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王海滨谈日本台海政策
中评社北京9月19日电（记者 海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海滨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日本的台海政策予以分析。他指出，日本强化介入台湾问题的幕后动因，主要源自对东亚地区权力格局变迁的战略焦虑。
多年来，日本一直致力于推进“正常国家化”，王海滨认为，日本所谓“正常国家化”的核心，就是打破战后构建的东亚国际秩序——对内修改宪法第9条，对外则是自卫队“国防军化”。因此，日本现在宣称的所谓“正常国家化”，本质上并非反省侵略历史、承认并维护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正常化”，而是希望成为一个不被过去侵略历史罪行束缚手脚、而且能够直接行使军事力量、改变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国家。而台湾地区被日本视为不承认其侵略历史罪行而“正常国家化”的唯一“标杆”。
王海滨指出，对日本来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与《中日联合声明》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框架，也是制衡日本台海政策的根本因素。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使得现阶段日本都不可能也根本不具备抛弃这两个原则的现实条件。
王海滨表示，中日两国要想实现和解，实现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达成信任的共识。而这种信任共识的基础，就是在历史与台湾问题上真正遵守联合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但是，很遗憾的是，自小泉纯一郎以来，日本多位领导人并无正视历史与台湾问题的意愿，反而不断借此攻击中国、试图改变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这是两国无法回归初心、达成信任共识的根本性问题。
王海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创价大学访问学者、中华日本学会理事，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大数据与国家安全。发表论文主要包括：《蔡英文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新趋势探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2期）、《试析‘日华恳’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等。
日本强化介入台海源自对东亚权力格局的战略焦虑
王海滨：日本强化介入台湾问题的幕后动因，主要源自对东亚地区权力格局变迁的战略焦虑。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曾在2014年刊文，有日本学者声称，日本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位置是一个悲剧——因为日本周围没有与之实力大小或工业水平相当的国家。如果日本在欧洲，就可以学会如何与德、意、英等实力相差无几的国家共存。可以看出，日本始终对东亚国际秩序的理解是以现实主义权力秩序为中心的，对一个非盟国、历史恩怨未解且不断崛起的国家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从近代日本“脱亚入欧”及不断结盟的对外发展史来看，日本更希望在秩序外强国的支持下，能够成为东亚秩序的领导核心。因此，日本更需要位于东亚地区的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国家，或者至少在实力上不能超过自身的国家。
然而，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日本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以及两国始终未能就历史问题与台湾等问题和解，反而矛盾冲突不断，日本的战略焦虑也与日俱增。这可以从日本近年发布的防卫白书中对中国的表述中得以体现——更加露骨地鼓吹“中国威胁论”、声称东亚秩序正在被“改变”。日本要追求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就必须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才能维护日本所谓的东亚秩序“稳定”。因此，无论是在地缘战略上，还是国际经济产业链条中，未能与大陆实现统一的台湾岛就是日本遏制大陆崛起、为实现军事大国化的最佳对象与借口。可以看出，近年的外交青书和防卫白书均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如2021版防卫白书首提“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及国际稳定十分重要”，2022版防卫白书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台湾地区被日本视为不承认其侵略历史罪行的唯一“标杆”
中评社：多年来，日本一直致力于推进“正常国家化”，台海问题在日本这一战略意图中处于何种地位？二者是如何互相配合的？
王海滨：什么是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搞清此概念是理解台湾问题在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中作用的前提。结合中曾根宣扬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小泽一郎鼓吹的“普通国家论”、小泉纯一郎时代宣称的“国家利益论”、安倍晋三希冀的“美丽之国论”，可以看出，日本所谓“正常国家化”的核心，就是打破战后构建的东亚国际秩序——对内修改宪法第9条，对外则是自卫队“国防军化”。因此，日本现在宣称的所谓“正常国家化”，本质上并非反省侵略历史、承认并维护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正常化”，而是希望成为一个不被过去侵略历史罪行束缚手脚、而且能够直接行使军事力量、改变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国家，这与战后德国与法国等欧洲国家实现历史和解的正常国家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台湾地区被日本视为不承认其侵略历史罪行而“正常国家化”的唯一“标杆”。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奴化统治，日本在岛内培养了一批亲日“台独”势力，与日本国内右派相互勾结、共同鼓吹美化殖民扩张历史、推动日本修宪扩军，相互唱和与支持。因此，每当有日本政治家与岛内政客会晤之时，往往相互鼓吹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历史地缘纽带，并且故意选择性的遗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地区的罪恶。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为首的“台独”势力，甚至还不断鼓吹日本当年殖民统治台湾的所谓“名人”——后藤新平、八田与一、儿玉源太郎等，甚至邀请访台日本政客参观这些殖民者当年的“业绩”以拉拢。例如，赖清德主政台南之时，就是八田与一的狂热鼓吹分子，他本人也被岛内舆论讽刺为“八田清德”。
中评社：日前，有日本媒体发布消息称，“日本正在考虑部署1000枚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以加强对中国的反击能力”，报导将日本的这种打算归因于“台海局势”。对于日本这一行为，您如何看？
王海滨：日本部署远程导弹与台海局势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日本也会以其他理由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来部署导弹，加强自卫队的对外攻击能力。事实上，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史来看，日本每一次对外扩张的重大军事行动，选择的都是外部的借口或理由。冷战后日本在追求军事大国化的进程中，也充分将这一机会主义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当年日本试图通过《周边事态法》之时，借口就是选择的朝鲜半岛问题。因此，日本以台海问题为由部署导弹的行为，只是为其军力扩张、加快落实“先发制人”战略的表面理由。
自安倍再度执政以来，日本政府就开始追求“专守防卫”战略向先发制人战略的实质性转变。无论是炒作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还是鼓吹“中国大陆威胁论”，实质都是为了使国内反对派及民众逐渐接受日本安全战略向“发先制人”方向实质性改变的适应过程。如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早在2013年2月就声称，考虑到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变，日本有权发展先发制人的能力，以防范攻击威胁；2014年7月初，安倍政府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公然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周边安全环境改变”的理由解释是：大国力量平衡的变化、技术革新的迅速发展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可见，安倍政府已经从实质上追求安全战备由“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战略的转变。可以说，此次导弹部署是岸田政府在2021年10月声称“国家安保战略”要写入“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内容、今年4月自民党安保调查会就“拥有先发制人能力”达成一致等安保政策的直接体现。
岸田政府与民进党当局可谓“有感无情”
中评社：我们知道，过往日本安倍政府与台湾蔡英文当局过往甚密。当前，岸田文雄政府与民进党当局关系如何？可否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加以分析。
王海滨：岸田政府与民进党当局的关系可称之为“有感无情”。很明显，岸田没有安倍那么强的亲台“历史情结”，但他曾长期担任安倍政府时期的外相，所以与民进党当局的关系，更多是出于中美日三边博弈的“战略感觉”来考虑的。在岸田首届内阁中，阁僚金子恭之、萩生田光一、岸信夫、西铭恒三郎、茂木敏充等人均在国会最大的亲台议员组织“日华恳”中担任领导的职务，而在改组内阁中“日华恳”的领导人物已经无几。这种变化有排除安倍派系影响的考虑，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岸田与民进党当局关系并无强烈情结。未来日本政界与民进党当局的关系，主要来于自民党党内右翼分子的影响与推动，因为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茂木敏充、政调会长高市早苗等均为亲台派骨干，且党内成立了“台湾政策小组”及两党“国防＋外交”的安全对话机制。岸田本人基于对华战略的考量，对此保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因此，岸田改组内阁之后，更多的是从中美日三边战略的高度来处理台湾问题；在经济领域主要希望拉拢台湾加入CPTPP，因为他更希望台湾地区加入来支持日本主导这个组织，所以他曾在2021年12月国会上公开表示欢迎台湾方面加入；安全议题将成为岸田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想借美国加强与台湾当局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也借引强化对岛内安全的影响与存在，特别是在情报交换问题上。从2022年5月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声称反对大陆“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到6月初曝出岸田政府决定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派遣现职防卫省官员，再到浜田靖一刚刚访台归来就被任命为防卫大臣等，这一系列发言与举动都说明，岸田希望通过强化自卫队与美台的安全合作，将日本牢牢绑在美国的对华战略遏制之车上，应对所谓的“大陆威胁”。
中评社：如何看待日本和台湾民间社会的交流，其背后有哪些推手？会造成什么影响？
王海滨：日台两地民间关系不断提升始于李登辉时代。在李登辉之前，岛内对日活动主要集中在政界，这也是日本政界“台湾帮”势力始终香火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登辉主政后除了加强拉拢日本政界之外，还从商、学、民多个层次入手，拉拢了中岛岭雄、冈崎久彦、小池百合子等一批右翼人士，在两地极力宣扬所谓的“历史情感、价值观纽带、地缘利益”等联系。在冷战后逐渐走向保守化的日本国内，逐渐培养起一大批“友好”力量。新世纪之后，随着两地战后出生人士走上政坛，加之互联网跨境交流所带来的便利，客观上使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分子加强联系、鼓吹“中国大陆威胁论”有了更好的渠道。再加上台湾当局年年拨出大笔经费从中活动，更是两地民间所谓“友好度”不断上升的幕后直接推手。
日台两地民间所谓“友好度”提升的背后，是以“故意”遗忘日本侵华历史、美化殖民统治、否认“九二共识”为代价的。这种所谓的“好感度”提升，一方面不仅故意遮掩了中日两国历史关系的本来面目，更是使两地民众“选择性”地遗忘了日本侵华和殖民统治台湾的残酷历史，从而在两地培养一大批“亲日反华”分子。因此，这实质上就是故意大搞对侵略历史的遗忘和对岛内日据时代的赞美，这是中日两国无法真正实现民族和解与关系正常化的根由，也无助于日本走向真正的“正常化”和东亚局势的稳定与安全。
联合国2758号决议与《中日联合声明》是制衡日本台海政策的根本因素
中评社：在当前局势下，日本的台海政策会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王海滨：日本1957年首次发布《外交蓝皮书》提出“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从战后日本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来看，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原则来处理外交关系的。就中日关系而言，战后日本对华政策整体是围绕联合国“一个中国”政策、日美同盟、中日关系三个基本框架运转的。不过，由于冷战国际局势的影响，这三个原则本身也存在着矛盾，而且日美同盟又处于优先位置。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变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日本才重新恢复与中方的邦交关系。因此，日本台海政策的走向，实质上受这三个因素彼此的作用与影响。
获取高收益减少自身利益损害是日本台海战略主要考量
中评社：中美战略竞争的日益加剧将如何影响日本的台海政策？
王海滨：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博弈与变化，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因素。日本台海政策也从属于其对华政策，但也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日本台海政策的战略框架是依附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而对华政策的走向又取决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变化。从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格局来看，中美战略竞争将持长期化的趋势，这也使得台湾问题成为美国不断干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由于日本在台湾地区也有着重大的政治与安全利益，如何确保在中美战略竞争博弈中获取最高收益，而尽可能少损害日本自身利益，是历届日本政府的主要战略考量。
短时间内，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无法根本改变，日本干涉台湾问题的政策也日益突出。从目前来看，美国白宫通过行政手段，包括军售、演习、访问等提升美台关系，而国会则通过立法方式，将访问级别、“一个中国”政策异化等手段助推，使得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出现直接交锋的局面。对于日本而言，最大的两个变化就是：一是自菅仪伟政府后，阁僚开始公开就台湾问题发表强硬立场或表态，一改过去以所谓“个人名义”的态度；二是国会开始公然以议案的形式介入台湾问题。以往日本政界介入台湾问题，通过是通过亲台议员组织进行，但在2021年6月，日本参议院首次通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案。这是日本国会首次公开支持民进党当局的挑衅举动，也是未来日本右翼分子叫嚣要制定、通过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的底气。这不能不说这是受美国国会立法支持岛内当局的影响，需要引起高度的注意。
中日回归初心取决于两国高层及民众能否达成信任共识
中评社：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两国应当如何回归初心、妥善处理两国间复杂敏感问题？
王海滨：中日两国要回归初心、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主要取决于两国高层及民众之间能否达成彼此信任的共识。尽管中日邦交正常化有美苏冷战对抗、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国际局势的推动，但也与当时两国政治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信任彼此而密不可分。而且，当时我方也通过民间交流的细致工作，逐步与日本各方人士达成了广泛的信任共识。正是这两个因素的共同推动与作用，才水道渠成地促使两国顺利达成恢复邦交关系。因此，两国要回归初心，就是要回到真正尊重当时两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框架精神上来。祗有真正做到尊重历史与现实，才能有克服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困难的勇气。
从法德和解的历史进程来看，两国领导人在百年恩怨的和解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法德两国领导人从战略的高度，对历史问题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才使两国在后来欧共体中合作顺畅，造就了欧盟的诞生。中日两国要想实现和解，实现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达成信任的共识。而这种信任共识的基础，就是在历史与台湾问题上真正遵守联合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但是，很遗憾的是，自小泉纯一郎以来，日本多位领导人并无正视历史与台湾问题的意愿，反而不断借此攻击中国、试图改变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这是两国无法回归初心、达成信任共识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日方始终没有这样的初心心态，两国短时间内要回归初心、妥善处理两国间复杂敏感问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中评社北京9月19日电（记者 海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海滨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日本的台海政策予以分析。他指出，日本强化介入台湾问题的幕后动因，主要源自对东亚地区权力格局变迁的战略焦虑。
多年来，日本一直致力于推进“正常国家化”，王海滨认为，日本所谓“正常国家化”的核心，就是打破战后构建的东亚国际秩序——对内修改宪法第9条，对外则是自卫队“国防军化”。因此，日本现在宣称的所谓“正常国家化”，本质上并非反省侵略历史、承认并维护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正常化”，而是希望成为一个不被过去侵略历史罪行束缚手脚、而且能够直接行使军事力量、改变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国家。而台湾地区被日本视为不承认其侵略历史罪行而“正常国家化”的唯一“标杆”。
王海滨指出，对日本来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与《中日联合声明》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框架，也是制衡日本台海政策的根本因素。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使得现阶段日本都不可能也根本不具备抛弃这两个原则的现实条件。
王海滨表示，中日两国要想实现和解，实现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达成信任的共识。而这种信任共识的基础，就是在历史与台湾问题上真正遵守联合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但是，很遗憾的是，自小泉纯一郎以来，日本多位领导人并无正视历史与台湾问题的意愿，反而不断借此攻击中国、试图改变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这是两国无法回归初心、达成信任共识的根本性问题。
王海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创价大学访问学者、中华日本学会理事，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大数据与国家安全。发表论文主要包括：《蔡英文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新趋势探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2期）、《试析‘日华恳’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等。
日本强化介入台海源自对东亚权力格局的战略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