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学者论大国关系的纷争与合作
中评社北京6月25日电（实习记者 赵海欣）6月24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与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四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本次论坛以“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为主题。在论坛第三单元，多位青年学者就“大国关系的纷争与合作”发表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从美国对华考虑、中国应对、中美前景三个方面探讨了中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华竞争已经成为现实，但所谓“中美竞争”是否为现实还有待讨论。美国对华竞争以消耗中国和提升自身为方向性目的，说明了中国崛起对美国主观上的挑战和其自身的衰落，而美国自身的问题是美国选择对华竞争的主要原因。美国认为，合作会损害美国增量，对抗又会损害美国存量，为既保持增量又保持存量，美国选择比较折中的对华竞争主线。目前来看，对华竞争确实会刺激美国自身的一些投入，但未必能够改善其深层的问题。刁大明认为，面对美国对华竞争，中国需要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竞争妨害中国的发展，处于合作与对抗之间，而中国在更多领域上对美竞争的意愿与能力恐怕都是未必的。所以“中美竞争”这一说法并非现实，一定意义上也不应该成为现实。如果我们还认为“中美竞争”已经成为现实，在这一表述上恐怕就被美国误导了。在很多领域上我们还是应该不以妨害美国为目标，而是以妨害美国对华竞争为目标，不以竞争的方式回应竞争。中美之间如此不同，需要新的概念去解释，中美两国应该警惕自设或自限从历史中走来的刻板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河从“渐营取逸”与“以盟止战”两个方面分析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他认为，拜登政府对华定位进行了再调整，中国从“竞争者”升格为“唯一对等竞争者”并主张遵循“实力地位”原则，谋求美国对华拥有远超当下的博弈能力。拜登认为美国在对华竞争中拥有长期优势，中美实力差距缩小速度不断放慢，美国还可以进一步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所以拜登政府采取了“渐营取逸”的主导策略，以较低的代价和不确定性稳定地维持和扩大既有长期优势。为防止中国打破美国的稳态竞争，拜登政府又采取了“以盟止战”的支撑策略，主要依靠“增强承诺”和“动员盟友”遏制中国。在拜登政府的对华策略中，“以盟止战”是对“渐营取逸”的支撑和保障，“渐营取逸”则是“以盟止战”的目的和理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董韶华以“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经济安全”为题，从实践、理论、反思三个角度对全球化的经济安全进行梳理。在梳理经济安全观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他提出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运用经济手段实现外交或安全目标，并对相互依存与国际和平、相互依存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随后，他以日美为例，从关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安全两个方面分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选择。最后，董韶华对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提出三点反思：一是相互依存条件下经济安全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二是经济安全政策的有效性与相互依存的悖论，三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问题。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发林以金融制裁为例分析了美国霸权形成中的金融方略，进而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张发林认为，国家政治经济实力需要通过方略来转化为权力，需要国家有意识、有目标的手段。当权力生成后，它有变成了一种工具，进而帮助国家获得更多实力。在霸权形成过程中，美国运用了包括放任、激励、协商、保护、胁迫、制裁的操作手段与关系型、结构性、制度性、观念性的政策工具这两大类金融方略。金融制裁是制裁发起方通过惩罚性地改变与目标对象的直接或间接金融联系以实现对外目标的金融方略。结合相关理论与俄罗斯案例，张发林提出中国应该构建权益性、免疫性、反制性、结构性措施的应对策略体系。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马骦从技术、经贸与规则三个领域分析了美欧联合制华的政策协调。他认为，美欧对华战略定位的不一致导致其倾向于以西方价值观取代安全利益增强联盟凝聚力。在新兴技术上，美国确立“小院高墙”策略，从“技术单边主义”转而追求“民主技术联盟”的整体霸权，欧盟则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以“模块化”方式达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效果。贸易和投资上，美欧贸易摩擦“休战”，集中力量共同打击“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非市场经济”行为体。欧盟同时加快建设外资安全审查、反补贴、反垄断机制。经贸和技术规则上，美国重返多边主义，美欧共同提出国际经贸规则改革，争取国际技术标准、科技伦理规范、数字经济规则等新兴领域主导权。马骦认为，美欧合作与冲突并存，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同时中欧分歧存在很大调和空间，因此，美欧联合制华的前景是有限的。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谢超从印度的角度分析大国关系，讲解印度外交政策偏好与大国关系策略选择。他表示，文化决定战略选择，是决定性的变量。印度战略文化有着鲜明的特点，形成了印度在大国关系竞争中的一些特定偏好，进而影响了其外交手段选择。首先在无政府体系下，印度更偏好自助手段；其次如果在大国竞争中，印度相对于结盟更偏好制衡手段；第三如果不得不结盟，，相对于短期提供巨大帮助的盟友，更偏好能够提供稳定少量帮助的盟友；第四是在外交中偏好展示和加强民族主义精神，在面对物质实力强和弱的对手时，都偏好使用道德批判手段。
中评社北京6月25日电（实习记者 赵海欣）6月24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与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四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本次论坛以“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为主题。在论坛第三单元，多位青年学者就“大国关系的纷争与合作”发表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从美国对华考虑、中国应对、中美前景三个方面探讨了中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华竞争已经成为现实，但所谓“中美竞争”是否为现实还有待讨论。美国对华竞争以消耗中国和提升自身为方向性目的，说明了中国崛起对美国主观上的挑战和其自身的衰落，而美国自身的问题是美国选择对华竞争的主要原因。美国认为，合作会损害美国增量，对抗又会损害美国存量，为既保持增量又保持存量，美国选择比较折中的对华竞争主线。目前来看，对华竞争确实会刺激美国自身的一些投入，但未必能够改善其深层的问题。刁大明认为，面对美国对华竞争，中国需要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竞争妨害中国的发展，处于合作与对抗之间，而中国在更多领域上对美竞争的意愿与能力恐怕都是未必的。所以“中美竞争”这一说法并非现实，一定意义上也不应该成为现实。如果我们还认为“中美竞争”已经成为现实，在这一表述上恐怕就被美国误导了。在很多领域上我们还是应该不以妨害美国为目标，而是以妨害美国对华竞争为目标，不以竞争的方式回应竞争。中美之间如此不同，需要新的概念去解释，中美两国应该警惕自设或自限从历史中走来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