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难”不应是拒批禁制令理由
法官拒批禁制令的理由有三个：第一，认为禁令针对的行为本身已属刑事罪行，国安法已可以覆盖，而在执法方面，禁制令会与现行刑事法例有所冲突，或会出现“一罪两审”的情况；第二，认为律政司无法说服禁制令有何实际用途；第三，认为禁制令会对无辜的第三方造成影响，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即动机清白的人士或会害怕违反禁制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首先，从普通法理而言，的确，刑事法律中的禁制令须为必要或能发挥作用以达至有关目的。而有人或认为，此次政府的禁制令难以执行，例如对海外社媒平台无法执行等等。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每一种禁制令都会出现执法难的问题，也会涉及海外社交平台的问题，但这并非拒批的应有原因。
举例而言，2020年10月，高院同意律政司申请的一项禁制令，以禁止对司法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非法和故意的“起底”行为、恐吓、干扰或威胁他们。请注意，当时针对法官的“起底”行为，主要存在于海外社交平台，而香港国安法已于同年6月30日颁布实施，而香港也早有刑事罪行条例，但法官并没有以“一罪两审”或“难执法”为由拒批禁制令。虽然“起底”行为和“独歌”的性质不尽相同，但其法理依据应当是相通的。为何可以禁海外社交平台“起底”，却做不到禁海外平台散播“独歌”呢？
其次，有人或认为，香港国安法、《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国歌法》重复，因此在强制执行禁制令时会与相关的刑事法律互有冲突。故此，若政府认为“愿荣光”有问题，就应按国安法正式起诉，而不是简单地申请禁制令。
国家安全具凌驾性地位
这种观点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一种预先“假设”的结论。“一罪不两审”是普通法制的原则，选择哪一项罪行进行检控，是控方的责任。如今律政司已经详列申请禁制令的理由，除非证明律政司理据有错，否则不应指示律政司应当如何。正如禁制“起底”行为一样，目前所面对的是以各种方式包装的“独歌”在网上传播，岂可能逐一进行正式起诉？更何况，犹记政府当时和谷歌谈话要求下架“独歌”时，对方拒绝并挑衅地称“请拿法庭禁制令来”！
第三，有人或认为，禁制“独歌”会造成“寒蝉效应”，影响“无辜者”。这更是错误理解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也是错误理解了自由和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
言论自由有边界，这是浅显的道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是特区每一位居民应尽的责任义务。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这首“港独”歌曲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继续在各种与“港独”活动密切相关的场合播放。例如，在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地的“港独”集会中，一边播放一边叫嚣“港独”口号。不仅如此，过去多次出现香港体育代表团参赛奏国歌时遭“错播”这首曲，造成恶劣影响。在谷歌等搜寻网上，亦公然将此曲称作所谓的“香港国歌”。如此严重的错误，若不依法进行制止，如何能符合法治精神？
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例子。如德国刑法第86条第一款，禁止在特定场合使用违宪组织标志，包括歌曲及其歌词。又如奥地利，在二战后亦出台法律，将《亲卫队在敌境前进》、《前进！前进！吹响嘹亮的号角》等等与纳粹有关的歌曲，列为禁歌，而且不只是单纯的禁止演奏，甚至传播、分享、发布歌词均有可能违法。但为何没有人去质疑这些法律造成“寒蝉效应”？
关键在于，维护国家安全都是具有凌驾性地位的。此次判词中提到一点，行政长官在本月11日发出证明书，指禁制令涉及国家安全。这是政府首次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向法庭发出证明书。但可惜的是，法庭并没有完全理解“证明书”的重大法律作用和意义。最终作出这一判决，令人失望。
无论如何，禁制“独歌”具有必要性，律政司应及早研究进行上诉。昨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我已经要求律政司尽快研究判词，积极研究之后相关跟进工作，我必须强调、再次强调，我们要有效防止、禁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行为。”同时，也要研究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应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