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讨论：印度战略文化与外交政策偏好
中评社北京4月14日电（实习记者 邵黛琳）4月12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以“理解印度外交：战略文化与政策偏好”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活动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祁怀高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谢超主讲，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李莉及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受邀点评。谢超从战略文化角度切入，剖析了印度对于暴力手段、国际关系本质、大国竞争手段和自身实力方面的认知，提出印度注重长期利益的外交政策偏好。
长期以来，印度外交呈现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注重短期利益甚过于长期利益，比如挑起中印边界摩擦、缺席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大量买进俄罗斯石油等行为。然而谢超认为，如果从战略文化视角研究印度的外交政策偏好，或许答案会有所不同。印度的文化及其中独特的“注重来世”的时间观念决定了印度在外交选择中会更加注重长期利益。但他也提出了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印度会在哪些不同的情况下切换其短期或长期的利益选择。在此基础上，谢超从四个方面解读了印度战略文化的特点。
第一，在对暴力手段的认知方面，不论是政治思想家还是当权领导人都认为暴力可以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手段。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中体现的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强现实主义思维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再到萨瓦尔卡和海格瓦尔等所主张的右翼思想成为主流，都可以窥见暴力在印度战略文化与外交关系中的独特影响。在谢超看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实则也是一种迫使对手使用暴力的“暴力”手段。此外，对终极暴力武器的追求和卷入战争的频率是考量印度对于暴力有效性认知的重要指标。他以印度对核武器的追求来进一步具体地解释暴力何以成为印度的有效手段。从尼赫鲁时期到如今的莫迪政府，印度一直坚持保持核选项，进行核试验。总理莫迪曾强调，核武器是印度大国地位的标志之一，印度已是“拥核大国”。而在战争频率上，历届印度政府对邻国内政的武装干涉、飞地冲突、军事摩擦以及与中国的多次对峙都证明了，不管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更迭，印度对于暴力手段有效性认知的偏好是一以贯之的。
第二，在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知方面，印度也秉持着无政府体系下的两种自助手段，即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谢超首先指出，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印度的独立自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政治环境下的独立自主是一种原则，可用以指导诸多国际环境下的战略选择，但印度的独立自主则更偏向于一种具象的状态，它更加着眼于国际体系下能够影响印度独立自主状态的国家，例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冷战结束后作为单极霸权存在的美国以及莫迪执政以来被视为外交军事战略重点的中国。在自力更生层面，印度作为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永远依靠外界援助而生存，自力更生才是其在世界大国之林站稳脚跟的根本之策。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曾说过，“印度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如此之大，因而不会屈服于任何国家，所以无需与任何国家捆绑在一起，尽管这些国家是如此的强大。”
第三，在对大国竞争手段的认知方面，相比于结盟，印度偏好于在大国间起到制衡的作用。谢超表示，对于印度而言，一个有着强大实力的邻国约等于一个敌国，因此制衡一个强大的邻国是其长期的利益目标。而从国际层次上分析，印度则致力于成为次大陆版的“离岸平衡手”，以实现其保持大国平衡的长期利益目标，促进世界多极化。不论是尼赫鲁时期联合不结盟国家制衡美苏，英迪拉时期联苏俄制中美，还是进入21世纪后的联美制华，同时防范美国，始终与俄罗斯保持关系，印度在不同时期的策略选择都印证了其平衡大国、打造世界多边机制的野心，而这种战略设想或将赋予印度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特殊存在，即既能与欧美国家结盟，又能与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他还谈到，若面对不得不结盟的情况，在“稳定少量的帮助”和“短期巨大的帮助”之间，印度更偏向于前者。印度的结盟基于强现实主义，侧重利益对等或获利，无关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苏印友好互助条约》和美印不结盟就是很好的例证。一方面，《苏印友好互助条约》曾帮助印度在一段时期内压制巴基斯坦，并获得了苏联大量的军技和经济援助。如今，印度与俄罗斯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从长期利益来看也有利于印度的发展；另一方面，虽然美国能够向印度提供短期而巨大的帮助，但于印度而言，两者间实力与利益的不对等决定了这种帮助的代价过大，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第四，在对实力的认知方面，印度非常重视民族主义和道德领导力。在印度的实力认知中，民族主义是实力的一部分。对此，谢超指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很有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外，印度在对实力的思考中还加入了道德的独特作用，认为道德也是实力的组成部分。道德本身是一种手段，可以通过站在道德高地去批评谴责对手，同时道德也是一种目标，通过占有一定的道德目标而获得满足感。在印度的政治外交现实中，道德的两种功能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呈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特征，在必要时起到自我安慰的用途。
在谢超的主讲结束之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李莉和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李莉谈及其对于印度战略文化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一问题的思考。她表示，印度对自身身份的认知自其独立以来就发生了变化。印度宪法中提到，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的共和国”。而自独立之初到如今，从国有经济到私有化、从国大党推崇的“世
之后，张家栋表示，战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即战略决策背后的大背景，狭义则指战略决策中的文化、习惯等因素。影响印度对外战略决策的因素与其他大国大同小异，包括大国定位、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国家实力等关键因素。在大国定位方面，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在长期发展中必须保持外交独立和战略自主，坚持不结盟的道路。从文化传统角度看，印度向往后世的理念使得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度不如其他现实主义国家。此外，印度几乎全封闭的地理环境、长期受侵略的历史又导致其形成了对外部世界极高的警惕性和排斥性。而综合国家实力，印度一直以来都不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动机。以上因素基本决定了印度的对外战略决策。最后，张家栋总结道，大国都有其共性，也各有其特殊性。
中评社北京4月14日电（实习记者 邵黛琳）4月12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以“理解印度外交：战略文化与政策偏好”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活动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祁怀高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谢超主讲，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李莉及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受邀点评。谢超从战略文化角度切入，剖析了印度对于暴力手段、国际关系本质、大国竞争手段和自身实力方面的认知，提出印度注重长期利益的外交政策偏好。
长期以来，印度外交呈现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注重短期利益甚过于长期利益，比如挑起中印边界摩擦、缺席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大量买进俄罗斯石油等行为。然而谢超认为，如果从战略文化视角研究印度的外交政策偏好，或许答案会有所不同。印度的文化及其中独特的“注重来世”的时间观念决定了印度在外交选择中会更加注重长期利益。但他也提出了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印度会在哪些不同的情况下切换其短期或长期的利益选择。在此基础上，谢超从四个方面解读了印度战略文化的特点。
第一，在对暴力手段的认知方面，不论是政治思想家还是当权领导人都认为暴力可以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手段。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中体现的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强现实主义思维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再到萨瓦尔卡和海格瓦尔等所主张的右翼思想成为主流，都可以窥见暴力在印度战略文化与外交关系中的独特影响。在谢超看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实则也是一种迫使对手使用暴力的“暴力”手段。此外，对终极暴力武器的追求和卷入战争的频率是考量印度对于暴力有效性认知的重要指标。他以印度对核武器的追求来进一步具体地解释暴力何以成为印度的有效手段。从尼赫鲁时期到如今的莫迪政府，印度一直坚持保持核选项，进行核试验。总理莫迪曾强调，核武器是印度大国地位的标志之一，印度已是“拥核大国”。而在战争频率上，历届印度政府对邻国内政的武装干涉、飞地冲突、军事摩擦以及与中国的多次对峙都证明了，不管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更迭，印度对于暴力手段有效性认知的偏好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