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锐：韩国和日本对中国威胁认知比较
中评社香港2月10日电（记者 郭至君 梁帆）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思想者论坛“中美战略竞争期的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安全”于2021年12月17日在线上举行，来自中韩两国的青年学者围绕中韩关系、朝鲜问题、东北亚安全等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闵锐就韩、日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比较进行了分析。闵锐表示，冷战结束后的东亚盟友关系可以用威胁均衡论来进行解释。韩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平衡地区力量的重要盟友。随着美国加大对中国崛起的牵制，美国在不断强化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
闵锐说，威胁均衡论强调国家所要平衡的不是权力，而是威胁。在威胁均衡论提出的四个变数（综合国力，地理毗邻性，进攻能力，进攻意图）上评估韩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比较可以发现：在综合国力（人口，GDP,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INC）上，中韩国力差大于中日国力差; 在地理毗邻性上，韩国相对日本和中国更近；在进攻能力上，基于韩美同盟和美日同盟的防务要求，以及全球火力指数Global Firepower排名，韩国和日本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在进攻意图上，中日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而中韩之间同样存在“苏岩礁”等海洋经济专属区的分歧。各国在该类问题上分别设定“防空识别区”。由此可见，韩国的威胁认知应该至少达到日本的认知程度。但是现实状况并非如此。
2021年3月美国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进行2+2对话。比较会谈后“美日联合声明”和韩国外长的回应可以发现，日本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韩国“不选边”的政策摇摆于中美之间。传统威胁均衡论可以解释同盟形成的结果，但是无法解释威胁认知的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理论中的变数属性发生了变化。韩国和日本对华认知的差异存在于两个变数：对华贸易依存度上韩国高于日本，对华区域战略竞争上日本高于韩国。
“贸易和平论”认为贸易可以有效地减缓国家间的冲突。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地理位置相邻的贸易国家间减少了传统地缘政治引发的威胁认知。这使得“地理毗邻性”成为影响两国威胁认知的积极变数。首先，日本经济对贸易的依存程度低于韩国。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总贸易额占GDP 的平均值高达60.4%，而日本仅为22.6%。同时，贸易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对称性依赖”成为中韩之间贸易关系的主要形态。根据贸易依存度公式（双边贸易额/GDP ╳100%）结合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的对华贸易依赖程度远高于日本。截止到2020年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为15%，日本为6%。这导致韩国在经济安全利益上比日本更加需要与中国的合作。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韩在经济上的合作不断深化，而中日在区域领导力上的战略竞争持续加剧。这使得“威胁认知”在中韩之间相对减缓，在中日之间逐步加大。尤其在新冠疫情历经两年后，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使得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其后，韩国将可能更加依赖中国稳定的市场来恢复经济，而日本则将面临中国持续增速的国力而带来的战略压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闵锐对今后中韩关系发展的建议为：加大以经济为基础带来的社会人文交流。同时他也强调，本发言仅在比较韩日对华威胁认知的程度差异，并非认为韩国对华没有威胁认知。韩国在新闻舆论方面对中国的认知模式仍具有“非客观性”。
同时，韩国在“萨德问题”上已经逐渐认识到贸易上的“非对称依赖”所带来的压力。随之提出的“新南方政策”在试图平衡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中国需加大经济上的影响力。RCEP将东南亚与中日韩囊括在内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在对中日关系上，中国需要时间让日本适应中国的崛起，接受东亚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变化。这并非易事。中国现今的实力造成了区域（中日）以及全球（中美）两个层面的权力结构变化。这使得美日在对华政策上高度保持一致。因此，可以采取拆分问题的方式进行缓解威胁认知程度。在中日双方都没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领域展开合作，逐步推进。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建交50周年。应以此为契机展开相应的合作发展，稳定关系。
中评社香港2月10日电（记者 郭至君 梁帆）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思想者论坛“中美战略竞争期的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安全”于2021年12月17日在线上举行，来自中韩两国的青年学者围绕中韩关系、朝鲜问题、东北亚安全等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闵锐就韩、日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比较进行了分析。闵锐表示，冷战结束后的东亚盟友关系可以用威胁均衡论来进行解释。韩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平衡地区力量的重要盟友。随着美国加大对中国崛起的牵制，美国在不断强化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
闵锐说，威胁均衡论强调国家所要平衡的不是权力，而是威胁。在威胁均衡论提出的四个变数（综合国力，地理毗邻性，进攻能力，进攻意图）上评估韩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比较可以发现：在综合国力（人口，GDP,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INC）上，中韩国力差大于中日国力差; 在地理毗邻性上，韩国相对日本和中国更近；在进攻能力上，基于韩美同盟和美日同盟的防务要求，以及全球火力指数Global Firepower排名，韩国和日本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在进攻意图上，中日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而中韩之间同样存在“苏岩礁”等海洋经济专属区的分歧。各国在该类问题上分别设定“防空识别区”。由此可见，韩国的威胁认知应该至少达到日本的认知程度。但是现实状况并非如此。
2021年3月美国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进行2+2对话。比较会谈后“美日联合声明”和韩国外长的回应可以发现，日本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韩国“不选边”的政策摇摆于中美之间。传统威胁均衡论可以解释同盟形成的结果，但是无法解释威胁认知的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理论中的变数属性发生了变化。韩国和日本对华认知的差异存在于两个变数：对华贸易依存度上韩国高于日本，对华区域战略竞争上日本高于韩国。
“贸易和平论”认为贸易可以有效地减缓国家间的冲突。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地理位置相邻的贸易国家间减少了传统地缘政治引发的威胁认知。这使得“地理毗邻性”成为影响两国威胁认知的积极变数。首先，日本经济对贸易的依存程度低于韩国。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总贸易额占GDP 的平均值高达60.4%，而日本仅为22.6%。同时，贸易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对称性依赖”成为中韩之间贸易关系的主要形态。根据贸易依存度公式（双边贸易额/GDP ╳100%）结合IMF资料统计1992年—2020年近30年间，韩国的对华贸易依赖程度远高于日本。截止到2020年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为15%，日本为6%。这导致韩国在经济安全利益上比日本更加需要与中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