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汪鸿祥谈中日建交半世纪
中评社香港9月1日电（记者 郭至君）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日，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在发展中经历过蜜月期，也有过冰封期，在新时代下，中日关系如何前行考验着两国人民的智慧。日前，中评社记者在线上采访了资深旅日大学教授汪鸿祥，请他依据其多年在日本教学、研究、生活的经历谈了目前中日关系中的许多热点议题。总得来看，汪鸿祥认为，“竞合共生”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常态，其特点是冷暖交织。中日关系既有趋冷降温的动向，又有向暖升温的努力。中日关系不能光讲一面，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关于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期待，汪鸿祥也有两个重点：一是“不再战”，二是“和为贵”。
汪鸿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毕业。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日本创价大学教授，还担任日本多所大学的兼职教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以及中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学，东亚政治，日本政治，中日关系等。编着有《战后国际关系史纲》（世界知识出版社），《価値创造の道》（凤书院）等十多部，论文有《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日本学刊），《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启迪》（现代日本经济）等数十篇。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今年7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演讲时被枪击身亡，作为二战之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意外死亡会给日本目前的政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此外，参议院选举之后，安倍派目前是群龙无首的状态，您觉得日本之后会怎样进行分化整合？
汪鸿祥：安倍晋三前首相在奈良助选演讲时突然遇刺身亡，震惊全球。我在日本工作生活了30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民众自发地去给一位前首相献花和送行。岸田内阁已经决定于今年9月给安倍举行国葬，中国政府也明确表示，安倍在任期间为改善中日关系作出了贡献。可以说安倍是战后日本政坛上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保守政治家，他的身亡对日本的政坛和社会产生了各种影响。
第一，对其身亡后第三天的参议院选举产生了影响。选举前，岸田文雄首相把选举目标定得较低，胜负线为自民党和公明党合计获得55席，加上非改选的席位，继续保持参议院自公联盟超过半数席位。安倍的身亡给自民党带来了不少“同情票”，在改选的125个席位中，自民党获得了63席，超过了它自己改选席位的8席。加上非改选的56个席位，自民党在参议院拥有119席。公明党获得13席，加上原来的一共是27席。自公联盟在参议院拥有超过半数以上的146席，选举超额完成任务，人们称为“大胜”。
第二，给自民党内部派系格局的变动，包括安倍派内部的分化组合带来各种影响。安倍是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辞职后还出任了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清和会”会长，对自民党内外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他的身亡导致了自民党派系重新洗牌。原来岸田在经济和安全保障政策等方面和安倍的理念不尽相同，但是安倍可以凭藉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对岸田进行多方掣肘，充当岸田内阁的所谓“影武者”，即背后的将军。然而安倍在世时一直没有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导致了他离世后“清和会”群龙无首的状态。尽管也有几名副会长，但是无论是政治领导力还是资金的筹措力，都与安倍相差甚远。而且清和会内部一直就有势力争斗，安倍身亡以后，会内围绕着会长人选的明争暗斗将会更加激烈，协调不好就有可能出现分裂倾向。从岸田的角度来说，安倍去世后，一方面减少了最大的牵制力量，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必须要直接对党内各派展开平衡工作，如何稳住安倍派原本的势力，稳定政权运营，这里面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何平衡党内的各派势力并不容易，这对于岸田的政治平衡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三，安倍身亡后，岸田会加快日本内政外交方针的调整步伐。2021年的众议院选举和这次参议院选举都是成功的，经受了洗礼后，岸田的执政根基日益稳固。今后的两年到三年，对岸田的政权运营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人们称之为“黄金时刻”。但是国内还有很多严峻的课题，一个是怎样有效控制疫情，另一个是怎样恢复发展经济，岸田提出的所谓的“新资本主义战略”如何来实现。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课题，预计今年9月要进行内阁改组，加上自民党的高层人事的安排，不出预料的话，岸田应该是在维护党内团结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平衡各个派系的利益诉求。
中评社记者：因为安倍的死亡，这一次参议院选举自民党比原来多了很多票，是一个大胜的结果。这是不是意味着岸田能够长期执政了？
汪鸿祥：对，这次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大胜，对于稳固岸田执政基础是非常有利的。2025年7月前不会再举行众参两院选举这样的国政选举，所以一般情况下，岸田可以执政三年。到2025年如果搞得好就还可以继续执政，那就有可能出现岸田长期政权的局面。但是岸田面临的内外难题堆积如山，他把舵的“日本丸”能否闯过激流险滩，尚难定论。岸田能否实现长期政权的目标，尚需经受国内外风云变幻的考验。
中评社记者：这一次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胜，其实已经过了2/3的修宪的票数了。现在有很多声音都在担心日本是不是会加速修改宪法，并在将来给东北亚地区重新带来战争的阴影。您怎么看？
汪鸿祥：我认为日本加速修改宪法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日本会给东北亚的战略态势变化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未必会给东北亚地区带来战争。这次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4个所谓赞同修宪的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3的177票，众议院他们本来就已超过2/3，选举后修宪势力在众参两院都已经超过了可以启动修宪程式的2/3。修宪在国会这个层面已经具备条件，岸田也表示要在国会尽快推进修宪，最终努力实现修宪。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修宪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第一，虽然赞成修宪的势力超过了国会的2/3，但实际上修宪势力内部对修宪的内容还是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些政党关注的重点事项各有不同，尤其是在如何认识宪法第九条方面难以达成共识。和平宪法的关键就是，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不以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有军队。75年来，这部和平宪法帮助日本有了一个稳定的内外环境，改善了与周边的关系，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
第二，和修宪相比，民众更关心的是经济。据有关舆论调查，关心经济占到45%，而修宪仅仅是排在第五、第六位，比例也很低，高的也就是百分之十几。当然仅就修宪问题而言，回答赞成的是45%，没到一半，还有30%是暧昧状态，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日本民众通过国会选举，看起来是给岸田投了信任票，但并不是投了修宪的信任票，并不认为修宪刻不容缓，而是希望岸田能把经济发展起来，期待岸田的经济对策能够修复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来提高民众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如果岸田一味修宪而不顾经济发展，把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修宪上的话，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届时一旦公投不过半数，岸田就会因此失去首相宝座。
第三，安倍是推动修宪的核心人物，也是自民党内修宪势力的代言人，他的去世不仅降低了修宪势力的政治影响力，而且也让岸田在选择修宪日程上更具有灵活性。目前，岸田没有放弃要继承安倍遗志的旗帜，但我觉得在一定的时期内，岸田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如何对付新冠疫情，如何恢复经济，修宪不是岸田的最优先事项。当然也不能否认他为了拉拢自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维持政权稳定，有时会做一些让步，有可能把修宪作为“诱饵”来赢得党内保守派的支持。
第四，国际环境因素对于日本修宪也具有重大影响。国际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美国和中国。有分析认为日本要修宪，除了媒体说的要应对“中国威胁”以外，也是为了实现独立于美国的安全保障政策。这部宪法是在占领时期驻日美军总司令部主导下诞生的，日本保守势力一直认为这是日本的耻辱，长期以来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关键是要修改放弃战争权的第九条，要把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进而增强国防实力。虽然日美是同盟关系，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还对东京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这些历史日本人不会忘记。而美国人也不会忘记珍珠港事件，不会放弃《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的限制，不会任由日本发展军事力量，也不会允许日本通过修宪来“脱缰”。另外，中国当然希望日本在和平宪法下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虽然现在中日之间缺乏互信，关系紧张，但是一旦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原来保守势力以“中国威胁”的借口来鼓动修宪，来扩大国防力量的说法就失去了说服力。
总之，岸田在修宪方面态度很可能展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特点。“雷声大”指的是做给党内保守派和社会上一部分右翼势力看，“雨点小”指的是尽管修宪目标不会变，但是目前不会下很大的力气，修宪不会是他施政的当务之急，他在推进修宪的步伐上可能有所放缓，而不是加速。
汪鸿祥：近年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举两个例子：第一，今年6月日本媒体透露，为了应对台海局势升温，日本政府计划最快在今年夏天派遣一名防卫省的现役文职官员常驻台湾，消息绝非空穴来风。日本试图借此来试探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日本与台湾地区没有外交关系，长期以来就是日台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负责日本与台湾的实质性外事业务。交流协会里专门设立一个与安全事务相关的职务，但是迄今都是派退役的少将任职，一直没有委派现役军官驻台，这也是顾及到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这次如果派遣现役军官驻台的话，是1972年日本和台湾地区断交以来，日台强化和提升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这表明日方在以切香肠的方式，渐进式地实现日本与台湾地区所谓的“官方关系”的实质性提升。
第二，7月份安倍去世，所谓的总统蔡英文马上就发了慰问帖，紧接着所谓的副总统赖清德就以出席葬礼的名义突然宣布访问日本，在交流协会东京办事处的所谓的大使谢长廷陪同下到安倍家慰问。日本和台湾地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按照惯例，台湾所谓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是不能正式访问日本的。所以赖清德访日是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的突破，给中日关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之所以频频在台湾问题上兴风作浪，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在战略上积极地与美国配合。由于拜登政府大打台湾牌，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积极地跟上美国的步调，近年来在涉台的言论表述以及涉台的实务方面都有恃无恐，一再逼近中国的底线。
第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的影响。名义上日本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实际上夹带私货。日本要在东北亚地区谋取自身的利益，旨在增强存在感和扩大影响力，与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同时，台湾地区地处国际海上能源通道，非常重要，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当然高度重视。所以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地缘经济来看，台湾地区对于日本都是有特殊价值的，强化并实质性提升日台关系，是新形势下日本推行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期美国、日本、台湾地区三方面在安全经济领域联动频繁，在中国东海沿海方向，美日韩和美日台两个所谓的合作机制在渐渐形成。这种局势不仅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两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增加了台独势力抗拒统一的气焰，使得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上升，西北太平洋地区发生安全性事件的可能性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试图借助台湾问题及涉台地缘政治来扩大自己的对外利益和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台基本政策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为止日本并未突破“一个中国”的原则底线。
中评社记者:现在好多人都认为日本近几年来越发倒向美国，您觉得日本是出于何种考虑？同时，在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背景中，中日关系会受到何种影响？
汪鸿祥：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近几年日本倒向美国的态势相当明显，或者说是不断加剧。岸田上任以后，由于自民党内安倍为首的保守势力带节奏施压力，日本在外交和安保领域加大了倒向美国的步伐，改变了以往的稳重低调，注重在各方面角逐中保持协调的姿态。目前日本在周边地区是比较尴尬的一种状态，不仅与中国关系紧张，而且与俄国，朝鲜，韩国的关系都相当紧张。最近韩国外务大臣访日，和日本外务大臣会谈，各说各的，没有谈出结果，日韩关系的改善毫无进展。俄国和日本之间更是彼此发动制裁。对于岸田内阁来说，这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外交失衡的场面，绝对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有分析认为，在安倍身亡后，特别是参议院选举大胜后，岸田将会对外交方面进行适当调整。
日美同盟由来已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77年，美国占领日本时期就打下了日美关系的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日美关系发生各种变化，但日美同盟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美国推行印太战略，日本是重要的角色，要让日本在印太战略中间发挥重要作用。而日本则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地在美国主导的多领域、多层次遏制中国的框架中扮演“急先锋”的角色。这种状况不会因安倍去世而急剧转变，然而岸田在今后的对华政策上将会增加灵活性和务实性。前一段时期岸田采取的对华强硬态度，除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还有一个国内的因素，就是岸田要拉拢国内保守派，希望在去年的众议院和今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取胜。如今安倍身亡，而岸田已经赢得了参议院选举胜利，就意味着岸田将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或者叫自由度，未来他不会完全抛弃安倍的遗产，但是会对安倍的政治外交路线逐步进行调整。我判断，岸田对华的务实外交空间将会逐渐扩大。
中评社记者:您说过中日关系的新的常态是“竞合共生”，中日未来具体应该怎么展开良性竞争，又能设立哪些机制去避免恶性竞争？
汪鸿祥：我这几年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观点，就是中日“竞合共生”。我认为“竞合共生”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现在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竞合共生”包括两个含义。所谓的“竞合”，有人把它理解为竞争与合作，其实原来日文指的是相互竞争的意思。在相互竞争的同时要共生，就是要相互联系，互利互惠，共同生存。原来有的人讲“竞合”，实际上仅仅讲了竞争的一面，我觉得一定要加上共生的一面。中日两国是地球上搬不走的邻居，当然要共同在地球上生存下去，谁也不会离开地球，而且经过5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深层关系。所以彼此既有竞争又要合作，既有对立又要对话。
我觉得，中日关系不是单纯地选择往东还是往西的问题，而且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断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实际上，日本的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以前讲“安保是美国、经济是中国”，这几年日本偏向美国多了，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双轨”，无非就是其状态程度有所变化。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反映到中日关系上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单色调，而是多色调，所以目前中日关系不是处于“关键十字路口”。
中日两国开展文明竞争可以是多方面。不能只看中日两国GDP有多少、军事实力有多强，而要看中日两国的综合文明程度如何发展；不能只看中日两国修了多少条路、盖了多少栋高楼，而要看中日两国的社会文明风气怎样提高；不能只看一部分人的富裕程度，而要看中日两国民众的整体文明道德和共同富裕如何实现。要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从中日两国的整体文明发展，来思考文明竞争的内涵。
在这个前提下，中日两国作为两个东方国家，要吸取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富国强兵”方针，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最终战败的深刻历史教训。当下我们要警惕各国军备竞赛的加剧，中日两国应该在文明竞赛中，为发展东方文明和创造新文明发挥重要的积极使用，以新的文明理念来审时度势，探索一条通过协调和合作，而不是激烈对抗和恶性竞争来实现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转型的崭新道路。
汪鸿祥：我个人在日本经历了三个时代，昭和时代1984年我初次访问日本。平成元年我第二次来日本到现在令和4年，基本上都在日本工作生活。根据自己在日本社会的所见所闻，觉得近几年日本社会发生了各种变化。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视角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口结构问题。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持续减少。2021年底日本总人口是1亿2544万，比上年减少了63万。2020年特殊出生率是1.34%。受到疫情的影响，结婚和怀孕的数字在减少，这可能加速少子化的趋势。此外，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国家，2021年9月15日为止，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3640万人，占总人口的29.1%。安倍前首相在任时把少子老龄化称为“国难”，这个“国难”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对日本的综合国力和国民心理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其次是社会阶层结构问题，贫富差距扩大。日本社会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基本结构没有根本变化，但是“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中产阶层向中下层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疫情影响下日本社会呈现基尼系数小幅上升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状况。儿童的贫困率约14%，单亲家庭的贫困率达一半以上，老年贫困问题也呈加重趋势。
必须指出，日本社会结构出现各种问题，日本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了深刻影响。但是，并非意味着日本社会乱象丛生、危机四伏。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不意味着日本“趋于衰落”，经过平成时代的调整，日本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并着手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日本依然是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力和科技力的大国。日本民众为构建一个“安全，安心，安定”的社会做出了努力，形成了方便的生活环境，洁净的自然环境，安全的社会环境，多元的文化环境，日本社会正在逐步发展。正确客观认识日本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中日社会经济的差距，有利于中日广泛开展社会经济的合作。
日本社会状况变化的同时，日本社会思潮也发生各种变化。战后初期到60年代初，是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思潮高涨，左右两极思潮对立的阶段。60年代到80年代，是保守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阶段。90年代至今，是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与蔓延的阶段。
最近这几年，日本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有日本学者指出，民族主义的特征是回归传统的日本主义，对和平宪法和民族主义教育进行“修正”。也有人称为“历史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不仅影响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生活和对外政策，而且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民族主义在修改和平宪法，改变战后发展道路，美化侵略历史，煽动中国威胁论等方面起了作用。日本保守势力煽动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的部分媒体也在推波助澜，这种舆论使得中国在日本民众中的好感度下降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中评社记者：日本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近几年来对于中国的印象其实是很不好的，从一些民调也看得出来，反感的比例一直很高，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汪鸿祥：我长期在日本教学生活，主要是和日本年轻人、大学生打交道，我总体的感觉，并非所有的日本年轻人都对中国反感，对中国反感的只是一部分年轻人。我任教大学的日本人学生和我周围的日本人多数对中国持友好态度。日本年轻人对中国反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一是受到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中日关系好的时候，年轻人对华印象就会随之改善，中日关系不好了，年轻人对华印象就随之恶化。2005年日本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方面强烈抗议，中国民众上街游行，日本媒体大肆报导，搞的气氛非常紧张，我周围的日本学生都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认为日本媒体的报导并没全面客观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了帮助日本学生瞭解真相，我在暑假期间组织了几个有关大学的学生去中国游学，访华前和访华后学生的对华认知变化很大，纷纷表示了对华友好的态度。年轻人的想法不太稳定，容易受到形势变化的影响。二是年轻人受到舆论特别是媒体的影响。他们毕竟年轻，正在成长时期，无论是人生观、世界观还是价值观还没定型，这种时候就容易受到外部的，特别是舆论和媒体的影响。他们对媒体和社会上的各种资讯很敏感，而自己有时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