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热议：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历史与启示
中评社北京3月18日电（助理记者 徐媛）2022年3月16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了以“美国对华决策：机构调整与团队转换”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樊吉社受邀主讲。樊吉社从凝聚共识，调集力量，调整决策机构，培育政策团队四个方面梳理了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进程。
樊吉社表示，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2021年七十多年的时间，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到1991年，美国对外战略从二战期间美苏合作转向美苏持续长达接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第二个阶段是1991年到2001年，冷战结束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要寻找新的方向，并提出了“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战略。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到2021年，去年8月15号是一个象征性的时间点，美国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告别反恐的二十年。
樊吉社指出，1949年北约成立后，美苏之间的就从“批判的武器”进入“武器的批判”的阶段。这个阶段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等领域开始调集力量集中转向应对苏联，在欧亚地区分别建立军事同盟，开始进行前沿部队的部署，实际上这种状态状况到现在为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军事上美国在亚太地区仍然有驻军，在外交上美国和欧洲的协调力度加强，在经济上开始出现两个平行的体系。苏联“威胁”界定了美国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军队的规模和结构，武器的设计以及军事预算，可以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核心目标。后期可以看到很多代理人的战争，冷战期间有热战，有地区的小规模的冲突，小国之间的战争，当然伴随美苏关系，美苏之间持续了长时间非常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军控谈判，这是美苏能够保持冷战保持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樊吉社认为，美国决策机构的调整是从二战期间的模式转向冷战的模式，美国的外交、国防、情报、经济等所有政府机构都进行系统性动员，动员服务于冷战的核心的目标。在早期的美国国会通过四的项立法，重塑美国的政府机构和决策的架构，特别是《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中央情报局，对美国军事和情报体系做出重大调整，以理顺冷战期间对外展略决策和执行。第二，《1948年对外援助法》以经济合作促进欧洲复兴、提供国际儿童紧急基金援助、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构成了美国服务于冷战目的的多项援助。第三，《1948年美国信息和教育交流法》授权国务院通过广播、接触和交流、出版方式从事公共外交，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等机构成为重要工具。第四，《1949年中央情报局法》则使中央情报局享受很多政策例外，诸如可以依照秘密的财政和管理程序行事，在使用联邦政府资金时免受很多约束。
此外，樊吉社还分析了美国为服务于冷战外交而创设的另外一些政府机构。首先，国会通过了《1961年对外援助法》，重组了当时对外援助项目的架构，对军事和民事援助加以区分，创立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专门负责统筹安排救灾、扶贫等非军事援助项目，使之具有更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意义。其次，国会在1961年9月通过《军备控制与裁军法》，创设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其核心使命是从事和协调政策研究、为美国参加军控和裁军谈判做好准备、处理与军控和裁军相关的公共信息。当然军控署已经在1999年4月1号愚人节那天被合并到国务院，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最后樊吉社梳理了美国研究团队的调整。二战结束后，苏联研究勃兴，专家队伍快速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在1946年设立了俄罗斯研究所，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设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但从业者不多。50年代末，13所大学设立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聚焦俄罗斯、斯拉夫和苏联问题研究。大学、基金会和美国政府共同推动研究的快速发展和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到后期，苏联发射卫星，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敦促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拨付款项支持区域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成为最受益领域。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与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在20世纪70年代也大力支持了苏东问题研究。70年代初期，美国的苏东研究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成立58个研究中心，有83个颁发学位的项目，学习俄语的学生达到4万人。
樊吉社说：“回顾去历史上美国三次战略调整，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以及能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第一，要凝聚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共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第二，一旦出现战略共识，就调集综合力量指向特定的国家或特定方向，冷战期间是指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恐时代是指向非国家行为体，指向中东等等。第三，国内决策机构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反恐时代，我们都看到非常清晰的特征。第四，在相关国别和区域问题上培育决策所需的支撑力量团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对外战略调整体现的主要特点，也是战略调整从畅想到落实的实践过程，它有基本的一个先后的顺序。樊吉社认为，这四点既能总结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也可以成为解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一个参照的指标。
中评社北京3月18日电（助理记者 徐媛）2022年3月16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了以“美国对华决策：机构调整与团队转换”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樊吉社受邀主讲。樊吉社从凝聚共识，调集力量，调整决策机构，培育政策团队四个方面梳理了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进程。
樊吉社表示，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2021年七十多年的时间，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到1991年，美国对外战略从二战期间美苏合作转向美苏持续长达接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第二个阶段是1991年到2001年，冷战结束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要寻找新的方向，并提出了“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战略。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到2021年，去年8月15号是一个象征性的时间点，美国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告别反恐的二十年。
樊吉社指出，1949年北约成立后，美苏之间的就从“批判的武器”进入“武器的批判”的阶段。这个阶段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等领域开始调集力量集中转向应对苏联，在欧亚地区分别建立军事同盟，开始进行前沿部队的部署，实际上这种状态状况到现在为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军事上美国在亚太地区仍然有驻军，在外交上美国和欧洲的协调力度加强，在经济上开始出现两个平行的体系。苏联“威胁”界定了美国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军队的规模和结构，武器的设计以及军事预算，可以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核心目标。后期可以看到很多代理人的战争，冷战期间有热战，有地区的小规模的冲突，小国之间的战争，当然伴随美苏关系，美苏之间持续了长时间非常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军控谈判，这是美苏能够保持冷战保持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樊吉社认为，美国决策机构的调整是从二战期间的模式转向冷战的模式，美国的外交、国防、情报、经济等所有政府机构都进行系统性动员，动员服务于冷战的核心的目标。在早期的美国国会通过四的项立法，重塑美国的政府机构和决策的架构，特别是《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中央情报局，对美国军事和情报体系做出重大调整，以理顺冷战期间对外展略决策和执行。第二，《1948年对外援助法》以经济合作促进欧洲复兴、提供国际儿童紧急基金援助、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构成了美国服务于冷战目的的多项援助。第三，《1948年美国信息和教育交流法》授权国务院通过广播、接触和交流、出版方式从事公共外交，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等机构成为重要工具。第四，《1949年中央情报局法》则使中央情报局享受很多政策例外，诸如可以依照秘密的财政和管理程序行事，在使用联邦政府资金时免受很多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