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扭转危局 香港需调动社会资源抗疫
中评社香港2月11日电（评论员 束沐）2月以来，香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激增，已超过5000宗，随之而来的是公立医疗资源的不堪重负以及社会民心的动荡不安，更令人担忧的是港府防疫策略在技术上、舆论上均处于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我们认为，香港社会尤其是管治团队亟需破除“抗疫资源已达极限”的迷思，唯有最大化调动社会资源，并在内地的支持保障下协同抗疫，才能扭转现有危局、回到“动态清零”正轨。
回顾近来香港疫情快速扩散期间，本地舆论和基层民意的主要“痛点”，总体上反映出四大问题：一是“精准封控”流于形式，传播链已经在社区四散，基于传统手段的流调追踪远落后于病毒传播速度，疫情失控势头加剧；二是防疫策略与公立医疗体系极不协调，强检能量短缺与快筛自检乱象产生迭加效应，收治隔离难度不断加大，长者危重症浪潮接踵而至；三是保障配套严重不足，小到封楼期间物资供应跟不上，大到全港食品菜肉抢购潮，极易诱发基本民生领域“次生危机”；四是思想认识陷入误区，盲目否定内地抗疫经验，无视客观存在的医疗瘫痪、民心动荡与民生危机，“变相共存”论调在菁英阶层和普通市民中均有一定市场。
如何在短期内缓解上述问题？来自中央和内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助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但在香港实际情况下，尤其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面前，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在最大化挖掘现有公务员队伍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引导、统筹更多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参与抗疫，并且尽快激活企业、社团和地区组织的功能，在中央和内地的支持协调、精准对接下，加快形成“强政府、好社会”的协同抗疫格局。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主张：
第一，疫战当前，香港政府18万公务员必须挺到抗疫第一线，地区及基层服务组织应纳入到抗疫指挥体系中，缓解现有人力物力短缺问题。既然香港防疫进入“战时机制”，就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全力投入疫战前线，不得有任何逃避和退缩。过去2年来，内地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战胜疫情，维持“动态清零”成果，全体公务员、事业单位、社区人员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参与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是内地抗疫的重要经验。
第二，港府不能被惯性思维捆住手脚，应果断拿出更多政策、法律工具调动社会资源协同抗疫，当务之急是协调私家医疗资源纾缓压力、以“疫苗通行证”为契机全面升级和强制普及港康码、督促本地企业落实防疫责任等。随着疫情扩散、医疗告急，越来越多轻症患者只能被安排“居家隔离”，这既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也是对公众安全的不负责！但事实上，香港私营医疗机构未收治新冠患者、不承担政府防疫任务，目前资源仍较为充沛，有建议指政府应动员私营医护力量或以购买服务方式参与抗疫，是一个必要且可行的方向。
另一方面，港府应对历次疫情措施似乎仅以“收紧社交距离”为核心，屡陷入“治标不治本”质疑。近来全港检测点大排长龙，除了因疫情导致强检量飙升外，也与不少企业要求雇员须持阴性证明上班有关，这说明广大私营企业都保持着很高防疫自觉。既然如此，为何港府不加快整合检测证明、疫苗记录与出行登记三大功能，推出升级版“港康码”在全港强制普及呢？若将督促市民使用港康码的责任落实在雇主身上，并与疫下申请各项政府补贴、基金挂钩，相信企业界可以立刻行动起来，为政府防疫分担很多压力，有利于“精准防疫”在社会面贯彻。
第三，内地支援抗疫的力量，应与香港当前的防疫短板、需求缺口精准对接，特别是要发挥好后勤保障、协调八方、稳定人心的重要作用。2年前香港一度面临较大防疫压力，经特区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协调内地核酸检测、“方舱”建设团队抵港支援，为当时遏制疫情、稳定局面起到关键作用。此次香港疫情再起，内地核酸检测支援力量再次抵港并将逐步到位，短期内全港检测量有望快速提升。
控制疫情、稳定民心是当前香港最大的政治。切不可遇到难题就绕道，绝不能轻言当前香港防疫“办法用尽”或“只能躺平”，为自己的懈怠和不作为而找台阶，需看到还有不少公共资源有待挖掘、还有大量民间力量有待整合。我们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必须毫不犹豫担负起“全社会抗疫”的领导角色，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坚决贯彻“四早”原则和“动态清零”方针，尽快扭转防疫被动局面！
中评社香港2月11日电（评论员 束沐）2月以来，香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激增，已超过5000宗，随之而来的是公立医疗资源的不堪重负以及社会民心的动荡不安，更令人担忧的是港府防疫策略在技术上、舆论上均处于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我们认为，香港社会尤其是管治团队亟需破除“抗疫资源已达极限”的迷思，唯有最大化调动社会资源，并在内地的支持保障下协同抗疫，才能扭转现有危局、回到“动态清零”正轨。
回顾近来香港疫情快速扩散期间，本地舆论和基层民意的主要“痛点”，总体上反映出四大问题：一是“精准封控”流于形式，传播链已经在社区四散，基于传统手段的流调追踪远落后于病毒传播速度，疫情失控势头加剧；二是防疫策略与公立医疗体系极不协调，强检能量短缺与快筛自检乱象产生迭加效应，收治隔离难度不断加大，长者危重症浪潮接踵而至；三是保障配套严重不足，小到封楼期间物资供应跟不上，大到全港食品菜肉抢购潮，极易诱发基本民生领域“次生危机”；四是思想认识陷入误区，盲目否定内地抗疫经验，无视客观存在的医疗瘫痪、民心动荡与民生危机，“变相共存”论调在菁英阶层和普通市民中均有一定市场。
如何在短期内缓解上述问题？来自中央和内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助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但在香港实际情况下，尤其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面前，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在最大化挖掘现有公务员队伍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引导、统筹更多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参与抗疫，并且尽快激活企业、社团和地区组织的功能，在中央和内地的支持协调、精准对接下，加快形成“强政府、好社会”的协同抗疫格局。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主张：
第一，疫战当前，香港政府18万公务员必须挺到抗疫第一线，地区及基层服务组织应纳入到抗疫指挥体系中，缓解现有人力物力短缺问题。既然香港防疫进入“战时机制”，就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全力投入疫战前线，不得有任何逃避和退缩。过去2年来，内地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战胜疫情，维持“动态清零”成果，全体公务员、事业单位、社区人员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参与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是内地抗疫的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