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诗鸿：需重视新保守思潮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中评社香港10月9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日前在线上举办了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日本阪南大学教授洪诗鸿与会并发言，他分析了新保守思潮的历史变迁、现实实践、具体内涵及其对日本的影响。洪诗鸿指出，目前日本自民党“宏池会”中大批中间派或自由派人士已经发生思想转变，将会影响中日之间的对话、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战略调整。岸田文雄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强调制造业回归日本，推出“经济安保法”，正是新保守主义的体现。一方面需要警惕美国以台湾取代冲绳基地，另一方面要深入瞭解新保守主义的理论研究、具体政策以及最新动向，瞭解新保守主义者的要求，期待与之对话。

　　洪诗鸿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理论已在日本学术界和理论界盛行。近两年，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皆可视为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实践表现。日本通产省白皮书提出供应链重组正是新保守的经济战略，2021中美高层阿拉斯加会谈中，“从实力的地位出发(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的说法就是新保守的一种维系霸权理论的常用语。美国近年来积极介入阿富汗、在耶路撒冷设领事馆等强硬单边主义政策，也可以看出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开始付诸实现。

　　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新保守主义盛行的集中体现。特朗普刚刚参选时，大家都对他不抱希望，但很多日本媒体已开始关注到，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是如何操纵新保守主义媒体，让其利用新媒体影响力为特朗普拉票。日本媒体也准确预判了特朗普的上台和所推出的政策，认为新保守思潮在美国开始发挥作用。后来博尔顿成为特朗普幕僚，拜登上台后，启用不林肯，沙利文等大批新保守主义者幕僚。可见，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新保守主义者都开始主导美国的对内政策或对外事务。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时，中国国内媒体主要强调中美之间贸易量巨大，不可能出现大动作。事实上，美国人的理念变了，其国际战略也随之调整。当下，新保守思潮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地步，但国内的美国问题研究者对此重视不足。

　　洪诗鸿指出,新保守主义有区别于传统的旧保守势力，一战后发展出众多理论思潮，除传统的保守之外，还有超自由主义、左翼等等。但在80年代后，这些势力均出现理念上的调整或转向，旧保守主义、超自由主义、左翼汇聚成新保守主义。越战期间，持传统思维的旧保守主义者之外，部分左翼也支持越战，成为新保守势力，他们高呼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高于主权。主张在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推行美国霸权地位，积极介入外国十五，把价值观、人权理念推向世界，最终是为了自身国家利益和自由的“激进的捍卫者”。 　　洪诗鸿表示，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相较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协调以及全球产业链思维，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全球化的态度则是另一种态度，也称国粹主义，单边主义。前者支持层主要是在全球性活动为主的行业中盛行，例如金融或制造业。即便中美、中欧间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张，但近两年来美欧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并没有减少，国际协调主义属于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后者的新保守思潮表现出的是反全球化。支持层主要以军工业、石油业或者建筑业为主，特朗普的选举前后，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思潮慢慢抬头。经济政策上，新保守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支持大社会、小政府，认为自由竞争和贸易促进财富增长、滴水效应解决贫困问题，在日本政局中虽然慢一拍但是几乎是亦步亦趋，如中曽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经济政策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曾鼓励对外投资，支持日本经济国内放宽竞争机制。相对而言，安倍后期，以及现在岸田的“经济安保“，回归日本政策就是新保守主义体现。对外则跟随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主义的供应链小圈子，如最近的半导体供应链CHIP4，印太经济合作框架IPEF。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与发达国家工人“贵族化”，左翼反全球化、反资本自由等动向息息相关。新保守主义早期是左翼对斯大林的失望，后来是对自由派推动的全球化的失望。全球化引发的国内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地步，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轨道修正，体现为特朗普政权的上台，以及他的积极财政、制造业国内回归、约翰逊的“一国保守主义”以及日本的岸田的“新资本主义”。实际上，岸田“新资本主义”也是新保守主义的体现，他强调制造业回归日本，用经济安保、均衡贫富这种口号来施行所谓新资本主义。他所属的旧“宏池会”原本有大批属于中间派或自由派的政治家，但是近年他们的理念接受了很多新保守的思潮，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这些转变和激进右翼还是有所区别，也不同于类似欧洲原来的社会民主党的温和理念，对于今后转型方向还需进一步研究。

　　洪诗鸿指出，在国际政治上，新保守主义认为民主人权超越主权，美、日对台湾地区或者对其他国家内政干预也能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冲动。尤其在9・11之后，更催生新保守政权，呼吁为了保护自身的自由和民主，应当积极对外干预，寻找俄罗斯、中国等威胁对象。美国和日本现在对台湾提出价值观的共赢，触及主权问题，就是因为在新保守主义理念中，价值观可以超越主权。这一套新保守主义者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实际上在30年前就已经有理论铺垫，如今更是付诸于行动当中。

　　洪诗鸿认为，原本自由主义者等亲左翼人士，受新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发生的思想变化，更值得关注。他观察到，一些日本的知识分子最近也受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对中国看法发生微妙转变，甚至接受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观点。中日之间的对话、研究或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战略调整应当重视，有很多表像和趋势背后都体现出思潮的转变。 　　洪诗鸿指出，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也包含意识形态的变化的影响，美国另一新保守主义行动的例子，是1992年2月新保守人物的美国国防部韦尔夫茨主义推出世界支配计划，计划在全球范围推动所谓“民主人权”。美国曾试图说服日本共同在亚洲形成“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但当时日本对外政策主要采取联合国中心主义进行国际政治活动。美国则要求日本改变联合国中心主义态度，我们看到近年日本开始动摇了对联合国作用的信心。美国同时要求放宽冲绳基地的限制，让美军有更大活动空间，但这几年冲绳当地人民一直反对美国驻军基地，美军在冲绳扩张基地的要求未必得到预期中的支持。由此可见，美国今年加大对台湾的介入，或许会试图将台湾纳入自己的安保系统，以台湾取代冲绳，这一动向值得观察和警惕。

　　如何应对新保守主义？洪诗鸿总结表示，要深入瞭解新保守主义的来龙去脉和理论研究、他们的具体政策以及最新动向，以及代表人物，瞭解新保守主义者的诉求，以及其多数人从左翼转向的原因，有些政策和理念的最终形态看似南辕北辙，但是其背景，出发点还是可以找到共同之处，知己知彼，方能应对有余，同时在全球化，环保等理念也应该可以有与之对话或增进互相理解的空间。

　　中评社香港10月9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日前在线上举办了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日本阪南大学教授洪诗鸿与会并发言，他分析了新保守思潮的历史变迁、现实实践、具体内涵及其对日本的影响。洪诗鸿指出，目前日本自民党“宏池会”中大批中间派或自由派人士已经发生思想转变，将会影响中日之间的对话、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战略调整。岸田文雄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强调制造业回归日本，推出“经济安保法”，正是新保守主义的体现。一方面需要警惕美国以台湾取代冲绳基地，另一方面要深入瞭解新保守主义的理论研究、具体政策以及最新动向，瞭解新保守主义者的要求，期待与之对话。

　　洪诗鸿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理论已在日本学术界和理论界盛行。近两年，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皆可视为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实践表现。日本通产省白皮书提出供应链重组正是新保守的经济战略，2021中美高层阿拉斯加会谈中，“从实力的地位出发(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的说法就是新保守的一种维系霸权理论的常用语。美国近年来积极介入阿富汗、在耶路撒冷设领事馆等强硬单边主义政策，也可以看出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开始付诸实现。

　　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新保守主义盛行的集中体现。特朗普刚刚参选时，大家都对他不抱希望，但很多日本媒体已开始关注到，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是如何操纵新保守主义媒体，让其利用新媒体影响力为特朗普拉票。日本媒体也准确预判了特朗普的上台和所推出的政策，认为新保守思潮在美国开始发挥作用。后来博尔顿成为特朗普幕僚，拜登上台后，启用不林肯，沙利文等大批新保守主义者幕僚。可见，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新保守主义者都开始主导美国的对内政策或对外事务。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时，中国国内媒体主要强调中美之间贸易量巨大，不可能出现大动作。事实上，美国人的理念变了，其国际战略也随之调整。当下，新保守思潮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地步，但国内的美国问题研究者对此重视不足。

　　洪诗鸿指出,新保守主义有区别于传统的旧保守势力，一战后发展出众多理论思潮，除传统的保守之外，还有超自由主义、左翼等等。但在80年代后，这些势力均出现理念上的调整或转向，旧保守主义、超自由主义、左翼汇聚成新保守主义。越战期间，持传统思维的旧保守主义者之外，部分左翼也支持越战，成为新保守势力，他们高呼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高于主权。主张在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推行美国霸权地位，积极介入外国十五，把价值观、人权理念推向世界，最终是为了自身国家利益和自由的“激进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