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智库公布中美关系十个主要发现

上研院发布新的中美关系报告(图片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提供)

  中评社香港9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9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美关系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研讨会——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报告发布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在报告发布环节首先对其主要内容做了介绍。

  邵育群表示,两国间政策信号释放与接收,及以此为基础的互动是个复杂的过程,但对双边关系发展有重要影响。中美两个大国在双边关系日趋紧张的状态下,互相之间的信号释放、接收与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动与反应模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研院团队与美国和平所团队决定把拜登政府上任后十周内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接收,行动—反应的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选择拜登政府上任后的十周,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换届都会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影响,所以关于这段时间的研究应该既重要又很有意思;而选择台湾问题的用意也非常清楚: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敏感的议题,并曾多次成为中美关系中最紧迫的问题。佩洛西窜台引发中美关系再度紧张,也证明了我们当时的选择具有预见性。

  邵育群首先介绍了上研院团队的十个主要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中方在拜登政府上任十周后,对其台海政策的认知更加负面了,认为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比预想的更加消极,台海风险在上升。   第二至第四个发现是中方对什么是政策信号的认知:中方认为两国政府主管外交官员的讲话和外交部门发布的正式新闻稿是重要的信号,其中首次出现的内容特别重要,而美国国会涉台提案也是中方高度关注的信号。

  第五个发现是中方在接收解读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信号时,还将它们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其他内容结合起来分析解读,以此得出拜登政府台海政策的实质是“以台遏华”。

  第六个发现是中方认为双方有些行动虽然从时间上看紧密相连,但并非一定是对对方特定行动的回应。有些是执行例行政策,不宜做过度解读。

  第七个发现很有意思,中方认为,中方在台海的军事行动是遏制“台独”的强烈政策信号,说明中方在军事应对台湾问题上的思考在增加,底线思维在强化。关于拜登政府是否准确理解中方这一政策信号的问题上,受访者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拜登政府和美国战略界、政策界完全理解,但仍在不断为台湾当局的“台独”政策找借口;有的认为美国战略界和政策界对中方的军事行动存在误读,而他们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的相关判断;还有的认为,中美思维模式不同,中方会对美方的政策做长时段、系统性观察,但美方通常“一事一议”,因此无法理解中方的政策信号。  第八个发现是中方高度警惕美国联合“第三方”在台湾问题上发声或行动。

  第九个发现是中方认为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政策信号实际上是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战略试探。

  第十个发现是中方认为两国元首的直接沟通很重要,可以防止对对方信号的误读和误判。

  邵育群说,美方一共有六个主要发现。其中有些和中方的看法很接近,但有些则是南辕北辙,其中我想特别提出的是报告里美方“五个共识”中的第四个,美国对台湾的行动不取决于美中关系,或者用报告中一位(美方)受访者的话说,就是“担心中国并未真正理解美国的看法,即美国认为其在发展与台湾关系上还可以做得更多”。这也正是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美方认为他们还可以继续强化美台关系,因为“美台关系是平行于美中关系发展的”。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中的“2022台湾政策法案”正是在这种思路下,试图继续强化美台安全关系。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无视台湾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其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已经从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第四次台海危机”可以看到。但从近期我们和美国智库学界交流中可以发现,美方对此的认识仍是有严重偏差。

  邵育群介绍,我们团队比较中美两个团队的发现并做了分析,同时还围绕研究主题做了整体分析。她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别是其末期的极端政策,对中方理解、判断拜登政府相关的涉台行动及政策信号有很大影响。我们的稿子完成于今年2月,那时中方对拜登政府相关行动、政策信号的理解和判断就是,虽然尚无极端政策出现,但美方现有政策信号显示,拜登政府台海政策与前任政府的政策相同,追求的仍是所谓“美台关系与美中关系的平行发展”,其一中政策继续空洞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第二,有很多因素使得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政策信号解读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的研究发现以下几个因素特别重要:一是关于某个特定行动,双方在解读时内部都有不同意见,如关于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斯在国会的讲话,中美内部都有不同解读。这使得准确解读对方的信号变得非常困难。二是美国国会的角色及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多种因素使得国会在干预美国外交安全事务方面将获得更大权力,而国会的决策方式显然与行政部门有很大不同,其释放的政策信号历来多元、模糊而且更加激进,这对于处理十分敏感和危险的台湾问题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的这个判断后续也被印证了。三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新媒体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其传播速度更快,穿透国家边界的能力更强,活跃群体更年轻化以及影响两国民间舆论的作用更大等。其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如对决策环境、决策过程的影响——很明显,但同时又缺少有针对性的研究和评估。

  第三,中美对于美国联合“第三方”行动这一点看法差异很大。如关于美日联合在台湾问题上发声,中美的看法完全不同。如果拜登团队足够熟悉中国近代史,就应瞭解北京对中日关系和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敏感性。在北京看来,拜登政府意图让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举动要么是没有把中美关系拉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要么则是拜登对华团队中根本没有真正的“中国通”,从而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度和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知。

  邵育群表示,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启示。包括深度对话对于保持两个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非常重要;为了降低中美两国在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双方应在各层级就台湾问题进行定期深度对话;双方应高度关注公众舆论对自身及对方决策环境的影响,充分重视新媒体对决策环境的影响等。我们团队想强调的是,在双边关系处于非常困难时期,两国智库应该排除困难,加强交流,努力促进沟通、发现问题、避免误判,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建言献策。中美两个智库的研究团队对各自的研究成果负责,不为对方的结论背书,希望这些成果对两国决策者和政策研究界有参考价值。   另外,邵育群还补充了两点关于中美围绕台湾问题互动的其它思考。美国很多人讲,佩洛西访台,中方“过度反应”引发了“第四次台海危机”,果真如此吗?事实是,中方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就一直提出警告,美国政府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做法是很危险的,但美方一直听而不闻。拜登政府讲要给中美关系加上“护栏”,是从危机管控层面出发,但它对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的政策冲突却好像并不在意,仍不断强化美台关系。正是美方一系列不负责任的做法迫使中方在佩洛西访台后不得不进行军演,并采取其它反制措施,为美方划清红线。

  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核心是“威慑+再保证”,目前这两者已经严重失衡。拜登政府上台后就开始强化美台关系,特别是军事安全关系,且联合盟友在台湾问题上发声,试图以此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威慑。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国内很多人在完全不瞭解大陆对台政策、台湾问题产生的历史脉络的情况下,把两岸关系等同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将中国大陆旨在遏制“台独”的相关军事行动和这次针对佩洛西访台的军演定义为“武统”做准备,并以此为借口试图进一步升级美台关系,加大对华威慑。但在“再保证”方面,拜登政府除了口头上说过几次“不支持台独”,在实际政策中为蔡英文当局推动的“渐进台独”提供各种支持,对其阻碍两岸正常交流的政策则视而不见。美国支持民进党当局的“渐进台独”政策,主要原因是该政策符合美国的台海利益,也符合当前拜登政府执行的对华竞争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再保证”越来越没有信心,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框架内“威慑”与“再保证”的严重失衡直接导致中国对该政策未来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破坏性影响的严重担忧。   “我在另外一份公开报告中也表达过对‘美国国内制度性衰败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危险的影响’的担忧。从佩洛西访台一事来看,一是美国行政当局与国会的互相制衡反而将美国对外政策推向极端。虽然行政当局明知佩洛西此行既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也将严重冲击中美关系,但囿于制度设计中所谓国会有权独立行动,以及害怕被共和党批为‘对华软弱’而在政党政治中失分,因而不愿尽力阻止,眼看着美国台海政策被个别政客带向极端。二是不被美国民众信任的国会仍自诩在美国台海政策上‘代表民意’。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仅有7%的民众对国会有信心,这个数字是历史最低。三是美国对台政策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台湾当局、美国的一些公关公司和前政客们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链条,台湾当局拿来吹嘘的台美关系‘重要进展’,如蔡英文和特朗普通话,萧美琴参加拜登就职典礼等,背后都是说客收钱以后的政治操作。”邵育群表示。

上研院发布新的中美关系报告(图片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提供)

  中评社香港9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9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美关系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研讨会——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报告发布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在报告发布环节首先对其主要内容做了介绍。

  邵育群表示,两国间政策信号释放与接收,及以此为基础的互动是个复杂的过程,但对双边关系发展有重要影响。中美两个大国在双边关系日趋紧张的状态下,互相之间的信号释放、接收与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动与反应模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研院团队与美国和平所团队决定把拜登政府上任后十周内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接收,行动—反应的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选择拜登政府上任后的十周,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换届都会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影响,所以关于这段时间的研究应该既重要又很有意思;而选择台湾问题的用意也非常清楚: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敏感的议题,并曾多次成为中美关系中最紧迫的问题。佩洛西窜台引发中美关系再度紧张,也证明了我们当时的选择具有预见性。

  邵育群首先介绍了上研院团队的十个主要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中方在拜登政府上任十周后,对其台海政策的认知更加负面了,认为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比预想的更加消极,台海风险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