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韩总统选后中韩关系展望
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韩国中国学研究中心不久前通过线上举办会议，邀请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康埈荣、韩国培材大学教授李焱求、韩国济州大学教授金中燮与会。会议由韩国中国学研究中心理事李奎泰主持，与会者围绕韩国总统大选后的中韩关系以及中韩建交三十年的回顾、现状与展望，各自给出了精细的分析。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以《韩国总统选举后中韩关系的展望》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李奎泰：开场白
非常荣幸能在今天这么难得的场合邀请到各位教授就韩中建交30周年分享看法。今年是韩中建交30周年，而未来的30年是更为重要的。
前几天韩国总统大选，尹锡悦当选总统。尹锡悦当选后，其外交关系如何展开？韩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值得讨论。
康埈荣：中韩关系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今年是韩中两国在1992年8月24日清算40年相互反目历史并正式建交30周年。当时韩国政府为建立长期的韩半岛和平统一环境，推进了使朝鲜成为正常的国际社会一员的“北方政策”，并希望与朝鲜的最大监护国中国的建交能成为统一韩半岛的基石。另外，扩大与巨大市场-中国的经济交流也是韩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也为积极推进改革开放，需要营造稳定的韩半岛环境并需要韩国的中间技术与资本，同时期待与韩国的建交能成为长期弱化韩美日安保合作结构的因素。
两国关系从1992年建交时的“友好关系”，1998年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发展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提升为可以讨论除了双边关系之外的多种议题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发展为“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达成了“实质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回顾建交当时的目的，韩中关系在经济交流等方面达成“最大主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作为建交目的之一的维护韩半岛和平与稳定却由于朝鲜核武器问题和朝美关系、双方合作相对不透明等原因，仅达成了维持“最小主义”的关系。
这也暴露出了两国双边交流原则—“相互认可不同，追求共同利益”的求同存异，以及暂且搁置有分歧的敏感的政治、安保问题，从容易的开始扩大交流，逐步解决难题的先易后难的思考方式的局限性。这种结构的典型的不和谐音就是过去30年韩中关系的最大转折点-萨德（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矛盾。
但更本质的问题是韩中关系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多种复合因素。首先，从历史上看，数千年来强调主导地位的中国对韩国的主从关系意识和巨大中国的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还有从1954年开始延续的韩美同盟关系与1992年以后形成的韩中合作关系的差异性，再加上中朝特殊关系及朝核问题的认识、韩朝关系等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且与最近中美矛盾进一步扩大也有关系。
韩中之间对韩半岛问题的基本现象认识存在根本性的认识差异。首先，在韩半岛统一问题上，中国坚持支持韩朝双方协商下的自主和平统一的原则。但是，考虑到韩国在安保方面现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比起“统一”，更希望维持现状的“稳定”。第二，在朝核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阐明了包括朝鲜在内的韩半岛内不容许核武器的同时，认为美国的对朝施压和威胁是朝鲜开发核与导弹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立场是朝鲜核问题不可能通过制裁和施压解决，因此指责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同时表示支持以和平的外交途径解决。这种基于朝鲜政权的稳定持续为基础的认识，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核和平(nuclear peace)”的危险性。第三，中国认为韩美日是安保同盟，将其视为对华封锁网的一环，密切关注驻韩美军的对华作用。但严格来说，具有强烈的对华牵制性质的韩日同盟和韩美同盟存在明显的差异，更何况韩日不是同盟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韩中关系的历代矛盾有很多，包括人权问题、大蒜纷争、历史解释认识问题、非法捕捞问题等等。韩中关系正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以韩朝为中心权衡国际关系的政府视角来看，认为美国是攻克对象的中国的对美战略。预告“极限竞争”的同时，阐明要进行强硬的对华施压的拜登政府的立场等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仍在持续。
纵观过去30年的两国关系，可以发现几个特点。首先，对于韩中关系的致命弱点—朝鲜和朝核的认识上中国与韩国截然不同。对于中国来说，朝鲜和朝核问题是两码事。因为朝鲜的存在是维持中国在韩半岛影响力的重要战略资产，通过可管理的“朝核”牵制美国是首要课题。中国在维持韩半岛影响力的同时，还采取了在韩美合作进一步加强之前阻止韩国对美倾斜的战术。另外，随着美中矛盾和朝核等政治外交问题的全方位扩散，民间和非政治领域的矛盾也正在扩大和再生产。
不可否认,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和美中矛盾的漩涡中，除了规定韩中关系的现有因素外，部分领域的认识差距反而正在扩大。首先，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可以说中国仍然强调本国立场，将中美矛盾放在首位，裁定韩中关系及韩半岛问题，并将焦点放在维持对韩半岛南北朝鲜的影响力上，从而阻止韩国对美国的倾斜。第二个特点是因对韩国历史及文化扭曲的扩大，中国的爱国主义风气毫无保留地喷发出来。第三个特点是在这种认识的延续下，两国人民的感情日益恶化，相关领域也非常具体。第四个特点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外交武器化趋势在韩国仍然有可能得到强力启动。最后，随着中美矛盾出现的“台湾海峡的稳定”问题也具有很大的挥发性。
如何为韩中关系正常化转变认识？事实上，除了互惠性、技术性以外，在国际协商中经常可以看到根据政治的便利而改变效用性的现象，但面对中国，韩国要制定并实施独立的对华战略绝非易事。现在两国关系需要更加成熟的、着眼于未来的新方法。在把经济交给市场的同时，比起谈论国际战略关系等巨大论题，更应该具体讨论构建两国关系的实质性信赖所需解决的问题。
正如两国政府所强调的，互为重要国家，现如今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需要正视两国的现象和现实，尽量减少韩中之间的摩擦和矛盾，着眼于实现相互利益最大化的实质性努力。随着时代的变化，外交领域也在多元化扩张。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主要外交力量是由“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决定的。因为，仅靠传统的“硬实力(Hard Power)”为中心的政治和经济外交，不再能使一国的外交能力最大化了。约瑟夫·奈(J.Nye)以文化、价值及制度、人力资源等为基础，定义了不是以“强制或补偿”，而是以“抓住人心”获得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软实力(Soft Power)。韩中两国的制度、价值虽然不同，但是通过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增进相互理解，确立友好情绪显然比什么都重要。两国政府要尽全力构建可防止非政治领域的政治化、消除不必要的误会、缝合信任裂痕与矛盾的相互沟通管理系统。
当然，两国还有必要更加谦逊。对于韩国来说，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中国也不必过分担忧韩国有意接近美国。因为韩国基本上没有与中国敌对的想法。只是因为朝鲜自称是核保有国，持续威胁韩国，不断进行导弹试验，并提高了核导弹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在安保方面不得不依赖韩国唯一的同盟国美国，这也是现实。而中国也应该成长为“世界中的中国”，如果继续向韩国强调本国立场，新的矛盾将不可避免。
韩国也不能把战略模糊性（strategic ambiguity）和战略灵活性（strategic flexibility）混为一谈，用没有原则的亲中、反中框架去裁决中国。韩国新任总统当选人很有可能摆脱现政府以朝鲜问题为基准判断国际关系的框架，重新设定韩中关系。并在强调自强不息的同时，相比于取舍或搭顺风车，而是会采取阐明原则，在实施时发挥根据个案灵活调整缓急的经济、军事“能力”的实用主义路线。
韩国是基本上不在露骨的反华战线上的世界第十大经济、文化强国。共享悠久的文化传统，尊重追求韩半岛和平的韩国，是两国未来30年发展的出发点。中国不应向韩国传达单方面的笼统的“担忧”，而应通过对中国强调的“建设性作用”采取实质性举措，积极行动构建相互信任。
李焱求：中韩建交30周年 两国经贸交流成果与挑战
两国建交的1992年与今天大不相同。当年虽然在冷战后的氛围中，但大国之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或摩擦。2016年7月韩国部署“萨德”（THAAD）后，原本密切的两国关系面临危机。此后，中国的制裁一直没有解除，两国关系持续走弱。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和力也在下降。再加上，随着美中摩擦的加剧，韩国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困境在于，我们不能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也不能从经济、外交和安全的角度放弃与中国的关系。
韩中建交30周年取得飞跃发展
韩国自1992年与中国建交30年来，两国作为邻邦，相互影响巨大。历经“友好伙伴”和“合作伙伴”，发展成为“全面合作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在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呈现量变和结构变化。两国建交30年来，双边贸易总额从1992年64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3,015亿美元，增长了47倍。2021年韩国对中国出口达到1,62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30年来增长60倍，中国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以及顺差对象国。韩国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对象国。
就两国的投资而言，2008年以来，中国为韩国的第二大投资对象国，截至2020年底，韩国对中国实际投资累计861.9亿美元，将近3万个大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98.5亿美元，中国为韩国的第6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最近10年来，年均投资额达到约14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而言，2020年，韩中两国人员往来132万人次，其中韩国去中国44.4万人次，中国来韩国91万人次。韩国在中国的留学生约6.7万名，中国在韩国的留学生约6万名，均居对方国家留学生人数最多。
然而，两国关系因部署萨德引发的所谓“限韩令”、美中冲突以及新冠疫情正走向低谷。虽然从疫情发生之后韩中贸易数据来看，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经贸合作在疫情期间发展稳定，并未受到太多波及，高端产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但在两国舆论环境当中，韩中民间的情感基础正在动摇。两国年轻一代之间的敌对情感因冬奥会被放大，两国社会在文化和历史上的认知差异也在冬奥会期间有所体现。尤其是美中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以后发生变化，两国在高端产业链的竞争加剧，已经不仅是停留在“关税纷争”、“贸易战”等经济层面。美中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张，夹在美中之间的韩国，其立场也更加受到“选边站”的压力。但鉴于美中冲突之下，韩国的反中情绪上升，中国作为其经济重要伙伴，要在这之间取得与现实平衡的方法，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战略模糊不再可行？
当前，在国际社会中重新定位，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的是全球化。追求务实而不是意识形态，对话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时代精神似乎已经过时了。韩国属于亚洲，将成为国际秩序重组的下一个战场。美国将加深对中国的遏制，并特别关注加强其亚洲网络以确保对中国的优势并使其供应链脱钩。2022年，中国主导的RCEP和反中团结的CPTPP将在亚洲两大自贸协定中加入一个陌生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创造异质区域秩序混杂的新环境。在这种形势下，联合民主盟友遏制中国的美国，将印太经济框架（IPEF）作为核心政策，着眼于与亚洲国家的团结，稳定供应链。作为回应，韩国有望参与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以此为契机，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确保实际利益，努力将美中冲突对韩国企业的潜在损害降至最低。随着经济与安全边界正在消失的环境变化，国内贸易治理也急需从目前的FTA谈判中心转向供应链重组、培育和保护核心技术与产业等。
“中国机会”还是“中国威胁”？
对高度依赖美中的韩国来说，中美摩擦既是机遇也是威胁。短期内，如果中国提高对外开放和透明度，采取以内需为核心的增长战略，可能会给韩国提供新的机遇。然而，在美国对中国施压的过程中，在价值链上的韩国企业在出口中国时会遇到困难。中长期来看，如果中国以技术自力更生来应对，导致进口替代，可能对韩国构成威胁。但是，如果中国以扩大与周边国家在新产业领域的合作作为回应，这对韩国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合作机会。韩国需要判断美中摩擦带来的威胁和机遇，并制定应对措施。
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有必要与中国在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并且，在各领域加强双边合作，促进高层交流与对话。有必要通过综合判断中国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市场的未来潜力以及合作的可能性来重新确立对中国的战略。因此，首先，需要根据国家利益优先和损害最小化、公平市场经济、尊重普世价值的原则，在中美摩擦悬而未决的问题上，逐案重新确立我们的立场。其次，在瞬息万变的中美关系中需要新的战略。尽管中美之间存在摩擦，但预计中国作为市场和美国作为安全联盟的重要性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方面，目前“以美谋安全，以中国谋经济”的格局仍将延续，但需视美中摩擦的悬而未决问题，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原则和应对策略。
金中燮：关于中韩历史文化认同与国民感情问题
在韩国总统选举之前的3月8日，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中韩关系要往前走，不能朝后退”的社评，内容讨论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提到：“近年来，中韩民间出现了诸如‘泡菜’‘韩服’等争论，事情不大，但两国舆论场都有一些过头话，甚至伤了感情，说实话真的不值得。它根源于中韩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在去情绪化之后，完全可以作为拉近两国民间心理距离的媒介。务实理性的态度以及更加开阔的心胸，是化解中韩民间纷争的关键。”
可知国民感情的问题，虽然不如外交安保以及经济贸易领域来得具体，而且不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但却对两国关系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因而媒体会特别加以提及。关于这个问题，韩国的一些智库研究机构也做了不少的调查研究。总体来说，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观感从21世纪以来，呈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当然错综复杂，例如经贸领域对中国依存程度的增加所带来的危机感、涉及半岛安全局势的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有关的因素。在此仅从文化身份认同层面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这个动力是理解现代世界的钥匙。美国学者福山借用这个理论，指出寻求相互平等的“承认”是近现代政治进化的根本动力。这种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形式。从欧洲的历史来看，在近代化的早期，“承认”或“平等”的主要敌人是神权或王权，启蒙运动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争取，抵抗专制王权。之后，则是对抗各种形式威权的民主化运动，其结果自由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落实。而韩国也被认为是成功民主化的国家。
但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并没有完全解决追求承认的问题。人们追求承认的激情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追求平等，另一个是追求卓越。追求平等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尊重的渴望，追求卓越则是想被承认为高人一等的欲望。可以说，西方民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基本的平等和尊重，这具体体现为自由且平等的投票、参政权等等。
在美国或其他有较久移民历史、文化较多元的国家，这种“他者”存在于国内，因此成为国内的政治问题，而韩国其实接受外国人的历史相当短暂，大概要到20世纪快结束的1990年代才开始有较多的外国人前来韩国。在韩国社会接纳外国人的过程中，这些外国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他者”，成为排斥的对象。而在外国人中，中国人又占多数，因此民间出现“反中”情绪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必然。所以当我们观察所谓韩国“反中”问题时，可能要注意到，有些问题其实是根源于人类天生的排斥他者的情绪，而中国成为对象，只是因为“刚好遇到的是中国”。几年前韩国社会曾经因为是否接受也门难民闹得沸沸扬扬，前不久也有社区居民阻止穆斯林建清真寺的事件，可见韩国民间对“他者”的出现还是相当敏感的。
今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也出现争议，媒体说“大大助长了韩国的反华情绪”。但不健忘的人应该还记得20年前，同样也是某次冬奥，同样是短道速滑，一个韩国选手被判妨碍美国选手而丧失金牌，韩国媒体与民众也是疯狂攻击美国，也造成两国政府的关切。体育赛事的原本目的或许是健身及交流，但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一种“认同斗争”的手段，因此只要在竞赛出现争议，马上就会被渲染夸大，不管对方是谁。因此媒体或网民对体育赛事的反应，或许也只是因为“刚好遇到的是中国队”。
观察近年来影响韩中两国国民感情的事件，如果排除贸易纠纷或部署萨德等经济外交议题，以及一些对所有外国都适用的问题，那么剩下的大概大部分都与文化身份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追求承认问题有关。
个人固然有寻求承认的欲望，由个人组成的国家蜕变成为有机的、具有人格的主体之后，也同样追求承认。韩国政府过去积极努力发展经济，已经相当程度达到了追求平等承认的目标。以此为基础，韩国政府在文化领域也开始积极宣传，除了大力推广影视产业外，也把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作为象征韩国的符号向世界宣传，并且将其与国民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其结果，这些符号成为韩国人追求卓越满足感的手段。而当这些象征符号遭到侵犯，一些人就会感到无法承受。这就好比将自己的好东西拿来宣传，是追求承认的一种方式，但如果有人说“那个其实是我的”，我就会不高兴。
“追求承认”是深深植根于人性的一种本能欲望，孔子说的“人不知而不愠”，其实就是要人们克服这种欲望。但这是君子的境界，一般人恐怕很难做到，因此也就很难避免所谓“身份政治”的现象。
在这次韩国选举中，民粹主义身份政治的色彩并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明显，不过尹锡悦的政见包含较多反移民（调整外国劳工的医疗保险费用）、反女性（废止女性家族部）的要素，在这种政府氛围之下，人们在面对与中国的关系时，也可能会较趋保守。
如前所述，比起其他发达国家，韩国的外国移民比例其实不高，因此也不至于像其他国家那样成为主要政治议题，但在日常见到的外国人当中（除常住人口外还包括短期游客）中国人所占的比重却相当高，因此很容易就成为国民眼中的“他者”。我们一般在谈韩中关系时，都会强调建交以来经济贸易以及人员交流的增长速度是人类有史以来进展最快速的双边关系，但却没有想到，这也同时带来双方快速膨胀成为“他者”的副作用。
以旅游产业为例，中国游客成为韩国旅游业的最重要顾客，带来巨大商机，但不出一两年，中国游客却带来重创中国形象的反效果，这可能是双方政府都始料未及的，这对韩国民众对中国印象的影响甚至可能大过萨德或贸易纠纷等一般以为的因素。而这现象不是仅仅局限在韩国，可以说是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因此许多国家也都出现反中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树大招风而成为众矢之的，反中情绪其实并不是韩国特有的现象。其实中国政府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这却恐怕不是政府短期能够解决的。
而在韩国，前面提到的追求文化身份认同的因素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加强化，刺激国民情绪的事件，恐怕还是会继续出现，因此更加须要人们以“务实理性的态度以及更加开阔的心胸”去面对。
根据韩国出版文化协会公布的统计资料，2019年在韩国翻译出版的外国图书中，文学类日本（1035）排第一，美国（542）第二；漫画类也是日本（2906）第一，美国（111）第二。可以看到日本遥遥领先于美国。文学是心灵感情沟通的桥梁，漫画则是影响着青少年读者的精神世界；而众所周知，这段期间因为慰安妇协议问题以及二战期间强制征用赔偿的问题，韩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低谷，政府交流几乎中断，民间也出现拒买日货等运动，反日情绪似乎高涨，但同时在另一个民间领域，文化出版的交流仍然很热络。
我们有理由怀疑，媒体所展现的反日情绪或者到处树立的慰安妇少女像可能只是一个假象，一般民众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反日。同样的，在观察韩中国民感情问题时，除了媒体报道、网络言论之外，可能还要注意一些不太显露的地方，才不至于以偏概全。另外，刚才提到的数据中，中国的文学类是189种，漫画类则是挂零，显示韩国与中国在文学领域的交流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待两国人士继续共同努力。
李奎泰：影响未来韩中关系的核心因素 中韩关系上一台阶所面临的新议题
韩国和中国关系，自1992年建交以来，发展之快,可以说两国对外国家关系当中难以找到其他例子，包括经济贸易、投资、社会交流、留学生交流等等，曾在2014年建交22周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双边关系在两国对外关系当中“六个第一”成绩单。
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规模发展，韩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上所处的地位和双边关系的规模相对渐渐缩小，相反中国在韩国的对外关系或双边关系上仍然是最大最多的数据没有变化，尤其在经济、社会交流方面如此。于是，如今包括政治外交安全和经济力量等的综合国力，中国大于韩国的格局非常明显，两国关系，在综合国家实力或其他力量对比来看是所谓的“非对称权力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两国建交以来大概在前二十年，在双边关系发展当中，虽然有时出现过明的或暗的一些矛盾或摩擦，但双方重视新功能主义的路径，如以经济和社会交流发展而追求更上一层的伙伴关系，那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恶化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尤其在经济和社会交流方面持续保持发展势头没有减，而且带来以“中国热”（汉流）和“韩流”来统称的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的局面。当时在两国言论媒体或政治领导到政府官员，或专家或企业者，对于两国关系都说好，出现了友好感情的说法。
但是，大概最近的后十年多，随着两国关系越深入越扩大发展，在建交以后关系好的时候，并没有突出的或潜在的矛盾渐渐变为现实问题，各种摩擦和争议在媒体上越容易发酵可见。其中，最严重的摩擦，也就是2016-2017年间韩国为防卫朝鲜核导弹而设置美国支援的萨德反飞弹系统（THAAD）而引起的矛盾，形成了中国对韩国“经济报复”或“限韩令”的非常严重的后果。此后，“韩流”和“汉流”来表现的友好言论，变成为“反中”和“嫌韩”等互责言辞来代替。双方在1992年建交当初友好之心为主的想法，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有很大的改变。
现任文在寅政府，刚好2017年萨德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执政，文在寅总统为了稳定韩中两国关系以及改善对朝鲜关系，两国关系认定为“非对称权力关系”为前提之下，政治外交安全关系上，试图“友好”和“模糊”政策，访问中国约定“三不”来封顶“萨德问题”。韩国政府在中美矛盾升温之际，强调“经中安美”战略，以努力避险“站边困境”，希望保持韩中韩美关系稳定，虽然在中国一些专家赞扬那种中美之间兼顾的“韩国模式”，结果反而导致了韩中关系或韩美关系都不太“圆满”的情景。
影响未来两国关系的核心因素：“战略合作”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影响未来韩中关系的因素很多，存在于政治外交安全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同领域，有明示的，也有潜在的，而且有对内有关的国内因素也有国外有关的国际因素等。其中可说的核心因素，也就目前为止，三十年仍然无法突破的，应该是属于政治外交安全领域的因素,也就在“战略合作”上面。
过去三十年在韩中关系迅速发展期间，刚好属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范式，主要是搁置冷战时代重视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回避冷战思维而看重非政治因素如经济交流或社会文化交流等，这是强调由非政治领域交流来发展政治整合的“新功能主义”整合理论强调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的范式。当时，对于双边关系发展，大家谈了贸易，投资，旅游观光和社会交流和留学生等等，结果，双方关系成功实现了正如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时候在中国媒体上出现的“六个第一”的关系的成就。韩国和中国两国政府、政治领导和专家都期望以非政治交流如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来进一步发展政治关系。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正如“新功能主义”范式所说，韩国和中国以超速度从“睦邻合作关系”发展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框架，也算是以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溢出效果”的成型。
但是，随后的关系发展当中，对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韩国所设想的范畴出现了一些不同，虽然两国政府和领导有机会坦诚表达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原则和方向，但因种种原因，实际上难以落实的领域也不少，尤其在讨论朝核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其核心原因，在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的“战略”两个字的含义上。“战略”，简单讲应该属于政治外交安全的范畴为主的议题，这里可以包含如朝鲜核问题和南北朝鲜关系，又如韩美或中美关系等国际双边和多边关系上最敏感的军事安全问题。所以，韩国方面非常重视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议题，希望平衡中美之间的“选边站”，期望在中国的合作之下解决朝核问题和改善南北朝鲜关系等。但是中国方面则有所不同。
这样双方在“战略合作”或“合作伙伴”的范畴和重视的认知和落实方面，有可能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双方原则性的议题之外，更无法讨论“战略”的敏感核心议题，尤其如韩国期待的朝鲜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产生怀疑对方政治信赖的负面效果，两国之间出现小小争议问题，容易点燃如“反中”和“嫌韩”类的情绪冲突。如此看来，也就在建交以来韩国和中国的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交流成就，没有生产出其所期待的政治外交安全方面的“溢出效果”，两国到目前为止，无法在政治安全议题上完成磨合，反而，时而出现两国之间的“反溢出效果”的各种争议，如“反中”和“嫌韩”现象反倒越严重，这样新功能主义的整合理论所设计的愿景，起码从韩国方面来看，韩中关系上没有达到目标。反而突出了两国之间大国和中间强国之间的“权力非对称关系”的一些基本属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