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关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
中评社香港9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 助理记者徐媛、邵黛琳）9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美关系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研讨会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报告发布会，多位学者就此报告进行了分析与展望。参与研讨的嘉宾们指出，此次佩洛西窜访台湾，就是因为美方没有对中方释放的台湾政策信号做出正确的解读，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的内涵已经不同以往，面对“第四次台海危机”，亚太国家的诉求是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针对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信号源问题。虽然美国国会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拥有一定的外交决策权，但是传统上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然而，近年来美国相对一元性的外交政策信号源正在慢慢地向二元甚至多元性演变，尤其是在对华和涉台决策领域，我行我素的国会发挥了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作用，这导致美方很多政策信号相互抵触，前后矛盾。更有甚者，即便是白宫也频频释放混乱的政策信号，无论是特朗普的出尔反尔，抑或是拜登的三次所谓“口误”，均严重削弱了美方政策的信誉、连续性和一贯性。第二，信号权威度问题。中美双方对于信号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存在很大分歧，甚至对于哪些是应该予以严肃对待的政策信号也看法不一，意味着双方在解读彼此政策的时候极有可能出现重大误差，由此导致安全和外交政策出现始料未及的变化。第三，信号解读能力。能否准确解读对方的政策信号直接影响到外交决策的质量，以及随之产生的政策后果。此前美方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专业性，但是自特朗普执政以来，这种专业性出现了明显下降。此次佩洛西不顾中国发出的严正警告依然执意窜访台湾，而拜登政府也并没有努力予以劝阻和反对，由此表明美方并未对中方的政策信号做出正确的解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便可谓是一个明显的反面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室主任汪曙申指出，美国政府虽然一直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但是实际上其承诺的内涵已经不同以往。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过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意味着美国不支持台独，不与台湾发展和提升官方关系。然而近年来美国在上述层面的表述发生了调整，现在更多地凸显中美两国关于一中政策的差异性，用这种差异性去排除、掩盖甚至压制共同性。在当前台海局势的复杂局面下，中美双方自然会发出各种战略和政策信号，重要信号能否被及时捕捉，被准确地理解，并反映在政策上执行，就显得非常重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研究员童立群分析指出，大部分亚太国家对“第四次台海危机”的反应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大部分亚太国家都支持并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第二，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声明中读出，他们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第三，东盟或者是整个亚太国家都希望在这个地区保持平衡的状态，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他们最大的这个诉求是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基础的解决的办法是中美双方要承认有共同的利益，美国应该首先承诺、并真正落实不支持“台独”，这才是对地区稳定和平的最大保障。”她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强调，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把握两岸关系的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的总体方略。严安林用三句话概括了体现总体方略的白皮书。第一，它是关于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全面系统的政策主张；第二，它是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的行动纲领；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统一大业的路线图。简单来说，白皮书也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一个中心”就是以国家统一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反对“台独”、反对外来干涉。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主要从中美智库交流与国际传播的角度谈及自己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表示，在当前中美既竞争又合作的背景下，处理好台湾问题并非竞争的筹码，而是两国务实合作的前提。关于台湾问题的正确认知和信号传递对处理好中美关系、维护整体稳定有着关键的作用和全局性的意义。用历史的眼光长远地看待中美关系发展的态势，采取专业化的方法也是我们应汲取的历史经验。于运全还提到，国家治理的效能是大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中美两国国家治理政策的协调对于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双方可以展开合作研究的领域，双方的交流对话不应只限于外交往来。于运全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两三年内依然存在回暖的窗口期，而这需要两国智库、研究机构和媒体等各届专业人士加强战略沟通，清晰准确稳定地传递双方的权威政策信号，负责任地向政府和公众做出阐释，避免不必要的误读与误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提到，近年来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抬头使得美国国内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美国国内的矛盾一时难以解决，而这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形成对比。美国国内现状引发其战略界和精英阶层焦虑感的上升，以致需要树立外部敌人以缓解国内矛盾而增强内部凝聚力。美国左右世界能力的下降与其竭力维护主导地位的野心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狭隘和自私。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用零和思维处理涉华问题，以意识形态定位对华政策性质，试图阻碍中国崛起，用其现有的军事、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和主导地位打压中国。袁征表示，美国的霸权主义言行背离了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精神。美国的一己之私正在将世界拖入一个更加动荡不定、风险加大的时代。美国难以改变其霸权主义逻辑，不断干预中国内政，而中方也需要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因此双方的矛盾实际上是在加剧，事态正在螺旋升级。袁征认为，中美两国关系注定要经历一个动荡不定的时刻，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里其挑战大于机遇。两国应采取行动避免两国正面碰撞，美方必须停止侵害中国主权，以实际行动遵守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而在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中方无法也不会退让。若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善的前景只会更加黯淡。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夏立平首先谈及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的四大障碍。第一大障碍是美国国会中的鹰派反华议员，不论是共和党议员还是民主党议员都一致想要掏空甚至抛弃“一个中国”原则，典型的例证就是最近的“台湾政策法”。该法案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战略意图。一方面，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和军工复合体希望台海局势更加紧张，从而向台海地区兜售武器、提供军援。另一方面，美国部分鹰派议员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发展，不惜把台湾推入战火以遏制中国发展。第二大障碍是拜登政府在应对美国国会反华举措时的软弱无力，其无法阻止佩洛西访台，也难以阻止“台湾政策法”通过。第三个障碍是台湾当局企图依靠美国谋取台独。第四个障碍则是新冠疫情使得中美专家学者几乎难以有面对面的线下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损害了双方的相互瞭解和相互信任。
夏立平认为中美两国现在必须尽最大努力推动两国之间建立战略稳定的进程，对此，他提出若干建议，包括：保持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交流沟通；美国必须停止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政策和行动；双方采取相应行动通过单边措施防止紧张趋势演变为与台湾有关的武装冲突；两国需在危机前和危机发生期间向对方发出明确信息；若中美关系再次稳定，可以恢复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若美国不再把台湾当作制约中国的棋子，两国可以在第一轨道对话中讨论危机管理对策；继续开通两国最高领导人和国防部之间的热线；若中美关系再次稳定，恢复两国联合参谋总部总长对话机制；危机时刻应派遣特使；鼓励两国使馆等外交渠道在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时互通信息；恢复中国国务院台湾问题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与美国副国务卿之间的对话框架；两国应签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两国可以适当建立双边战略稳定对话机制讨论核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拥军表示，国内政治因素造成美国某种程度上混乱地释放政策信号。这不但加大了中国解码美国政策的难度，更会造成现实的危机。多年来，美国、台湾地区通过一系列言行释放了诸多不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消极信号，而中国则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总体来看，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稳定、延续、可预期，美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政策变动较大、是台海危机的始作俑者。未来，如果中美关系依然受到来自美国、台湾地区的较多负面因素驱动，那么台海危机或将持续更长时间。身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所长的郭拥军还提到，在与美国方面的交流中，中国可加强对于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方针的阐释与说明；而美国战略界人士若想更加充分全面地瞭解中国的对台政策，也应当对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的实践进行客观实际的瞭解。最后，郭拥军认为，鉴于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上的负面作用，在为管控危机而进行的多层面、多领域沟通中，两国议会层面的交流应予以足够重视。
（报告全文链接：http://www.siis.org.cn/yjbg/14225.jhtml）
中评社香港9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 助理记者徐媛、邵黛琳）9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美关系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研讨会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报告发布会，多位学者就此报告进行了分析与展望。参与研讨的嘉宾们指出，此次佩洛西窜访台湾，就是因为美方没有对中方释放的台湾政策信号做出正确的解读，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的内涵已经不同以往，面对“第四次台海危机”，亚太国家的诉求是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针对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信号源问题。虽然美国国会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拥有一定的外交决策权，但是传统上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然而，近年来美国相对一元性的外交政策信号源正在慢慢地向二元甚至多元性演变，尤其是在对华和涉台决策领域，我行我素的国会发挥了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作用，这导致美方很多政策信号相互抵触，前后矛盾。更有甚者，即便是白宫也频频释放混乱的政策信号，无论是特朗普的出尔反尔，抑或是拜登的三次所谓“口误”，均严重削弱了美方政策的信誉、连续性和一贯性。第二，信号权威度问题。中美双方对于信号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存在很大分歧，甚至对于哪些是应该予以严肃对待的政策信号也看法不一，意味着双方在解读彼此政策的时候极有可能出现重大误差，由此导致安全和外交政策出现始料未及的变化。第三，信号解读能力。能否准确解读对方的政策信号直接影响到外交决策的质量，以及随之产生的政策后果。此前美方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专业性，但是自特朗普执政以来，这种专业性出现了明显下降。此次佩洛西不顾中国发出的严正警告依然执意窜访台湾，而拜登政府也并没有努力予以劝阻和反对，由此表明美方并未对中方的政策信号做出正确的解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便可谓是一个明显的反面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室主任汪曙申指出，美国政府虽然一直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但是实际上其承诺的内涵已经不同以往。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过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意味着美国不支持台独，不与台湾发展和提升官方关系。然而近年来美国在上述层面的表述发生了调整，现在更多地凸显中美两国关于一中政策的差异性，用这种差异性去排除、掩盖甚至压制共同性。在当前台海局势的复杂局面下，中美双方自然会发出各种战略和政策信号，重要信号能否被及时捕捉，被准确地理解，并反映在政策上执行，就显得非常重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研究员童立群分析指出，大部分亚太国家对“第四次台海危机”的反应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大部分亚太国家都支持并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第二，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声明中读出，他们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第三，东盟或者是整个亚太国家都希望在这个地区保持平衡的状态，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他们最大的这个诉求是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基础的解决的办法是中美双方要承认有共同的利益，美国应该首先承诺、并真正落实不支持“台独”，这才是对地区稳定和平的最大保障。”她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强调，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把握两岸关系的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的总体方略。严安林用三句话概括了体现总体方略的白皮书。第一，它是关于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全面系统的政策主张；第二，它是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的行动纲领；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统一大业的路线图。简单来说，白皮书也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一个中心”就是以国家统一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反对“台独”、反对外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