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梁云祥谈改善中日关系
中评社香港9月22日电（记者 郭至君）本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满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历经起落，曲折前行。日前中评社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他就日本国内政治、对华政策、中日人文与青年交流等热点议题进行了回答。总的来说，梁云祥认为，中日两国应抑制危机、扩大合作、承担共同责任，才能使得双边关系朝积极一面发展，也能保证地区的和平和繁荣。
梁云祥，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国际法、东北亚国际关系。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子课题《中日文化比较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专著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等。以下是专访全文：
安倍死亡对整体日本政局影响有限 修宪不等于重蹈军国主义之路
中评社记者：7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演讲的时候被枪杀身亡，您觉得此事会给日本政坛带来什么影响？他是日本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也是“清和会”领袖，他死亡之后，安倍派内部会如何分化整合？
梁云祥：安倍的死对整个日本政治的影响是有限的。第一，尽管他执政时间长，但他已经不是现任首相。第二，从日本的政治生态来说，日本首相的权力历来有限，日本是不太喜欢“强人政治”的社会。但是对自民党内部派系的分布以及派系间的权力较量存在一定影响。安倍执政时间长，而且他仍然是自民党内最大派系“清和会”的首领，因而此事最大的影响是对自民党内部的影响。由于安倍的去世，“清和会”可能会分化。总之，安倍的死亡对日本未来的首相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分布会有影响，但是对整个日本政治的影响非常有限。
由于安倍的去世，安倍派可能不会继续成为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而是分化成若干小的派系，有能力的人带领一些人成立自己的派系。对岸田政府来说这未必是坏事，因为岸田派在自民党内是比较小的派，因此对他来说其他的派越小越好，对他的牵制就会变小，他就可以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安倍是日本近代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风格也很强势，因此很难马上出现像他这样的政治家。
中评社记者：安倍遇刺之后，自民党在参议院的选举中取得了大胜。中国一直担心日本会加速修宪的步伐，重返军国主义的道路，您对此怎么看？
梁云祥：日本修宪首先是迟早的事，不是修不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修的问题。修宪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一，需要众参两院国会投票2/3以上，现在基本上满足了。第二，需要日本全体有选举权的国民的一半以上的同意才行，这一点难度比较大。现在日本执政党不断地提出草案，用宣传去影响国民，让更多的国民支持修宪。因为这部宪法已经有七十多年了，而且又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所以同意修宪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日本要修改什么。国内舆论认为日本要删除第九条，即《和平宪法》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实际上即使自民党修宪，第九条还是存在的，只是作补充和修改。中国担心日本可能出兵海外，但实际上即使不修宪，日本现在也已经出兵。日本解释，即使修改宪法，日本也并不改变和平宗旨，因为对和平的理解改变了。过去的和平指的是完全不参与国际政治，现在日本声称要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做贡献。
现在国内官方和民间把日本定义为军国主义，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和中国对抗的，比如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上。但是实际上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军国主义的定义是有规范的。二战时期，军国主义主要是一种制度和政策，即国家高度集权、高度专制，尤其是军人专权，军人在国内政治的地位非常高，另外还需要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土壤。而日本现在的制度是仿照美国的三权分立，军人专权更不存在，虽然日本有自卫队，但是军人在国内政治中不起作用，另外国内反战情绪也很浓，和二战时期完全不一样。因此，从制度、政策和国内氛围的角度，日本要恢复军国主义可能性很低。
日随美遏制中国 中日“政经分离”
中评社记者：近年来日本的一些亲台派在台湾问题上动作比较多，您认为日本将来是否会追随美国的脚步，在台湾问题上踩踏中国的底线？
梁云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和美国、日本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日本和美国站在一起。虽然美日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从内心来说，他们既同情台湾又支持台湾，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他们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美日以后肯定会继续在台湾问题上踩踏中国的红线，因为中国大陆越来越强，想要解决台湾问题，这在他们看起来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日本把台湾问题视为利益攸关的问题，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出于民族价值观和其政治历史上的一些台湾情结，日本非常同情台湾。第二，台湾海峡是日本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如果台湾被大陆控制，对日本的经济利益损害很大，所以日本肯定会通过美日同盟来共同干预台湾问题。
两岸关系越不好，美日同盟干预的程度就会越深。比如日本高官访问台湾，实际上90年代以后他们一直在做。此外，日本一些政客坚决反对武统，此前安倍就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考虑到中日关系，日本不可能单独和台湾建立军事关系。
中评社记者：8月初，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不断有美国和日本的议员效仿。目前中国东部战区也不断进行实弹军演以做回应，如果美日持续频繁地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的话，中国将来要如何应对？
梁云祥：解决台湾问题有一定的难度。和平统一是最好的路，但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一代离心倾向越来越强。怎么让台湾人喜欢大陆，包括大陆的政治、生活方式，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两岸能够坐下来沟通，和平统一，美日也没有理由干涉。美日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要求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陆认为怎么解决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是根本上的不同。
梁云祥：实际上，日本的对华政策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现在日本对中国强硬，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而不是中国的盟国。中日关系对日本来说同样重要，但是再重要都没有和美国的关系重要。美国和中国关系恶化，日本当然要跟着美国走，因为日本的安全需要美国保护，中国的强大对于日本来说反而是一种威胁。所以中美关系不好，同样也会影响到中日关系。尤其是出现政治安全问题的时候，比如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日本肯定会站在美国一边。
第二，当政治安全因素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就显得不太重要。中美对抗，政治和安全的因素已经逐渐超过了经济的因素。一般来说，国际关系稳定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发展经济，让国民生活更好，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追求。中日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政经分离”，经济关系不错，政治关系不好。因此当没有政治安全问题的时候，两国关系可以不错，但是当出现政治安全问题的时候，两国关系不可能变好。因此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加上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南海问题等政治安全问题的不断凸显，中日关系一定会受到影响。
中评社记者：有一种说法是中日关系之间“政冷经热”，您认为这样表述还准确吗？
梁云祥：实际上，经济现在也不热，虽然经济关系还相对密切，但是越来越冷。政治和安全影响到了经济，过去中日曾经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下降，现在中韩经济合作都超过了中日。虽然中日经济合作从数量上看还算比较大，但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少，因此“政经分离”的表述更准确一点。
中评社记者：美国在亚太地区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圈子，比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联盟等，这些圈子都囊括了日韩以及中国台湾，而没有与中国大陆开展合作，您怎么看这种走向？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梁云祥：过去为了赚钱，经济和政治是分开的。但是现在在美国的组织下，一些政治安全关系好的国家建立起经济组织，以遏制中国的包括芯片在内的高科技发展。因为它认为经济和政治不能分开，中国有可能利用经济的力量去发展军事，对他们构成所谓的威胁。日本在这方面也会跟着美国走，因为日本也提出了经济安保，即使是能赚钱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日本也会对中国进行限制或者封锁。
中评社记者：中国提交了加入CPTPP的申请，中日能否在其中达成某些合作，以提振两国关系？
梁云祥：中国加入CPTPP的难度太大。第一，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持反对态度。第二，CPTPP的门槛比RCEP高。第三，其部分标准中国暂时无法做到，如金融的开放。中国现在能做的是，在不发生重大政治安全危机的前提下，在RCEP内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
中日战略互惠难度大 应遏制危机扩大合作
中评社记者：前不久举行了中日之间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是否可能构建战略互信？
梁云祥：2006年安倍提出战略互惠都很难做到，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是相互信任的问题，所以建立战略互信难度很大。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90年代以后，中日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很难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逆转，现在中国总体上比日本强，尤其是经济方面，这在近代以来从来没有过。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共同的安全利益就不存在。70年代以后，中日都把苏联看成共同的威胁，所以两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时候，都不担心彼此，因为都是针对苏联的。现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让日本感到担忧，所以日本向海外发展，派遣自卫队。中国也担忧日本要恢复军国主义，实际上在日本看起来自己做的事情和以前没什么区别，这就是相互缺乏共同的安全利益。
第二，两国发展目标不一致。一方面，中国现在要振兴中华，要恢复到我们近代以前强大的地位，日本就感到威胁，包括钓鱼岛、南海、台湾问题等等，日本认为涉及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也感到日本的威胁，日本发展经济可以，但是现在它还想在政治和军事上发挥作用，甩掉战败国的帽子，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我们中国人也不能接受。
第三，国民感情问题。现在两国调查都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不喜欢对方。
梁云祥：尽可能寻找利益共同点。双方有共同利益，比如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等。比如两国的文化产品受到双方年轻人欢迎，可以在这些方面尽可能寻求合作。
中评社记者：当前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是什么看法？
梁云祥：有所区别。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美食、山水和历史很喜欢，因为日本的历史很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日本人对现代的中国总体上是不喜欢的，包括国家形象、治国政策等。
90年代以前，日本社会整体上对中国是同情的，但是90年代以后，他们越来越感到威胁、恐惧、厌恶、害怕。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让日本感到威胁，日本认为中国对其安全以及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影响，所以日本要帮助美国和中国对抗。但是站在我们中国人的立场看，我们穷也是因为历史上受了欺负，现在要恢复我们的大国地位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我们增长的也是和平力量。
我们知道，实际上很多关系不好的问题都是在各说各话。唯一的共同点是每个国家都需要和平，但是大家又都在指责对方，认为如果对方改变了，就可以和平。因此，我们分析问题的时候，要分析哪些矛盾是可以相互妥协的，那就找到共同点；哪些矛盾无法妥协，找不到共同点，那就只能搁置或者发生冲突。
梁云祥：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是个负面因素。日本人认为，虽然他们以前错了，但是都认识得差不多了，而且改革开放他们还给了中国援助，因此日本人反过来指责中国，说中国不是不忘历史，而是利用历史遗留问题来谈判，来给日本施压。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日本做错了，他们反而还不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总体上，中日很多观念和现实利益不同，因此就把所有的事情都重新提起。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是现在好像成了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成为一个死结。
我认为，历史问题不要去尝试解决，而是应该去寻找现实的共同利益。如果能够寻找到共同利益，历史问题就会被超越，如果找不到，历史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中评社记者：在中日关系方面，网络上有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论，引发了中日网友的口水战。您怎么看？
梁云祥：这肯定是不好的。他们的这些行为不是爱国，是误国、害国。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宣传教育，克服极端民族主义。比如说安倍被枪杀，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应该反对，但是我们看到国内有很多喝彩的声音，这是不应该的。第二，多从地区主义的角度去进行宣传和教育。中日是东亚的两个大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不仅仅要考虑本国利益，也应该考虑整个地区的利益。
中评社记者：您觉得中日两国的学生或者青年人之间的交流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一面？
梁云祥：第一，要交流。第二，交流的时候，多从东亚地区的共同利益，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做教育和宣传，让年轻人对整个地区都感到一种共同的责任，并且通过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最后达成和平的目标。
梁云祥：第一，抑制危机。不管有什么危机，能够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是成就。第二，扩大合作。不管是经济、文化、青少年的交流还是第三方的市场，都去寻找合作的领域，能合作的尽量合作，去增加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如果中国的利益有可能是日本的损失，日本的利益有可能是中国的损失，那肯定就会对抗，所以我们要追求共同利益。第三，承担共同责任。中日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都对地区负有责任，不仅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考虑地区利益。只要能够一起把危机控制住，寻找到更多的合作领域，就能保证地区的和平和繁荣。
（本专访为中评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深度系列专访，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香港9月22日电（记者 郭至君）本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满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历经起落，曲折前行。日前中评社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他就日本国内政治、对华政策、中日人文与青年交流等热点议题进行了回答。总的来说，梁云祥认为，中日两国应抑制危机、扩大合作、承担共同责任，才能使得双边关系朝积极一面发展，也能保证地区的和平和繁荣。
梁云祥，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国际法、东北亚国际关系。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子课题《中日文化比较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专著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等。以下是专访全文：
安倍死亡对整体日本政局影响有限 修宪不等于重蹈军国主义之路
中评社记者：7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演讲的时候被枪杀身亡，您觉得此事会给日本政坛带来什么影响？他是日本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也是“清和会”领袖，他死亡之后，安倍派内部会如何分化整合？
梁云祥：安倍的死对整个日本政治的影响是有限的。第一，尽管他执政时间长，但他已经不是现任首相。第二，从日本的政治生态来说，日本首相的权力历来有限，日本是不太喜欢“强人政治”的社会。但是对自民党内部派系的分布以及派系间的权力较量存在一定影响。安倍执政时间长，而且他仍然是自民党内最大派系“清和会”的首领，因而此事最大的影响是对自民党内部的影响。由于安倍的去世，“清和会”可能会分化。总之，安倍的死亡对日本未来的首相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分布会有影响，但是对整个日本政治的影响非常有限。
由于安倍的去世，安倍派可能不会继续成为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而是分化成若干小的派系，有能力的人带领一些人成立自己的派系。对岸田政府来说这未必是坏事，因为岸田派在自民党内是比较小的派，因此对他来说其他的派越小越好，对他的牵制就会变小，他就可以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安倍是日本近代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风格也很强势，因此很难马上出现像他这样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