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编译：欧洲能否帮助中美避免战争？
中评社香港1月15日电（记者 乐国平编译）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威廉姆斯及其学生莫里茨·鲁道夫于1月6日在《曼谷邮报》网站上发文，认为欧洲可以在中美冲突方面发挥调和作用。一方面，欧洲在印太地区少有直接利益，可以作为双方都信任的居中调停者，另一方面，欧洲在诸如“赫尔辛基进程”和伊核问题谈判上做出过很大贡献，故而应该继续发挥作用。以下是原文编译：
欧洲国家目前仍对于是否追随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存在分歧。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欧洲和美国确实有很大不同。
欧洲与美国共享基本的政治价值观，还经常就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采取类似的回应。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依然无法将其自身利益，与美国领导的“民主联盟”对抗中国的宿愿调和起来，欧洲官方也不愿以竞争为幌子，推行以遏制为核心的对华政策。
尽管欧盟希望深化跨大西洋合作，但对于如何在不疏远中国、或破坏国际体系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没有达成共识。欧洲政府也不相信美国是可靠的合作伙伴。拜登可能重视跨大西洋关系，但他的前任特朗普并不以为然。谁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还未可知，也许特朗普还会卷土重来。这种不信任使得欧盟努力实现其战略自主。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问题上存在跨大西洋合作的空间。其实推动此类合作的努力已经启动了，例如美欧在中国议题上的对话机制，以及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倡议。
但目前美欧关于中国的议题可能过于庞杂，需要从中找到最适合进行合作的领域。此外，美国和欧洲法律制度不同，危机意识也有分歧，亟需在一些关键领域加强协作，例如对碳排放征税及反垄断政策，这些领域的合作目前进展缓慢。
甚至法国也是如此，法国可是唯一在印太地区拥有重要军事存在的欧洲国家。但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最近解释道：“我们不会低估与中国竞争的深度，这可能会非常激烈，需要不断评估风险，但我们努力避免将我们的战略付诸军事。”
欧洲不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这种态度还会持续。尽管德国新政府显示出了一些强硬，但总理肖尔茨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明确表示所有行动都应该慎之又慎，并强调需要寻求合作。
因此，美国不要指望德国很快就会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与中国的关系。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Aukus防务协议与欧洲方面沟通失败，该协议让法国失去了一份重要的国防合同，进一步凸显了美欧在印太地区军事合作的缺陷。
但跨大西洋合作并不是欧洲影响中美关系的唯一方式。战略专家们目前正急迫地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找方法，使中美双方能够在不制造灾难、特别是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竞争。欧洲可以在其中提供帮助。
欧洲在印太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有限，这反倒成为了优势，因为欧洲在其中，作为中间人的信誉得到加强。由于没有直接利益，欧盟可能更适合调解台湾和南海等棘手问题，甚至可以促进网络和外太空领域的外交突破。而在这些领域，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力量经常近距离交锋，一旦出现误判就可能导致战争。
我们明白，建立规制、避免冲突的努力十分艰难。但欧洲在这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欧洲在过去就曾立下汗马功劳。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国家在建立多边出口管制制度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例如核供应国集团和瓦森纳协定。欧洲在同伊朗就伊核问题进行的谈判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欧盟牵头的印太地区降级倡议还远未实现，尤其是最近欧盟和中国之间关系出现了紧张。但相信欧盟会言行一致，即在印太地区奉行包容政策，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为可贵的是，这是避免大国之间战争的最佳机遇。这不正是欧盟成立的初衷吗？
中评社香港1月15日电（记者 乐国平编译）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威廉姆斯及其学生莫里茨·鲁道夫于1月6日在《曼谷邮报》网站上发文，认为欧洲可以在中美冲突方面发挥调和作用。一方面，欧洲在印太地区少有直接利益，可以作为双方都信任的居中调停者，另一方面，欧洲在诸如“赫尔辛基进程”和伊核问题谈判上做出过很大贡献，故而应该继续发挥作用。以下是原文编译：
欧洲国家目前仍对于是否追随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存在分歧。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欧洲和美国确实有很大不同。
欧洲与美国共享基本的政治价值观，还经常就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采取类似的回应。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依然无法将其自身利益，与美国领导的“民主联盟”对抗中国的宿愿调和起来，欧洲官方也不愿以竞争为幌子，推行以遏制为核心的对华政策。
尽管欧盟希望深化跨大西洋合作，但对于如何在不疏远中国、或破坏国际体系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没有达成共识。欧洲政府也不相信美国是可靠的合作伙伴。拜登可能重视跨大西洋关系，但他的前任特朗普并不以为然。谁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还未可知，也许特朗普还会卷土重来。这种不信任使得欧盟努力实现其战略自主。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问题上存在跨大西洋合作的空间。其实推动此类合作的努力已经启动了，例如美欧在中国议题上的对话机制，以及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倡议。
但目前美欧关于中国的议题可能过于庞杂，需要从中找到最适合进行合作的领域。此外，美国和欧洲法律制度不同，危机意识也有分歧，亟需在一些关键领域加强协作，例如对碳排放征税及反垄断政策，这些领域的合作目前进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