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韩畅销书作者谈中韩关系
中评社首尔8月29日电（记者 郭至君 崔银珍）今年6月，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在其Facebook上发文推荐了一本涉华内容的新书，先后引起了韩中两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文在寅当时在脸书上写道：“好久没推荐书了。（今天推荐这本）金希教教授的《掌柜主义的诞生》，题目非常有争议。推荐书并不表示对（书的）内容的同意或支持。（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瞭解到）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以及韩国外交应该向什么方向走，我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要在多种观点中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那些将真实、国家利益和实用相协调起来的均衡视角。媒体所传达的并非总是真相。我再次感受到我们对于世间万事不是要通过媒体的眼睛，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进行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此，中评社记者专程联系到了金希教教授，就其新书内容以及一些目前横贯在中韩之间的问题与摩擦请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金希教教授表示，自己对于文在寅前总统通过网络向韩国大众推荐自己的新书《掌柜主义的诞生》感到非常意外。他与文在寅并无私交，但因文在寅的推荐，自己的新书在韩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登上韩国国内畅销书排行榜总榜榜首。总得来看，金希教的许多观点并不是目前韩国的主流保守派的声音，但他希望，这本书可以让韩国人能够在中美冲突时期正确看待中国。他说，韩中建交后，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但是最近“反华”情绪不断高涨，这种现象对韩国的未来毫无帮助，为了抗衡韩国国内保守主义“新冷战”的思潮，因此撰写了这本书。
金希教，韩国光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校东北亚文化产业系教授，韩国延世大学硕士，中国复旦大学博士（历史系专业），历史问题研究所研究委员，曾任《历史批评》编辑委员。主要研究中美关系对东亚的影响和亚洲民众的增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在关注东亚和平体制的构建。其代表作有：《掌柜主义的诞生》(2022)、《寻找我的46个问题》(2019)、《你好？中国！》(2014)等。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文在寅前总统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了您的新书——《掌柜主义的诞生》，因而引发热烈反响，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这本著作的诞生过程？
金希教：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韩国人能够在中美冲突时期正确看待中国。韩中建交后，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但是最近“反华”情绪不断高涨。我认为这种现象对韩国的未来毫无帮助，所以想分析一下“反华”情绪的根源。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我着眼于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正式推行的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韩国的保守主义者积极响应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保守媒体持续助长了这种“反华”情绪。还把殖民地时期起习得的西方种族主义变相并适用于中国身上，一直主张要与中国决裂，回到与美国签订的垂直性的联盟体系。为了抗衡这种韩国保守主义的“新冷战”企图，我撰写了这本书。
中评社记者：您为何使用“掌柜主义”这个词来作为书的标题？
金希教：为了毫无保留地揭露韩国保守主义的“新冷战”企图所具有的暴力性，所以加上了这样的标题。“掌柜”一词在中国是韩国人不能使用的厌恶词语。现在在韩国使用这类词汇的人突然增加了，这种现象是很危险的征兆。因为这说明存在使用这种词汇的意识形态，还存在助长这种意识形态的势力。“掌柜主义”是指这类势力集团使用的、看待中国时的意识形态。我想毫无保留地揭露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势力的存在、这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暴力性，以及这种集团追求的目标是“新冷战”世界秩序的事实。清算自己想要隐瞒的事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隐瞒，另一种是公开纪念的方式。我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德国人为了不再犯屠杀犹太人等罪行，在柏林市中心树立纪念碑，展示自己曾经的野蛮行径。韩国人的“嫌中”情绪根源始于殖民时期，但从未真正清算过。随着韩中建交（“嫌中”情绪）曾逐渐淡化，但因中美冲突再次盛行。如果不能根除这种殖民主义式的“嫌中”情绪，我认为韩国有可能会重新回到冷战时期的垂直性的联盟体系。因为如果“嫌中”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话，除了归降美国的“新冷战”格局外，别无他选。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韩国“嫌中”情绪日益明显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部分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过于偏激吗？
金希教：有必要区分“反华”情绪和“嫌中”情绪。在中美冲突时期高涨的“反华”情绪在与美国有同盟关系的大部分国家都有很明显的体现。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构建的战后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而动摇这种秩序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崛起。另外，虽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他们大部分参与了美国开始推行的对华遏制战略。因此，在这种冲突时期，“反华”情绪在美国的同盟国中自然呈上升趋势。但韩国的“反华”情绪却比其他同盟国高出约20%，与日本近似。在韩国，“反华”情绪之所以高于其他国家，是因为最近急速高涨的“嫌中”情绪。“嫌中”情绪与“反华”情绪不同，包含着“掌柜主义”。认为为守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应该排除中国的人正在积极地鼓吹针对中国的厌恶性种族主义。
但是这种“嫌中”情绪持续很长时间的可能性并不高。首先，因为引导“嫌中”情绪的势力想构建的是与中国敌对的阵营，但这几乎不可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也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想与中国断绝经济关系，美国也没有能力填补空缺。韩国进步势力的力量也与以往不同，成长了许多。如果出现具体的厌恶性种族主义、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让历史退步的“新冷战”等状况的话，他们会更强烈地进行抵抗。
中评社记者：您对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极端民粹主义怎么看？您认为这会给中韩关系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应该怎样予以遏制？
金希教：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厌恶主义、种族主义、军事主义不仅是韩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韩国的20多岁年轻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多地暴露在社交媒体上。因此，陷入这种倾向的可能性更高。在韩国，20多岁年轻人的“反华”情绪最高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受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在社交媒体上，这些东西被肆意“消费”。由于社交媒体的特性加速了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抑制(这些现象)的方法需要更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要改变流通信息的媒体，要改变现在的靠点击量赚钱的体系。厌恶、种族主义、军事主义总会引来很高的点击量。社会团体也应该更加积极地站出来。在韩国，与对人权或性别歧视的监视相比，对厌恶、种族主义、军事主义的警戒心尤为薄弱。国家也应该更加积极地介入。厌恶和种族主义不是个人权利，要依法进行严格控制。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现在尹锡悦政府的一些外交政策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倒向美国”吗？
金希教：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看似把基本方向设定为了追随美国的“价值同盟”和“技术同盟”。但是，这与能否通过具体政策实现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例如，要不要加入“Chip4联盟”共同参与排挤中国？仔细分析就知道绝非易事。因为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损害三星或SK等大企业的利益。尹锡悦政府既是亲美的政府，同时也是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府。尹锡悦政府追加设置萨德也并非易事，会遭到预部署地点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这可能成为支持率正在下降的尹锡悦政府不得不赌上的命运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尹锡悦政府的对华政策很有可能像拜登政府一样以摇摆不定的方式展开。
中评社记者：您对影响中韩关系的一个很敏感且重要的因素——萨德系统部署的事情怎么看？
金希教：我从朴槿惠政府部署萨德开始就强烈反对部署萨德。因为萨德部署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对策，而是会从根本上改变东北亚安保环境的举措。萨德部署不单单是韩朝两国的问题，而是可能将一直维持和平的东北亚秩序重新推向“新冷战”的军事主义解决方法。美国作为封锁中国的方法之一，开始使用“新冷战”战略，韩国的安保保守主义势力正在搭美国政策的“顺风车”。我认为，现在尹锡悦政府应该直至东北亚危机平息为止，继续实施文在寅政府曾使用的“三不政策”维持东北亚的稳定。如果为防御朝鲜导弹攻击仍需要建立防御系统的话，在开发出与美国战略无关的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之前，维持现状才是有利于韩国国家利益的方法。
从根本上说，需要认识到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的安保危机不能以萨德部署这一军事主义方式解决。希望尹锡悦政府能尽快放弃对军事主义方式的过度信任，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在东北亚地区构建和平体制。即便是尹锡悦政府要改变对萨德的态度，也希望中国重新考虑一下，不要像上次萨德应对一样，以国家对国家的方式应对问题。韩国与中国不同，现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就会成为国家的长期方向。从这一点看，中国的萨德应对措施有必要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中国一时的强硬应对措施可能会导致全体韩国国民与中国对峙的结果。我认为现在是中国需要考虑与韩国展开公共外交的时候。
金希教：尹锡悦政府标榜的价值观外交是将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韩国版本。拜登政府标榜的价值观外交，就连美国内部也冷嘲热讽地称其为“迷雾”政策，说这是不知道想要做什么的政策。还有人士评价并质疑哪个同盟国会同意这种目的不明确的外交政策呢。现在美国标榜的价值观外交除了美国和情报共享联盟—五眼联盟(Five Eyes)的成员国，还有韩国以外，任何国家与地区都不接受。在今年6月举行的美洲峰会上，虽然试图建立与亚洲地区建立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类似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框架，但就连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M.Lopez Obrador)也没有出席，以失败告终。理由很简单。价值观同盟不能只靠主张价值观来引领，应该能互相交换价值才可以。美国想搞人权与民主价值观，但只局限在强迫同盟国的“人权和民主”的话，必定会失败。现在美国虽然再次提出人权与民主价值观，但不会为同盟国的人权和民主采取什么实质性的措施。打着韩美价值观同盟旗帜，搞“芯片四方联盟”，要求韩国不要与中国进行交易，这些都是违背价值观同盟原则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持续下去，韩国人绝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如果尹锡悦政府提倡的“价值观同盟”这一迷雾般的政策具体落实的话，尹锡悦政府很有可能面临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
中评社记者：现在不少国家都将中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威胁者”，对此您怎么看？您在书中提到了“中国梦”，那么就您理解，“中国梦”是什么？
金希教：很明显，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动摇了现有的战后体制。从指挥战后体制的西方的观点来看，会认为(中国)是破坏者及威胁者。但我不同意。因为中国的崛起具有针对战后体制所具有的暴力性的“对抗体制”性质。特别是起到了缓解战后体制所具有的国家间不平等体制，建立多边主义秩序的作用。而且兴起的方式也不同。与以往其他势力转移时期崭露头角的国家相比，中国使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归根结底，核心在于中国会在哪里以何种方式使用重新获得的力量。可以通过其蓝图判断习近平政府提出的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基本上不是标榜对外膨胀的侵略性意识形态，而是以对内外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可持续和平发展路线。作为邻国的国民，希望中国能够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
金希教：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军事政府时期度过的。那是一段黑暗的时期。当时读历史学专业的我认识到韩国军事政府的启航最终源自他律性的解放。所以想通过研究自主解放的中国的历史寻找分析实现自主解放的动力。其研究成果便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我考察了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觉醒如何阻止了美国的在华扩张。我比任何韩国人都更早地体验了中国的生活，这对考察韩国眼中的中国和实际中国之间的差异有很大的帮助。我能从中国内部人士的角度看待中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中国生活经验的影响。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一直在写批判韩国偏激的中国观的文章。当然，从那时到现在，也一直被学界孤立。因为学习了中国历史，所以比起中国政治和经济研究者，能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角度看待现在的中国。像现在这样战后体制本身发生动摇的时期，这种观察视角非常有用。
中评社记者：今年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您对中韩关系的未来有何期待？
金希教：历史的大趋势不可能因一两个人的力量改变。有些东西是任何特定的政治集团也都无法改变的。韩中关系的高度化已超出了特定集团的策划或政权可以改变的水平。现在领导战后体制的美国竭尽全力遏制中国，韩中关系也会不断出现裂痕。但我认为，这种企图没有能够逆转巨大历史潮流的力量。拥有只占世界GDP25%的力量、抱有众多急需解决的内部问题的美国独自领导世界体制的时期已一去不复返。我认为韩国也会逐渐认识到多国体制正以迅猛之势来了。从这一点看，韩中关系的未来将会持续高度化。不过像现在这样在战后体制秩序里韩中双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美国正在“动摇战后秩序”。我认为韩国和中国会成为超越战后秩序、打造和平秩序的好伙伴。希望中国也能从长期宏观的角度出发，尽全力与韩国成为构建友好和平体制的伙伴。
金希教：这本书是针对韩国读者写的，如果原封不动地翻译的话，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有些部分可能会缺乏吸引力。首先可能要更换标题。不过这本书承载了希望未来100年能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的韩国学者，在中美冲突时期，一定要向中国人传达的许多理论和信息。这本书应该会让政策制定者瞭解美国同盟国内部发生的不同政派看待中国的态度和制定“反华”政策的方式；让大众在中美冲突时期思索尽可能减少冲突取得好结果的方法；激发学者们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思考应该如何看待并解决东亚的核心问题。很期待不久后能被翻译出来。
（本专访为中评社中韩建交三十周年系列深度专访之一，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首尔8月29日电（记者 郭至君 崔银珍）今年6月，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在其Facebook上发文推荐了一本涉华内容的新书，先后引起了韩中两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文在寅当时在脸书上写道：“好久没推荐书了。（今天推荐这本）金希教教授的《掌柜主义的诞生》，题目非常有争议。推荐书并不表示对（书的）内容的同意或支持。（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瞭解到）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以及韩国外交应该向什么方向走，我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要在多种观点中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那些将真实、国家利益和实用相协调起来的均衡视角。媒体所传达的并非总是真相。我再次感受到我们对于世间万事不是要通过媒体的眼睛，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进行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此，中评社记者专程联系到了金希教教授，就其新书内容以及一些目前横贯在中韩之间的问题与摩擦请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金希教教授表示，自己对于文在寅前总统通过网络向韩国大众推荐自己的新书《掌柜主义的诞生》感到非常意外。他与文在寅并无私交，但因文在寅的推荐，自己的新书在韩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登上韩国国内畅销书排行榜总榜榜首。总得来看，金希教的许多观点并不是目前韩国的主流保守派的声音，但他希望，这本书可以让韩国人能够在中美冲突时期正确看待中国。他说，韩中建交后，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但是最近“反华”情绪不断高涨，这种现象对韩国的未来毫无帮助，为了抗衡韩国国内保守主义“新冷战”的思潮，因此撰写了这本书。
金希教，韩国光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校东北亚文化产业系教授，韩国延世大学硕士，中国复旦大学博士（历史系专业），历史问题研究所研究委员，曾任《历史批评》编辑委员。主要研究中美关系对东亚的影响和亚洲民众的增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在关注东亚和平体制的构建。其代表作有：《掌柜主义的诞生》(2022)、《寻找我的46个问题》(2019)、《你好？中国！》(2014)等。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文在寅前总统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了您的新书——《掌柜主义的诞生》，因而引发热烈反响，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这本著作的诞生过程？
金希教：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韩国人能够在中美冲突时期正确看待中国。韩中建交后，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但是最近“反华”情绪不断高涨。我认为这种现象对韩国的未来毫无帮助，所以想分析一下“反华”情绪的根源。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我着眼于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正式推行的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韩国的保守主义者积极响应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保守媒体持续助长了这种“反华”情绪。还把殖民地时期起习得的西方种族主义变相并适用于中国身上，一直主张要与中国决裂，回到与美国签订的垂直性的联盟体系。为了抗衡这种韩国保守主义的“新冷战”企图，我撰写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