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自适”说
“忘我”而自适。与《首夏病间》同时，白居易的《隐几》写道：“身适忘四支（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四十心不动，吾今其庶几。”这“身适”与“心适”之忘，是庄子“心斋”“坐忘”的追求，《大宗师》说“坐忘”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忘却身心以合于“大通”即“道”的表达。诗中“今日复明日”的时间转换，是“心斋”说的内心渐修以抵“身心忽两遗”的空寂明净境界。而“隐几”两忘后的百体如槁木、方寸若死灰，语出庄子《齐物论》的南郭子綦隐几而坐，荅焉似丧其耦，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这既揭示了白居易诗题为“隐几”的本源，又说明了白居易“丧我”即“无己”以求“自适”的思想指向。此前，他任谏官左拾遗，多次激谏得罪了不少当朝官吏。而这一年他仍是翰林学士，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为贬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辩护，又上疏请罢用兵河北，均不被采纳，于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之心渐淡，欲效庄子不问世事。其后，他在《适意二首》其一里说：“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其二则有感于居朝为臣不易，自己本有的浩然之气十年内已消磨殆尽，表示“悠悠身与世，彼此两相弃”，既要忘身，又要忘世。白居易的“适身”“适心”说，身与心的关系被他定义为“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风雪中作》）。因此，心足方得身安。而“适身”“适心”，有时被他生成为“三适”，他有《三适赠道友》诗，称足适忘屦、身适忘衣、心适忘是非，三适为一，要在适性。犹如庄子《养生主》的“泽雉”、他《山雉》诗“适性遂其生”的山雉。
“无何有”而自适。白居易忘身忘心忘世，最佳的生存环境是庄子说的“无何有之乡”。他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急请捕贼事，遭权贵忌恨被贬，在江州给元稹写了《与元九书》，言及往年以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为师，先兼济而后独善。然事不如意，兼济未果而走向独善。他有一首《读〈庄子〉》：“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当时，白居易离开京城前往江州就任九江郡司马，情绪低落，第二年送客到湓浦口时，闻琵琶女的琵琶声，作《琵琶行》感慨琵琶女的遭遇，诗中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既悲悯琵琶女，也自我悲悯。他在《读〈庄子〉》诗里为排解内心郁闷，引庄子为同道，寻求庄子《逍遥游》里的“无何有之乡”。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是逍遥仿徨，无物侵害而一无所有的广漠之野。白居易据此说“认得无何是本乡”，为的是超脱尘俗，避祸全身。白居易被贬江州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隐几》的基础上，他的思想与人生沦落相合，从此以独善为主调。而“无何乡”也成为他人生的向往。他垂钓渭上，自言“身虽对鱼钓，心在无何乡”（《渭上偶钓》），不似姜太公钓鱼，七十岁钓得周文王，而诗中的人鱼兼忘正是“无何乡”的准则。“无何乡”是出世的，他的《昭国闲居》诗有一个很俗且现实的说法：“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他提到的“居处僻”即待在僻静地修养，与世事无干，是想处在“无何乡”里。他44岁时还写过一首《自诲》，劝自己从此饥食渴饮，昼兴夜寐，无喜无忧，病卧死休，了此一生，也是在僻静处自我修养的方式，只是这僻静处未必真是“无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