了2022年3月台湾防疫部门甚至直接取消了疫情等级预警制度，让民众误以为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秩序，在防疫心态上产生了极大的松懈和过度乐观。以至于在3月中旬第一例“XE”变异毒株扩散至岛内和4月疫情开始蔓延后，民众此时依旧没有加强戒备。台湾防疫部门也未见有明显的升级管控措施和对民众的预警宣传举措。加上隔离政策从“10+7”改为“3+4”的“反向神操作”，足以可见台湾防疫预警的巨大体系漏洞和政策失效。
（二）疫情信息掌握不对称引发民众恐慌
信息失实或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超越信息本身的后果。从信息掌握的主体来看，组织或信息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信息量和复杂程度超过其可处理的限度时，该组织或信息主体要么歪曲信息，要么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信息，而被处理过的信息流经各个等级结构时，也会因信息主体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身份地位不对称引发信息的歪曲。〔34〕在新一轮疫情肆虐台湾社会的当下，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在行动机制上做好建设，在面对民众的质疑和产生恐慌心态时，也未能作出有力的澄清和行动来减轻民众的心理负担。反而为了掩盖疫情严重性故意扭曲甚至隐瞒部分信息，致使民众更加恐慌。4月上旬岛内疫情确诊人数开始增多，日增上千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民众对此焦灼万分，纷纷寻求庇护之法。而此时台湾地区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却抛出“台湾防疫世界第一”的高调论断，幷称此次“XE”变异毒株虽然传播快，但是症状轻，试图稳定民众恐慌心态，还称要建设防疫与经济平衡的“新台湾模式”。〔35〕结果就是这样的失实论断让民众误以为此轮疫情与普通流感无异，放松了戒备心态。结果在4月9日就开始出现死亡病例，幷且从4月27日开始每天都有死亡病例，5月下旬开始死亡病例更是以平均每天三位数的速度增长。由于此时的真实情况与台湾民众前期接收到的疫情信息有极大的落差，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疫情的发展形势与民众的心理预期完全相反，导致台湾民众的深度恐慌和对民进党当局的信任度丧失。
当行为体获取的信息与之前的信息相矛盾时，“他们通常要么忽视它，要么发展出质疑其真实性的理由”。〔36〕台湾民众对于疫情未知性的恐慌，加上当前所接收到的信息与前期真实情况极不对称。在当前真实信息得以向公众释放后，又加剧了民众进一步的恐慌心理。从而引发了对信息主体或组织的彻底不信任心态，导致整个台湾社会陷入了疫情安全困境的怪圈。这种怪圈从本质上来讲，是双方拥有权力的差异所致，也即是对信息这一资源的掌握和享有的问题所致。因为许多互动行为不仅仅是由于欺骗和信息不足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其中权力以及权力对资源的分配问题是本质的因素。〔37〕台湾当局掌握着有关疫情的所有一手信息，包括每天新增确诊、死亡、治愈病例数，医疗机构的运行情况、医疗资源的供需情况，以及对疫情总体走势的未来评估和预测。这些描述性、预测性信息不仅可以改变民众的认知态度，而且“这一信息得到广泛的分享，那么对其他人很可能改变其行为认知，将影响行为体本身的判断和最终作出的决策”。〔38〕而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冒进和危险政策的制定，而这些危险的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决策者的权力，而非保护和促进公众利益的实现。〔39〕因此，为了求得政权稳固，也为了年底“九合一”选举考虑，民进党当局自然不会将所有有关疫情的信息向民众全盘托出，而是有选择性地向民众输出。但“信息的供给和分享是参与过程的一个基本要求”，〔40〕因民众没有参与其中而导致疫情失控局面，只会使民众因为不瞭解内情而深陷质疑和恐慌。这种违背真实情况、扭曲科学信息的行为最终只会加深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防疫反感”，台湾地区面临的疫情安全困境只会越来越深且难以转圜。
（三）藉疫情政治化掩盖其防疫虚弱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将两岸间任何事情、任何互动上升为政治议题已然成为其“屡试不爽”的惯用伎俩。通过将此次疫情上升为两岸间的政治议题，不仅能使台湾地区在一直谋求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问题上有机可乘，还能趁机再次甩锅大陆，对大陆的抗疫举措和形势进行“污名化”。一方面，民进党当局不仅想通过此次抗疫推动其“低政治”领域议题的实现，更想实现一些“高政治”领域议题的图谋。以疫情这类传染性疾病会对人类安全产生巨大威胁为藉口，以期为台湾地区参与“国际事务”打开方便之门。民进党当局便可藉此讨论其加入WHO的问题，以及以何种身份加入该组织的问题。藉助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态势，认为防疫不应有“国界”限制，需要全球联动应对，〔41〕企图变换各种方式在抗疫过程中寻求政治议题。比如说，就在台湾地区防疫形势进入“深水区”时，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WHA）也于2022年5月22日-28日召开。巧合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在4月28日匆匆通过对“帮助台湾恢复其在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的一项法案，幷已送交拜登签署以形成立法。该法案的支持者民主党众议员格里·康诺利（Gerry Connolly）称台湾为全球抗疫的“领导者”，认为“台湾的领导力和对全球卫生安全的贡献表明台湾应该成为世卫组织中的一部分”。〔42〕美国赶在世卫大会前通过该法案，其政治意涵不言自明。而台湾当局则想藉助台湾防疫和WHA召开之机，趁机“揩油”。藉助台湾防疫吃紧，博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进而获得与国际社会成员接触的企图。藉宣传其所谓的“民主防疫模范”之经验试图使台湾获得与WHO成员国的同等“国际”地位。其疫情政治化、“国际化”甚至“以疫谋独”的图谋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在两岸间大打“疫情牌”，通过抹黑、甩锅大陆，对大陆进行“疫情污名化”，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四、两岸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威胁的安全路径
由于两岸目前的对立形势和互不信任的政治态势，任何的非传统安全事件都可能引发两岸关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进而影响到两岸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43〕但是新冠疫情的出现和其特有的表现对两岸共同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的未知性、外溢性和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从外部环境上促使两岸须采取一定的互动和合作形式，来共同应对疫情的威胁。而两岸对于疫情的防控政策则从内部过程上对两岸共同建构疫情防控沟通和治理机制提出了要求。
（一）以“共享安全”为原则，促进两岸防疫经验互学互鉴
“共享安全”是各行为体间所共同具有的一种安全状态。它以安全的普遍性为基础，“共同认知安全威胁、建构安全框架、享有安全利益”，追求的是共存、共赢之道。〔44〕肯·布斯（Ken Booth）将这类安全形态视为一种“彼此间互为建构的概念”，透过认知主体的观念改变可以对安全问题形成有效的回应。〔45〕“共享安全”既是一种安全的形态，也是一种观念和价值体现。〔46〕应对疫情的“共享安全”原则要求两岸既要寻求防治疫情的共同方法，又要有共享安全的意愿，同时还需要具备朝向共同安全的能力基础。
两岸在抗疫过程中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和共同安全利益。在疫情防治中，大陆坚持“动态清零”，坚定的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根本目标，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有效防疫举措，多次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台湾地区此前也一直执行着较为严格和稳健的防疫手段，包括对“入境”人员的严格筛查，对岛内病例的积极救治。在这一方面，两岸有着共同的防疫安全目标，那就是在保持有效防疫的态势下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尽管新一轮疫情导致台湾地区的防疫政策有所调整，但其基本目标仍旧是实现抗疫和恢复经济两手抓。而大陆在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强调要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统筹发展。两岸对于疫情在大势上的认知是一致的，对防治疫情的方法和途径是相似的，因为两岸面对的安全威胁是一致的。因此，建立以“共享安全”为原则的安全价值观，有助于两岸开展切实有效的防疫举措，加强防疫经验的交流互鉴。在新冠疫情在两岸均出现一定反弹的形势下，两岸中医药合作治疗疫情病例就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21年底，两岸开展了“两岸中医药名师对话”活动，两岸中医名师通过线上交流，探讨了中医药在新冠疫情中扮演的角色，在中医药提升疫情病例的治疗效果方面取得了诸多共识。〔47〕因此，未来两岸在抗疫过程中，可通过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为契机，互相交流和借鉴彼此的成功防疫经验和举措，深化共同认知，实现对疫情在信息、防控、治疗等多个层次的“安全共享”。
（二）以“有效安全”为目标，增强两岸疫情合作的互适性
“有效安全”是实现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目标，各行为体间为了降低安全的“高政治”性，就必须确保“有效安全”作为最根本的目标。两岸对于疫情的防控和治理，必须以“有效安全”作为长期坚持的目标，才能实现对此轮疫情有效和持续的控制。但台湾地区目前对此轮疫情防控颇为被动，且从目前的防疫举措来看，台湾地区的防疫目标幷非“有效安全”，而是试图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表面看似乎合情合理，但实际上秉持的是一种消极安全的防疫观念。
对此，一方面要实现两岸各自对疫情的有效管控。两岸对疫情的防控首先要保证疫情不外溢，不出现相互交叉感染的情况，实现疫情在防控层面的“有效安全”。在此轮疫情正值爆发的高峰时期，首要目标是遏制本土病例的快速增加，通过执行严格的“入境”检测和对域内病例进行有效隔离观察和治疗，藉助多重手段减弱疫情的扩散效果。大陆自2019年疫情刚爆发时就实施了最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制定了有效的“清零”政策，将疫情扼杀于摇篮之中，以确保生命、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的“有效安全”。事实证明，通过以“清零”为主要举措的“有效安全”路径，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发展。在时间效率和防控成效上都达到了最优效果，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综合止损”。台湾地区前期施行的多级警戒措施也有效地对岛内疫情实现了精准防控，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在逐渐实现岛内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走向正轨。正是在这种“有效安全”为目标的前提下，两岸才有可进一步合作防疫的基础和空间。另一方面，可通过两岸在防疫政策和抗疫举措的接轨和互适，提升两岸共同应对疫情的时效性，实现“有效安全”目标。在两岸各自防疫实现了“有效安全”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加强两岸在防疫政策、疫情信息以及人员隔离上的互适和接轨，在保障“有效安全”的防疫目标基础上，方便两岸民众的来往交流。实际上，目前两岸已在入境隔离政策上逐渐互适，大陆执行的入境隔离政策现已修订为“7+3”，而台湾地区则执行的是“3+4”隔离标准，两岸的政策上正在不断地相互调适。对此，未来两岸可通过对疫情的传染力度和易受感染的程度进行科学评估后，经过两岸防疫机构的共同协商，制定对两岸无疫或轻疫地区实行折中的集中隔离政策。在经过科学的疫情检测和医学评估后，再实现人员的有序流动。这样不仅有助于方便两岸民众的往来交流，更有助于在确保“有效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两岸防疫的互适性发展。
（三）以“安全机制”为框架，建构两岸疫情合作的制度化
当前国际社会中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是在于遇到了新的安全威胁，而是既有的安全治理架构不能满足当前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此形势下，国际社会结构的分散化逐渐赋予社会组织、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以安全治理主体的角色，全面参与“去安全化”的过程。〔48〕由于两岸目前尚未就政治关系达成共识，也未展开相关的政治对话与协商，因此两岸在疫情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也需要一定的中介机制作为合作舞台，〔49〕以实现两岸应对疫情长期化、扩散化的有效治理。
一方面，在两岸共同应对疫情防控方面，可建立两岸公共卫生合作的多元化、多层级、常态化治理机制，稳固制度化合作的形式和效果。由于两岸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民进党当局单方面拒绝交流的态度，短期内在官方层面实现两岸疫情共同防控的安全机制建构暂无可能，但两岸民间可以成为疫情防控合作机制建构的先行者和践行者。民众对于疫情的威胁感受更为真切，对于当时当地所需要的医疗资源、生活物资、心理辅导等更加清楚。因此，直接通过民间的互动和交流，建立起一定的互助、互通平台和渠道，能够有效、快速地帮助受疫情困扰的民众，满足他们的即时需求。就在此轮疫情肆虐台湾之际，岛内快筛试剂告急，一些台企就尝试与大陆相关生产企业进行商洽和对接，通过商业渠道购买方式来满足岛内一部分快筛试剂的缺口。尽管民进党当局对台企从大陆“进口”的快筛试剂要求申请“专案进口”，会较为严格地审查来自大陆的快筛试剂，相当于多设置了一道程序，〔50〕但至少没有公开称要禁止快筛试剂进口。〔51〕这向两岸民间释放了一定的疫情防控合作空间。未来可以此入手，通过社会化、商业化渠道建立起常态化的交易机制，建立两岸在疫情防控和防疫物资交易方面的民间平台，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民众的燃眉之急。伴随着民间互动往来越来越频繁化、常态化，一些长期的交流互动形态会形成固定的形式，这种固定的形式在经过两岸共同认可和确认后，便形成了常态化的民间机制。而如果要让这种机制发展得更加正式和规范，必然需要官方的确认和授权。通过民间互动的扩大化、常态化，以及疫情发展形势的推进，两岸的官方互动也是大势所趋。当前两岸在官方层面的互动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其根本原因仍旧是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加上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屡屡恶意相向，致使本就崎岖的两岸关系更加脆弱。因此两岸首先需要改善的就是增强互信、加强交流，从“安全困境”转为“安全信任”，建立安全互信的机制，〔52〕采取多步骤、渐进式的互动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53〕来降低两岸潜在的安全风险，进而再推动和扩大其他行动机制的互动和建构。伴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态势和两岸民间的迫切需求，建立两岸共同的防疫安全机制不仅是外部环境的要求，也是内部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两岸也可通过共同参与国际卫生组织和相关防疫的国际会议，加强经验交流，为建构两岸间的防疫安全共同体提供经验借鉴。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提出的区域安全复合体（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RSCT）理念，以安全为区域的边界，而非以地理范围为划定依据。〔54〕这种以功能的划分为依据来建构安全共同体的途径，避开了两岸在敏感议题领域的争议，为建构起两岸间的防疫安全共同体提供了支撑。从目前来看，新冠疫情短期内不会消亡，而且如果不采取有效手段，其扩散的范围和力度都将会进一步增大。在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大陆可支持台湾以“中国台湾”或适当的名义参与WHO等国际卫生组织。通过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来提升两岸共同抗疫的成效，也将两岸抗疫的经验向国际社会传播和交流。未来，两岸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建构起两岸抗疫共同体，真正实现共同抗疫和两岸命运与共。
在岛内目前的疫情形势下，如何有效保护台湾民众的生命安全，控制疫情持续蔓延态势，是当前台湾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疫情在台湾社会的肆虐实际上也为两岸实现共同抗疫、打开交流渠道、恢复常态互动提供了一个契机。未来两岸可在对疫情以及防疫措施形成共同认知的基础上，以保障两岸民众的生命安全为基本目标，不断提升两岸合作抗疫的互动性和互适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效、多元、常态化的两岸共同防疫机制。如此，不仅能够有效抗击新一轮的疫情发展，也为两岸安全互动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在疫情安全问题困扰国际社会的形势下，继续加强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必然有着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注释：
〔1〕Barry Buzan,Ole Wver,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p.21-23.
〔2〕Michael C Williams，“Words，images,enemies: Securi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7,No.4,2003,pp.528-529.
〔3〕Ole W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Copenhagen: 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1993,pp.3-5.
〔4〕[美]尼古拉斯·林德伍德·奥努夫：《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孙吉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5〕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p.150.
〔6〕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45页；也有学者强调安全的“客观”首要状态，但在本质上仍旧是主客观结合论的一种表现，参见何贻纶：《论“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困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8期，第96-97页。
〔7〕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非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8〕张登及：“本体安全视角下的台湾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机会初探”，林碧照：《台湾与非传统安全》，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7页。
〔9〕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18-23页；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10〕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39-140页。
〔11〕陈先才：《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12〕李开盛：《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95-96页；潘忠歧：《非传统安全的理论冲击与诱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43页。
〔13〕黄秋龙：《非传统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展望与探索》，2004年第4期，第12页。
〔14〕J.rn Dosch，“The concept and management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Sicherheit und Frieden (S+F)/Security and Peace,Vol.24,No.4,2006,pp.179-184.
〔15〕David Arase，“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China-ASEAN Cooperati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Asian Survey,Vol.50,No.4,2010,pp.812–813.
〔16〕Delphine Allès,“Premises，Policies and Multilateral Whitewashing of Broad Security Doctrines: A Southeast Asia-Based Critique of ‘Non-traditional’Security,”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6,No.1，2019,pp.5-26.
〔17〕持此类观点的有张文生：《影响两岸关系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14页；陈先才：《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面面观》，《两岸关系》，2011年第3期，第23-24页；刘凌斌：《新形势下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刍议》，《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6期，第43-44页；朱蓓蕾：《两岸交流衍生的治安问题：非传统性安全威胁之概念分析》，《中国大陆研究》，2003年第5期，第21-53页；张中勇：《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之回顾与前瞻》，《战略安全研析》，2011年第75期，第36-45页。
〔18〕参见唐桦：《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的SWOT分析与策略》，《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2期，第22页；唐桦：《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形成的条件与制度》，《台湾研究》，2013年第2期，第9-10页。
〔19〕王昆义、蔡裕明：《全球化、人类安全与后SARS安全时代——两岸非传统安全的新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55页。
〔20〕洪敬富：《2019新冠肺炎对人类安全的省思》，《台湾经济月刊》，2020年第5期，第76-77页。
〔21〕陈先才：《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面面观》，《两岸关系》，2011年第3期，第23页。
〔22〕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非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23〕Amir Khan，Recombinant COVID variants: What is Omicron XE?,Al Jazeera,May 4,2022,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2/5/4/recombinant-covid-variants-what-is-omicron-xe.
〔24〕刘学成：《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特性及其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第34页。
〔25〕《传染病统计资料查询系统》，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疾病管理署，https://nidss.cdc.gov.tw/nndss/DiseaseMap?id=19CoV，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5月15日。
〔26〕截至7月1日，除5月31日、6月27、29日外，每天的死亡病例都在三位数以上，参见：《死亡病例统计数据》，台湾联合新闻网，https://udn.com/news/covid19/COVID19_Taiwan，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1日。
〔27〕Nicola Smith,“Taiwan，hailed for its gold standard Covid strategy，now faces ‘potential for lots of deaths’”,The Telegraph,May 6,2022,https://www.telegraph.co.uk/global-health/science-and-disease/taiwans-pandemic-may-track-underwhelming-finish/.
〔28〕《自5月9日零时起，入境居家检疫天数缩短为7天，幷维持第8天起接续自主健康管理7天》，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疾病管理署，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x3qV52F-jwv1-mkNZ0l02A?typeid=9，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10日。
〔29〕Irving Yi‐Feng Huang，“Fighting COVID‐19 through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Taiwan experien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80,No.4，2020,pp.667-668.
〔30〕《“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https://covid19.mohw.gov.tw/ch/cp-4825-53646-20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9日。
〔31〕《建立“边境”防线，阻绝病毒于境外》，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https://covid19.mohw.gov.tw/ch/cp-4838-53625-205.html#aC，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9日。
〔32〕《各地加强防疫旅馆达成率仅0.5%陈时中仍不要求限期达标》，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https://udn.com/news/story/122190/6248036，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5月9日。
〔33〕《社区恐藏黑数陈时中：检验速度、无症状者是主因》，台湾地区“中央”通讯社，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05070186.aspx，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10日。
〔34〕[美] 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89-190页。
〔35〕《新台湾防疫模式苏贞昌：重症求清零、轻症可管控》，台湾地区“中央”通讯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4080044.aspx，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11日。
〔36〕[美] 罗丝·麦克德莫特：《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李明月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3页。
〔37〕Stephen D 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Vol.43，No.3,1991,pp.336-366.
〔38〕[美]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39〕David M.Rocke,and George Downs,Optimal Imperfection?: Domestic Uncertainty and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159.
〔40〕[美] 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41〕Anna Rudakowska,“Non-traditional Threats to Security in the Discourse of Taiwan Presidents Chen Shui-bian and Ma Ying-jeou: A Double-edged Sword,”TEKA of the Commiss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1,No.1,2016,pp.172-173.
〔42〕Patricia Zengerle,“Bill to Help Taiwan Regain WHO Status Passes Congress,Sent to Biden for Signature”，U.S.News,Apr 27,2022,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2-04-27/bill-to-help-taiwan-regain-who-status-passes-congress-sent-to-biden-for-signature.
〔43〕刘凌斌：《新形势下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刍议》，《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6期，第40页。
〔44〕魏志江：《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共享安全”的理论渊源》，《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3期，第67页。
〔45〕Ken Booth,“Security in anarchy: 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1991,pp.537-540.
〔46〕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as an ambiguous symbo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7，No.4，1952,p.484.
〔47〕《两岸中医药名师对话抗疫经验交流》，中时新闻网，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224000083-260301?chdtv，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11日。
〔48〕李开盛：《人、国家与安全治理：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1页。
〔49〕陈先才：《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50〕《“政府”从未禁止厂商进口任何合乎食药署紧急授权的快筛试剂》，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8h2rLnDrQDsVemcD2uZ9OA?typeid=8772，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13日。
〔51〕《快筛试剂幷未禁止进口，“国产”及进口只有部分被征用，其余可在自由市场交易》，台湾地区经济部门，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99904，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13日。
〔52〕陈先才：《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台湾研究新跨越·两岸观察》，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3-139页。
〔53〕Ayesha Siddiqa-Agha,“Maritim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Building Confidence at Sea,”Cooperative Monitoring Center,2000,p.12.
〔54〕Barry Buzan,Ole Wver,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43-44.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0月号，总第298期）
中评社╱题：台湾地区新冠疫情及两岸合作治理——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 作者：宫高杰（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徐梦琪（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生
【摘要】自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地区的感染人数持续上升，疫情的安全风险不断扩大。目前，台湾地区的新冠疫情发展呈现潜在性、扩散性、不确定性等多重特征。而台湾当局在应对疫情局势上凸显颓势。缺乏系统的防疫应急体系导致难以有效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信息掌握不对称引发民众的恐慌心理。民进党当局更是将疫情政治化，藉抗疫之名图谋加入世卫组织。根据非传统安全理论，两岸未来可以“共享安全”为原则，促进两岸防疫经验互学互鉴；以“有效安全”为目标，增强两岸疫情合作的互适性；以“安全机制”为框架，建构两岸常态化的疫情合作制度，打造两岸抗疫命运共同体。通过提升两岸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合作治理水平，有效解决此次疫情带来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一直以来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大安全威胁，而非传统安全所具有的复杂性、关联性、破坏性等表征也让世界各国和地区间不断树立起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意识，在合作中寻求有效的应对举措。新冠疫情作为新型传染性疾病，给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各行为体的互动交往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聚焦于台湾地区新一轮的疫情发展态势，台湾地区未来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高位感染和确诊期。台湾地区此轮疫情是否具有一些新的表现和特征？面对新一波疫情冲击，台湾地区为何显现出“抗疫疲乏”之颓势和陷入防疫之安全困境？两岸未来在新冠疫情防疫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层面是否有可发展的空间？本文通过藉助非传统安全相关理论，试图对前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传统安全理论及在台湾地区的适用
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人类和国际社会的焦点议题，任何区域性或国际性的问题，其本质都会回归到安全议题上来。而安全的指涉范围广、产生的影响大，关乎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无论是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还是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亦或是经济、生物、环境等其他安全，其核心要义都在于安全二字，传统与非传统、经济与环境等仅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一）安全的内涵与类属
对于安全的认知，学界有着不同的解读。国内外学界多以主观认知或主客观结合视角来看待安全的涵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认为安全与生存密不可分，“当一个问题被表述为对所指涉对象构成生存的威胁时，安全问题就产生了”，但他们幷不狭隘地认识安全，认为安全具有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指涉。〔1〕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C Williams）对布赞等人的“安全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吸收，认为该理论仅将安全视为一种认知和言语上的体现，“无法把握和体现当代国际政治进程以及复杂的交流制度之间的关系”，主张适当扩大安全化理论的适用和解释范围。〔2〕奥利·维夫（Ole W.ver）以过程视角来解释安全的维度，强调安全作为“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形成以意图为基础，以一种“言语上的政治行为”确认安全问题的存在，〔3〕因为“言语不仅是描述性的，本身也具有行事功能，用以完成行动”。〔4〕也有学者从主客观结合视角来解读安全的涵义，阿诺德·沃尔福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是一种“免于威胁的自由”。〔5〕大陆学者王逸舟将“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状态”作为安全讨论的起点，是主客观结合论的支持者。〔6〕余潇枫等将安全视为心理上的一种状态，即“安全感”，但也是在主客观结合基础上强调安全的主观成分。〔7〕台湾学者张登及从安全的类别出发，认为所有类型的安全都要回到一个核心的概念——“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但他依旧采用的是主客观二分法界定安全的概念。〔8〕
对安全内涵的辨析进一步引发了对安全的外延——安全类属的探讨。由安全所衍生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形态，在冷战结束后形成正式的分野，学界也多以此为划分。陆忠伟等就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冷战后国家安全观念的扩展和延伸，将非传统安全视为“除地理和政治上的国家实体以外更广泛的安全”，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和威胁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稳定与安全的跨国性安全问题”，通过藉助比较分析来寻求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核心内涵。〔9〕朱锋将非传统安全视为安全理论范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因为它将安全的指涉对象转向了广义的人的安全。〔10〕陈先才将非传统安全视为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即“安全观念与现实存在的问题”，他也认同前述陆忠伟的观点，将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归结于“非政治和军事威胁因素引发的跨国性安全问题”。〔11〕但李开盛等人则主张回归安全理论本身，将安全指涉对象和主导价值作为区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分野，认为以冷战结束的时间框架作为区分两种安全形态的方法较为笼统，不能够对安全的学科体系进行清晰呈现。〔12〕台湾学者黄秋龙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相互指涉的，而这样的互动会使安全的范围、层次、领域相应的扩大化”。〔13〕一些区域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安全的主观性所带来的局限，约恩·多思（J.rn Dosch）在对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发现，由于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及所感受到的威胁程度不一致，往往导致东盟内部不能形成统一的决策与实践，对于非传统安全的应对也停留于纸面。〔14〕大卫·阿拉塞（David Arase）认为非传统安全更聚焦于人的安全而弱化国家的安全，他将威胁来源的非军事性作为划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准。〔15〕对于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跨区域威胁，学界集中于对不同次区域的竞争与冲突作为研究背景，试图在这样的安全进程中寻求良方，以解决不同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16〕
（二）台湾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议程与局限
对于台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与两岸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学界在表现、成因、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两岸非传统安全的制度化建设视角来看，张文生等系统论述了影响两岸非传统安全的几大因素，认为要解决两岸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行动机制和信任措施。〔17〕从安全的价值观视角来看，唐桦等侧重于两岸共同文化的认同和共有价值观视角建构两岸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新路径，认为通过非传统安全合作过程有助于“塑造两岸民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而这种向心力和认同感又将为两岸和平发展大局奠定心理基础。〔18〕回归安全的本质，从广义的人类安全视角出发，台湾地区学者王昆义等认为，由于两岸间的任何非政治议题都可能被“安全化”，因此若要实现两岸在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需超越安全的政治意涵，回归到人的安全上来，通过塑造共同的安全认知，实现跨越争议的安全合作。〔19〕对于疫情安全的分析，台湾地区学者以非传统安全主体视角分析了国际组织、国家、民众等在应对疫情时显现出的局限和不足，但观点有失偏颇。〔20〕
从前述研究来看，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探讨以及适用性研究已较为成熟，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是纠结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和概念界定，从非传统安全研究兴起至今，学术界就没有停止过对非传统安全核心内涵的争论。不可否认，对非传统安全的含义和理论赋值固然重要，但对于非传统安全理论如何适用于国际社会中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能解决人类面临的迫切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的适用过程中去丰富和延展它的内涵，才是理论的真正价值所在。二是对于台湾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两岸非传统安全事务合作的研究中，当前的研究偏向于宏观的过程分析和路径梳理，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升华。且研究的周期较为久远，时间间隔较长，多为10年前对两岸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缺乏持续性的追踪，对当下台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环境认知较为薄弱。众所周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特性就在于其易变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特性造就了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需具备持续性探索的能力。尤其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多次肆虐全球，给世界各国和地区以及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与损失。加上疫情变化多端、表现多样、扩散性强、破坏力大，在短期内给台湾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安全威胁。因此，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尽管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在全球化日益加剧和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非传统安全理论对认识当前台湾社会的新冠疫情，以及如何对肆虐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应对和治理，依旧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理论的适用性。本文以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表现特性为借鉴，通过藉此来尝试分析台湾地区近期以来的新冠疫情所表现出的一些新变化，厘清台湾地区疫情爆发背后一些既存和新发的安全困境和动因。幷藉助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去安全化”过程，尝试建构两岸应对新冠疫情的安全治理新路径。
二、台湾地区新冠疫情的非传统安全特性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特征幷未达成完全一致，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认知和标准，诸如跨地域性、不确定性、周期性等特征。〔21〕此轮新冠疫情自2022年3月以来来势汹汹，不仅对上海等大陆城市造成极大的安全冲击，也使台湾地区的确诊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猛增。纵观这一波疫情的发生，既有以往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性，也有着疫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的一些特性。
（一）疫情来源的始发性
疫情来源的始发性指这类安全问题属于新型的、过去极少见到或者根本没有出现过的情势，现在却变得逐渐的普遍化与现实性，当下也没有有效的方法因应其威胁。〔22〕由于这类安全威胁类型多样、产生源头复杂、威胁来源十分隐蔽，爆发的时间地点也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人类社会对其认知也不够全面，甚至只能在其发生之后，在不断的变化中形成对这类安全问题的既有认知。但是疫情一旦发生就能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危及人类社会的基本安全。
台湾地区此轮疫情的爆发可追溯到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毒株“XE”，首例“XE”病例来自于3月中旬从捷克进入台湾地区的女性病例。此类病毒最早在英国境内被发现，随后英国迅速出现数百例感染病例，但目前国际社会对“XE”毒株的认识十分有限。“XE”毒株是由Omicron的两种变异毒株的结合体变异而成，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传染性。〔23〕但究竟为何会首次在英国发现该毒株，以及是否能对“XE”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对象有效掌握，目前都尚未有明确的信息。伴随着疫苗接种的时间变化，其防疫效果也在降低。在应对新型的变种毒株时，疫苗能否起到有效保护人类健康的作用也未可知。台湾地区自检测出首例“XE”毒株后，由于对病毒认知的局限性和国际社会相关应对经验的缺乏，幷没有采取进一步升级管控措施进行有效防疫。而是采用了先前的防疫制度和预警等级，致使4月下旬开始确诊病例迅速激增。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变化，自身的属性也在发生着变异，人们缺乏对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知和信息掌握不全面，短期内难以发现其中的变化规律和具有的共性，其安全威胁形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24〕“XE”毒株的这种始发性导致在应对疫情的方法和途径上的不确定性，整个台湾地区有面临防疫崩盘的极大风险。
（二）疫情传递的扩散性
扩散性是非传统安全的另一大突出特征。正是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扩散性特征，国际社会才会如此重视非传统安全带来的众多问题。因为扩散性会引发非传统安全在时空上的爆发、在数量上的扩大化、在影响上的威胁性。相较于一般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言，此轮疫情的扩散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观此次台湾地区新冠疫情的变化发展，在疫情传递的扩散性过程中呈现以下形态。一是疫情扩散速度极快、传染性极强。台湾地区自2022年4月中上旬爆发了新一轮的疫情，下旬疫情开始发生量变，4月28日开始新冠疫情本土确诊人数首次破万，且人数极速增加，此后确诊人数一直持续在万数的高位。5月3日开始岛内新增本土病例突破两万，此后一直呈现出以万人为单位的增长趋势。二是疫情扩散在地域上呈“全岛爆炸”的趋势。从城市分布来看，从1月初至今，全台22个县市区的现有的本土病例均在1000例以上，超过2/3的县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5万例，台湾本岛各县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3万例。从地域分布来看，台湾本岛北部成为此轮疫情的风暴中心。北部台北、新北、桃园三市本土确诊病例均超过40万例，其中新北市截至7月1日已达84万多例。〔25〕疫情发展也呈现沿海岸线蔓延的态势，台湾本岛西部沿海县市普遍要比东部的宜兰、花莲、台东等沿海县市的疫情严重。三是此轮疫情对于高龄及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有极大威胁性。台湾地区此轮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继2021年底形成的第二个疫情死亡峰值群。从当前确诊病例中的死亡病例来看，疫情致死的病例中主要为60岁以上的老人，且其中从未接种疫苗的死亡比例更高。从4月26日至6月上旬死亡病例呈逐渐上升趋势。〔26〕从病因上看，尽管大多病例不是直接由疫情所导致的死亡。但也说明一点，此轮疫情中的“XE”毒株会诱发其他基础疾病，且诱发性强，间接致死率高，对民众的生命威胁度极高。〔27〕
（三）疫情应对的疲乏性
新冠疫情较之以往的SARS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言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持续周期极长，且呈现多轮疫情反复爆发的态势。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可能长期与新冠疫情形成共存局面。但这种共存不是“躺平”的共存，而是积极预防、应对的共存。由于新冠疫情持续时间长，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大，加上致死率总体不高。长此以往，作为受到威胁的安全主体——人类可能会显现出应对疫情的懈怠心态。
目前，民进党当局应对这一轮新的疫情，幷未提升其应对级别和实施更加有效的应对举措。对新一轮疫情的认识上不主动、不全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迎战”准备。面对新型未知的“XE”毒株，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执行更加严格的防疫政策，反而效仿新加坡等国，实行开放性的管理措施，但又没有像新加坡那样做足超前准备就开放“躺平”。在此轮疫情到来时，也没有及时提醒和引导民众加强防疫，让民众误以为和之前疫情影响没有两样，放松了戒备心态。就在此轮疫情正值确诊高峰期和死亡病例不断攀升时，台湾地区卫生部门却将“入境”检疫时间自5月9日开始从14天缩短为7天，而给出的理由是“XE”毒株的潜伏期短且较为温和。〔28〕在错误的时间向民众释放了一个错误的讯息，对于疫情的过于乐观和大意心态也凸显出台湾当局的力不从心和面对疫情“谨慎免疫”的颓势。此外，由于防疫成本急剧增加，台湾地区防疫管理部门采取所谓的“低社会成本”防疫模式，即感染者“居家检疫”（stay-home-quarantine）或“居家隔离”（stay-home-isolation）模式，〔29〕但如何确认民众是否自觉“居家隔离”，台湾防疫部门则没有给出任何对策，凸显出对此轮疫情的不够重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居家隔离和救治条件，目前连检测是否感染的快筛试剂都出现巨大缺口，更不用说其他的医疗物资。一些潜在感染病例成为所谓的“确诊黑数”，无法及时得到救治，反而使疫情扩散加剧。这一系列的压力和操作，只能说明民进党当局对于疫情应对出现了“疲乏”心态，对疫情的威胁产生了“自动免疫”的幻觉，也导致民众降低了对疫情的戒备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