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世纪
中评社香港11月30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通过ZOOM举行会议，邀请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吕小庆，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宏伟，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慎，日本阪南大学教授洪诗鸿，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沈有忠，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等学者与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的发展与未来，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论述。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感谢各位老师相聚在中评。50年前的9月29日，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对中国和日本来讲是一个大事，也就是中日正式建交。同时对台湾来讲，50年前亦是“日台和约”结束的日子，对此台湾学者当然有自己的观察角度，但是我们都作为中国学者，不论是在日华人学者，台湾学者亦或是中国大陆学者，我们对改变了中日两国以及东亚进程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还是非常有价值、有必要请大家研讨一下，尤其当前的中日关系又处在一个非常敏感且不确定的状态。
10年前，也就是在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日子，中国国内都准备好了很多庆典活动，可就在当年的9月发生了一个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造成中日关系巨大倒退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从2012年到今天经过了10年，我们看到安倍后期，中日双方做了很多努力改善关系，包括2017年习近平主席两次和安倍见面，2018年李克强和安倍首相实现了中断了7年的中日政府首脑互访，2019年习近平主席去大阪参加了G20峰会并发表了中日大阪十点共识等。
但从2020年开始，中日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又出现了急剧下滑，到今天为止中日关系各种问题，各位老师都观察得很清楚，那么在50周年的节点上，包括台湾问题在内，中日关系应怎么走，很有必要让各位老师为中日关系、为两岸未来走向提出自己的高见。按照我们的安排，我们首先请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吕小庆先生发言。
吕小庆：巩固基础，方能行稳，面对问题，才可致远——纪念中日邦交正常五十周年的几点思考
今天是2022年9月23日，还有6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签订《中日政府共同声明》恢复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日。首先感谢中评社、中评智库基金会在迎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重要纪念时间节点，举行“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线上研讨会，感谢王键教授的信任推荐与热诚邀请，感谢郭至君主任的参会指导和周到安排，今天能与莅临论坛的两岸和旅日三地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回顾与展望”深感荣幸。
以《中日政府共同声明》为起点，中日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以和平友好、合作共赢、战略互惠为根本遵旨，涵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技及人文交流合作等全方位中日双边国家关系体系和国际法基础。半个世纪以来，在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中日关系在国际、国内形势跌宕起伏的变化中前进，在全球和亚洲地区合作与竞争中发展，总体上维护了中日和平发展大局。中日双边贸易额从恢复邦交时的11亿美元，截至2021年已超过3700亿美元。双方人员往来从七十年代的年不足1万人次，2019年已超过千万人次大关。中国旅日华侨华人，从1980年代前期的不足5万人，到2020年底已突破百万，早在15年前就成为在日最大外裔族群。这三大基本数据，无疑彰显中日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留学旅居、扶贫减灾、医疗健康、节能减排以及地区多边合作等各个方面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这理应值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并为之欢呼和隆重纪念。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历程，面对中日关系复杂严峻、脆弱多变的现实局面，我们不得不遗憾而严肃地指出，在政治外交关系这个双边关系主航道上，干扰阻挠中日关系前进的暗流、逆流如影相随，破坏颠覆中日关系的明山暗礁不时显现。经过50年的发展变化，在历史、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特别是在事关中日关系根基的台湾问题等原有重大原则问题上，日方表现甚至有很大倒退。近十多年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趁火打劫对华指手画脚；在涉藏、涉疆、涉港、邪教、海外反宪势力（所谓海外“民运”势力）等方面，假藉西方“民主价值观”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挑头倡议“印太战略”，积极参与构建旨在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美日印澳机制”，主动示意加入“五眼联盟”，近期更是跨出亚洲向北约靠拢，企图与美欧联手打造亚洲版北约，挑起新冷战，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新的重大问题。
在中美关系恶化、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和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对华外交呈现几乎对美西一边倒的政策，在美西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全球棋局中，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发挥了极为负面的作用，对中日关系造成极大冲击和伤害。在世界面临百年不遇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日本对华外交取向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但迄今为止，中日纪念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存在三个明显不对称。一是与两国和平友好、全面合作、战略互惠的关系性质不对称，二是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体量和规模不相称，三是与中日两国领导人近年多次达成的共识和愿景不对称。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应该是众所周知，中日关系出现了重大问题，中日关系正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困难局面。这不禁令人回想起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三十而立难立”，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双边关系降至冰点；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四十不惑而大惑”，日本政府制造“购岛闹剧”，中日关系版“9.11”事件引发中日关系破局。事实上，自从2021年3月美日“2+2会谈”首次纳入台湾议题后，中日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G7等重大国际多边场合，在多个问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出手向中国发难，2022年原本“知天命”的中日关系，事实上并没有迎来碧空蓝天，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大庆之年不喜，可谓“50难知天命”，似乎也并不足为奇。
大家可以注意到，中方这次各种纪念活动的主题多有“不忘初心”这个原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期间高频词汇，用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并没有违和感。这个“初心”的指向重点，首要是台湾问题。回顾50年前，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前提“复交三原则”是台湾问题，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政府共同声明”重点也是台湾问题。今天，在日本超级政要安倍晋三公然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鼓噪下，日本国防政要组团赴岛内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前与民进党当局“商讨落实有事诸事项”，事实上企图抽空“中日政府共同声明”所规定的“一中原则”，动摇中日关系的根本基础。
鉴于此，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在中日关系上最紧要、最紧迫的工作，是遏止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踩线越线行为，对日外交在台湾问题上果断“止损”，防止中日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也才能保证中日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
集中归纳和梳理恢复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中日关系主要负面清单，分析中日关系的主要矛盾和焦点问题及发展脉络，旨在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这些矛盾的本质和问题症结所在，有助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探索方略，主动作为，把控危机，化解矛盾，积极塑造，解决问题，使中日关系在正常轨道上可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战略目标，也是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理想真正成为可能。
我认为，从全局层面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及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集中在六大方面：一是历史问题，也即日本对近代以来侵华战争的认识和言行问题；二是台湾问题，也即日本企图遏阻和破坏中国统一台湾的问题；三是钓鱼岛问题，也即中日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认知争议问题；四是日本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也即日本在涉藏涉疆涉港等事务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维护国家主权、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五是遏制和围堵中国发展问题，也即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以冷战思维拉帮结派，对中国进行牵制、围堵和打压问题；六是南海问题，也即日本干扰和阻挠中国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领海权益问题。前三个问题是中日关系的老问题，后三个问题是近十年来产生的双边与多边交织的新问题。前三个问题具有中日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特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即存在并延续至今，既是中日关系的老问题，也是新问题。后面的三大问题则是近十多年来产生的新问题，主要由日方单方面造成，对中国和平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负面影响，成为阻碍、损害甚至危及中日关系正常健康发展新的重要因素。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日历史问题的本质，不是历史本身，更不是受害方中国抓住历史不放，而是加害方日本在认识和言行上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华历史的现行犯罪，这等同于对中国人民的二次伤害。我曾亲耳听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交涉期间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掷地有声地说：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事关人类公理，事关中华民族尊严，我们决不会妥协退让，一万年也要坚持这个原则。
在中国始终坚持原则下，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现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不可踩踏的禁区。摆脱安倍羁绊的岸田文雄首相，基于其政治理念和外交风险，以首相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能性不大，在其它相关重大历史问题上，岸田也应会较为谨慎。我注意到，日本外相林芳正在9月12日纪念中日建交五十周年研讨会上特别提到要珍惜和继承大平正芳在中日关系上的政治遗产。在另一个中日建交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大平正芳外孙女渡边满子女士特别提醒岸田文雄首相和林芳正外相，要珍惜和继承其外祖父“宏池会”对华友好的理念和传统。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历史问题敏感度可望明显下降。
高度概括地说，钓鱼岛问题既是日本近代侵华历史问题的延续，也是美日战后敌视中国政策的一个恶果。
但不得不指出，日本“购岛”对中日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和严重损害，日本右翼势力从此有了不断攻击中国的抓手，反华势头得以大幅上升。日本政界和民间左翼和平进步力量在此问题上也噤若寒蝉，友华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日本主流媒体针对中国常态化巡航，几乎天天渲染“中国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是造成近乎九成日本国民对华恶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坚决捍卫中国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如何破解甚或缓解中日钓鱼岛主权认知争议这个“死结”，是中日关系面临的一大难题。这是改善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主要抓手之一，而不是其它林林总总的隔靴搔痒之举。
基于事实上中国已在维护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主动地位，我建议：一、借鉴当年面对“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的历史问题，中日双方推动成立并取得积极成果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呼吁成立“中日钓鱼岛问题共同研究专家委员会”，在钓鱼岛领土主权认知争议问题上，中日以民间形式，从专家学者层面先谈起来；二、向日方反覆强调，中方基于中日关系大局，在媒体上就钓鱼岛问题采取了最大限度克制，呼吁日本官方和媒体立即停止“中国公务船入侵”等激化矛盾、毒化中日民间感情的渲染；三、以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新局面为前提，以切实维护钓鱼岛及东海海域长期和平稳定为目标，探讨与日方达成新的“搁置争议”共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关于日台关系及涉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伴随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得手所产生的政治生态巨变和日本国内右翼反华势力抬头，经过50年演变，中日间的台湾问题，已经发生了从“一个中国”到“两个中国”向“一中一台”演变，近年明显有发展到日本实质性支持“台独”分裂中国的质变倾向。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因应措施。
如何有效遏制和打击日本右翼反华势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言行；如何有效遏止和挫败日台发展实质性关系；如何提高日本在涉台事务上的门槛；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分量；如何最大努力地争取日本政府恪守承诺遵约守法；如何促使日本朝野在解决台湾问题进程中与中国相向而行，是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和处理双边政治关系所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我认为，中日关系问题主要出在日本自身和向中国“问题供给侧”一方，而不是出在“问题承受方”中国一侧。
第一，我不完全赞同由于日本不接受被中国赶超（2010年GDP总量）而激化了中日固有矛盾并引发新问题的观点，这既与事实不符，也与基本逻辑相悖，更是对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辉煌成就的变相不尊重。2001年中国GDP不到日本一半，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为焦点的中日历史问题已经惊涛骇浪，更早前围绕李登辉窜访日本，中日台湾问题已经开始出现端倪。印度GDP超过宗主国英国后，印英关系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吗？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我不赞同改善中日关系的重点是“加强对话”、“扩大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管控分歧”等提法，尤其反对“中日双方都各让一步”的“倡议”。
最后，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基于自身数十年对日工作客观经验和主观思考，我想特别强调，改变中日关系“复杂多变、敏感脆弱”的异常特性，发展正常、健康、可持续的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决不能搞三个对立：
一是决不能把坚持中日友好国策，与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对立起来。过分渲染和刻意淡化历史问题，都无助于历史问题的真正解决。
二是决不能把坚决捍卫中国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国家领土主权和发展利益，与发展和日本正常国家关系对立起来。过度紧张和麻痹大意，都不利于缓解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对峙状态。
三是决不能把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在涉藏涉疆涉港等方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事实上是鼓励怂恿其境内外反华分裂势力的行径，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对立起来。任由发展和消极回避，都对中日关系的现在和今后带来贻害无穷的恶果。感谢大家倾听，感谢主持人王键教授，感谢郭至君主任。
王键：非常感谢吕小庆会长的精彩发言，他是资深的外交官，曾长期在日本，所以有第一手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的外交实践。他讲了很多内容，比如中日关系存在6大问题，3个对立等等，很多精辟的分析，我也受益匪浅。吕小庆会长在2011年311大地震、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时就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做第一线工作，特别是311大地震时为日本赈灾做了大量工作。不要觉得我们对日本很强硬，恰恰是因为我们曾经相互帮助过，所以中日关系恶化到今天我们非常痛心。吕先生提到，现在的问题很多是日方单独挑起的，我们国家领导人多次讲，要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改善中日关系，但我从没听到过日本的政治人物讲过同样的话，所以双方的不对称非常明显。下面有请第二位，日本法政大学赵宏伟教授。
赵宏伟：日本的对华友好与对台湾执迷
谢谢王键老师的介绍和邀请，感谢中评的各位。王老师把我安排到吕会长后面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的发言就是给吕会长的发言提供一点论据。下面我就进入题目，我的题目分为三点来谈：
第一，中日关系是特殊关系。这里的“特殊关系”不是说中日友好是特殊关系，中日敌对也是特殊关系。具体来说，中日关系从整体来看存在以下六大基本结构关系：第一，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两种不同政治体制。第二，日美同盟和巨大中国相互视为威胁。第三，二战战胜国与战败国。第四，经济相互依存。第五，两千年历史文化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第六，近现代民族国家毗邻地缘关系。不言自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源于第五、六项；但是前四项亦由此而染上特殊性。中日关系是基于同一文明圈这一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之特殊关系。
外交是人为国而做，人又是不只为利而往。上述中日关系六大基本结构置于同一文明圈这一地缘之中，两国便出现更多的国家利益动机和非利益动机，理性和情念，自觉和无意，合理和不合理等外交选择，外交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外交行动模式，推动中日关系的正面或负面运动，汇成充满葛藤的历史过程。地缘特殊关系其正能量是利于促进相互认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负能量则表现为地缘陷阱，逆反性地破坏双边关系——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一部中日关系史，最显着的特殊现象是出现了“友好国民运动”。战后翌年（1946年）日本民间反战友好人士成立中国研究所，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1950年先于中国创立日中友好协会，1951年成立现代中国学会，1955年创刊世界首部《中国年鉴》；于1970年代日中友好发展为日本唯一的民间主导全国规模国民运动，推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形成日本官民共同推进日中友好。在中国，中日友好运动由国家推动。中日友好发展成为两国国是，至1992年日本天皇史上首次访华，两国官民友好达到最高水平。至此，中日关系堪称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典范。
中日友好是中日关系的特殊一面，两国外交中存在友好领纲行动模式。1970年代围绕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市民自发地支持使日中友好发展成为“国民运动”，全国县市町村几乎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82年由日方提议，两国政府决定在东京设立“日中友好会馆”；日本政府出资20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30亿、中国政府5亿日元，共同建设并运营，定位是日本外务省外部团体；1985年在东京高超级区域后乐园建成包括办公楼、宾馆、中国留学生宿舍（后乐寮）、日中学院等一套设施的社区。历届日中友好会馆会长皆由日本国家级退休政治家及退休外交高官担任。如此规模及政府参与度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在日美之间亦全不存在。在日本，研究日本的国家研究所还是1987年成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根本不存在。
“日中友好国民运动”退潮、消亡，中日关系走向敌视化的指标性要因源于日本的台湾执迷。中日关系大概是90年代中叶开始变坏的，那时候发生了一些标志性事件：第一，1996年4月17日，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的联合声明《面向21世纪的同盟》，首次把日美同盟的目的设定于应对“周边事态”，即“台湾有事”；日本政府亦首次把《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从美国驻军条约正名为日美军事同盟，宣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并突破“专守防卫”定位，向海外扩张，适用于“周边事态”，即“台湾有事”。可见，日美同盟从其正名伊始，便是为阻止中国统一，保持分裂现状的军事同盟。
第二，2012年4月17日，石原慎太郎东京都知事选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宣布对全体日本人募捐，购买钓鱼岛。日本野田政府9月11日实施钓鱼岛国有化，破坏性地恶化了中日关系。在日本，日中友好运动寿终正寝。
第三，2021年4月17日，菅义伟首相—拜登总统联合声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首次写入“台湾”事项，“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同日，日本驻台湾代表机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设为新馆开馆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首次在台湾升起日本国旗。也是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安倍胞弟）亲赴距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眺望台湾。“4月17日”是什么日子？1895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署日，是日本割取台湾之日，日本首次夺取殖民地纪念日，由此列为殖民列强纪念日，日本千年振兴纪念日。2021年4月17日，日本政界主流肆无忌惮地搞了一个大大的热热闹闹的庆祝。
日本政界主流对台湾执迷的逻辑是什么？一是，日本有史以来终于走向千年振兴，其路径是1872年至1895年完成“琉球处分”，1895年夺取台湾。世人忽略的是日本是夺去了台湾才完成了所谓琉球处分，即吞并琉球。《马关条约》之前，存在着日本同意把宫古海峡以南至台湾的琉球领土交予中国换取中国承认琉球亡国方案；因此在国际法上，《马关条约》的签署亦正式废止了前述分割琉球方案，使日本完成了吞并琉球。所以才有1896年日本天皇第13号敕令宣示冲绳行政区。二是，1945年日本战败，失去台湾，失去琉球。三是，日本复兴的标志性事件是1972年收复琉球；但因得寸进尺执迷台湾所属钓鱼岛而被反噬，美国只承认交予琉球施政权，没承认交予日本琉球主权及钓鱼岛主权。四是，中国统一台湾就是日本失去台湾，就有琉球离心，日本危矣，只好对中国俯首称臣。
而日本的琉球陷阱在其对台湾执迷。冲绳之于日本是可以牺牲之地。日语中有“本土”一词，冲绳不是本土；相对之，汉语中没有“本土”一词，使用的是“台湾”和“大陆”，“港澳台”和“内地”，这是中日间的一个文化差异。可以回顾，二战最后一战是“冲绳决战”，日本并未打曾发誓赌咒的“本土决战”，冲绳是可以被牺牲的。2021年8月1日台湾各大媒体头版报导《首届美日台国会议员战略论坛美国政府考量台独政府亡命》（《自由时报》2021.8.1）：美国前外交高官谭慎格（美国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发言：“游锡堃表示，如果中国出兵入侵台湾，美国可能对一个独立的台湾给予官方承认时，我有点惊讶。”“但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有益的观点。当然，华盛顿在外交行动方面有应变计划，制止中国的军事行动；但美国考量的重点在于，一旦台湾部分或全部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一个民主的台湾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可见，“美国考量的重点在于，一旦台湾部分或全部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会发生台独支持者万船齐发渡琉球。可以推测，空路已停，最便利的办法是船渡琉球。“台湾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琉球美军基地）的情况下继续存在。”
可是，人口146万的琉球安置亡命“台独”政府和数百万台民，会成为谁的琉球？可以说，美国的利益博弈与日本的对台湾执迷不同，“美国考量的重点在于”可以建一个台独政府，一起永占琉球。而日本的对台湾执迷则反噬冲绳，并不是日本的利益。日本的利益反而在于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与中国的利益一致。宏观看去，中国完成统一台湾，才有中日友好的再兴，亚洲太平洋的永久和平和繁荣，以及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
王键：谢谢教授，赵老师不愧是大家，讲了几点很重要，比如石原慎太郎选择4月17日在纽约宣布钓鱼岛要“国有化”向美国示意。赵老师特别把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连起来分析，现在这是在日、台媒体上非常焦点的问题。2013年《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叫“琉球问题可以再议”引起了日方抗议，当时中国外交部说这是学者的观点，不代表政府。不管怎样，琉球问题今后会是中日，包括台湾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前不久我参加太和智库的中日学者对话，和赵老师的同事、日本法政大学学者福田圆交谈，他的论文题目是“岸田内阁的台湾政策”，他的大致观点是，岸田的对台政策可能和安倍时期不一样，也许有一定的缓和对话空间。我们现在有请台湾辅仁大学著名教授何思慎先生发言，他的题目是“岸田外交与中日关系”，何老师是台湾日本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曾经是马英九时期对日政策的智囊，著作很多，有请何教授。
何思慎：和平与合作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
当下中日关系虽仍不睦，但双方领导人不欲关系继续滑坡的意图明显，彼此仍对未来关系发展抱期待感，“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岸田文雄对中外交努力的方向。中日需要有智慧地去处理双方的历史问题，双方各让一步，互给“下台阶”的空间。
近二十年，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美国为最主要影响因素。1854年,日美双方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被美国牢牢抓在手上。虽然美国常表示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友好、和平交流，但从其在东亚的利益来看，美国不愿看到中日真正友好的局面，否则会给其东亚治理带来麻烦。只要中日不合，美国在东亚永远会有其空间。进入后冷战时期，基本上结束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初建交、中国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的所谓“中日蜜月时期”。苏联垮台后，中日关系重新被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经济、国力上出现动态消长，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发展和将自身定位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出现力量碰撞。这不必然导致直接冲突，但会让中日关系进入长期的结构磨合期。
202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迈入半世纪，双方为此纪念筹备多时，试图藉此展现中日友好，但在中美对抗下，中日难以交好。惟与建交40周年时不同，当时中日关系因钓鱼台“国有化”深陷建交以来的谷底，大陆社会弥漫反日情绪，最终使中日建交40周年庆典取消，双方领导人及外长也未互致贺电。相较于10年前，现今的中日关系虽仍不睦，但双方领导人不欲关系继续滑坡的意图明显，彼此仍对未来关系发展抱期待感。虽说前首相安倍晋三定位的“战略互惠关系”缺乏现实基础，但退而求其次的“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岸田首相对中日外交努力的方向。
岸田文雄表明不出席9月12日由中国驻日大使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及中日友好团体在东京举行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讨会”，但9月5日中方按计划在北京举行由双方大使馆及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共同主办之“50年50人”，此为官方色彩浓厚之庆祝建交50年活动。活动上日本驻北京大使垂秀夫致辞表示，虽然中日所处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但两国作为永远的邻居是不变的。回顾建交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智慧，垂秀夫忆起周恩来所言“既不能失去原则立场，同时也要给对方下个台阶，要互相为对方考虑”，意有所指地呼吁将周恩来当年的战略思考置于当下的中日关系，双方各让一步，中日互给“下台阶”的空间，产生新的智慧，以此指导未来的中日关系。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未曾真正思考如何面对站在其前头的中国、如何与中国交往。崛起后的中国走向海洋，与自诩为海洋大国的日本在印太海域的战略安全矛盾日益升高，加上大国竞争的国际形势及中日经济的相对位置变化，中日关系及双方人民的交流与相互认识难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剧变，使迎向50年的“关系正常化”仍跌宕起伏，不仅“友好”闻见异音，“和平”更现挑战。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日本《读卖新闻》民调显示，80%以上的日本民众认为“中国是威胁”。日本政府对中态度强硬具有民意基础，并非官方或个别政治人物的主观好恶或刻意操作。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点出问题所在，日本对中国的感情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发展得太快，日本人却未能完全理解中国的发展。
近代日本头角峥嵘，但与中国在东亚的角色并非互斥，而应相辅相成，中日是搬也搬不走的邻居，友好是最明智的抉择。中、日领导人须努力将双边关系带离“恶性循环”，日本外相林芳正9月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在9月底的联合国大会上与大陆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林芳正认为，主张该主张的事项，面对共同的问题则须合作。至于“习岸会”，中、日探讨以线上方式或藉今年11月印尼G20峰会的机会举行首脑会谈，希望能全面恢复双方高层对话机制。
日本忧心台海局势，但维持东亚和平的态势仍是岸田外交的基调。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北京升高对台湾军事施压，岸田希望与之缓和紧张，增加安全互信，避免日本周边有事。岸田内阁强化日本防卫力不等于寻求与中国军事对抗，面对中日关系的难题，对话较备战更形重要。日本经团联会长十仓雅和表示，日本缺少中国是不行的，与拥有巨大经济规模的邻国“脱钩”不具现实性，价值观纵有不同之处，但对话及交流不能中断。
扩军与拥核非岸田当务之急。日本外交“亲美遏中”，安全上增强军力并实现战略转型在自民党内的议论甚嚣尘上，甚至在日本政界俨然成为主流意见，料今后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方向不会因为安倍辞世而转变，但在政策细节上，有安倍色彩的激进主张或有调整空间。日本2023年防卫经费概算仅微幅上扬，但未出现巨幅扩大防卫支出的现象。急速拉高防卫支出，势将导致岸田对选民的经济与社福政策承诺落空，不利岸田内阁续航。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认为，日本政府不惜牺牲民生及国家发展来大规模扩军的做法，不仅引发越来越多日本民众反对，亦将为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关系蒙上阴影，令俄罗斯回防远东地区，构成日本北方战略压力，可谓损人不利己之举。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指出，政府大搞军备扩张将压垮民生，岸田主政债台高筑的日本，虽矢言“5年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但不得不慎重以对，毕竟“少子高龄化”才是日本的国安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