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胡继平谈中日关系前景
中评社香港6月23日电（记者 郭至君）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两国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却在近些年来遇到了很多越来越突出的负面因素，包括美日同盟的加强，日本越发高调介入台湾问题以及中日在东海的纠纷等等。我们知道，无论是中文还是日语中都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表述，中国和日本是天然地缘上的搬不走的邻居，但随着误解与摩擦激化，两国之间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变化中的彼此？在危险可能发生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的选择？日前，中评社记者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日本问题专家胡继平，他表示，中日关系经历了五十年风雨阴晴，现在遇到的挑战可能是五十年来最严峻的，两国关系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中日关系好不好、稳定不稳定，对亚洲的和平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两国必须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彼此关系，期望邦交正常化五十年后的中日关系比以前发展的更好、更成熟。
胡继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9年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赴日本法政大学任特聘研究员。2005年，赴日本朝日新闻社任客座研究员。历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东北亚安全等领域的研究。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日前，拜登在日本提及如果台海有战，美国会协防台湾。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在越来越积极试图借助台湾问题及涉台地缘政治扩大日本对外利益主张及话语权，就您分析，这是否意味着东京的对台战略构想已发生变化？
胡继平：我个人观察它是在发生变化。2021年3月日美“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写入“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再把“台海和平稳定”纳入。日美在首脑会谈正式档中提到“台海稳定”，这是1969年以来所没有的，而我们知道1969年时中日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巨大的倒退。
日本这种立场倒退从去年以来步子明显加快。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在任时居然主张日本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安倍晋三在下台后公然煽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今年4月份又公开鼓动美国放弃“模糊战略”、明确承诺武力保卫台湾。对于近期拜登访问日本时关于“防卫台湾”的“失言”，尽管美国官方已经澄清其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但还是让一些日本政客感到兴奋，其中包括安倍、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等人,他们称拜登是有意“失言”。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在该党的会议上称赞拜登发言是“非常好、最好的‘失言’”，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日本政治家是在试图造成美国改变战略的印象。
日本表面上是不希望两岸发生武力冲突，日美在联合声明里还提到鼓励两岸“和平解决”议题。但这种立场倒退反而会事实上鼓励“台独”、增加两岸冲突的风险，与“和平解决”背道而驰。日本右翼想千方百计把美国拉进来共同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的意图明显。这些人实际是在玩火，因为无论是美国明确“武力护台”也好，日美“共同防卫台湾”也好，都意味着日本可能卷入战争。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日本强化介入台海问题的主要动因有哪些？中国应如何应对？
胡继平：日本的目标是牵制、遏制中国的崛起。它试图以两个问题为抓手，让日美同盟绑得更紧，不让美国离开东亚地区。一是钓鱼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近两三年来，日美包括首脑会谈在内的几乎所有高层会谈，不管是面对面，还是视频会议、电话交谈，都要把“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作为重要内容强调，甚至放在首位。这是很异常的，因为我们知道，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不是近年才有的，日方加强了在钓鱼岛的存在，中方也在宣示主权，但双方都在避免发生冲突，东海形势本身没有那么紧张，更没有剑拔弩张。日本如此反覆强调，目的是一方面拉紧日美同盟，另一方面离间中美关系，因为这样必然会激化中美矛盾。在这里，钓鱼岛已经成为日本的一个战略工具。第二个抓手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日本的政策是明确阻止中国大陆采取行动。这表面上只是不希望出现两岸军事冲突，但实际上在吓阻中国大陆采取行动的同时，为“台独”壮胆，从而使和平统一更难实现。所以它不仅是在吓阻“武统”，也在破坏和平统一，也许这才是其真实目的。安倍等人期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清晰”，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中美“摊牌”、在战略上走向彻底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排除外国干预，中国追求的和平统一就很难实现。因此，个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加坚定和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具体有两点。一是表明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并且为此会尽最大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什么方式统一要得到别国的同意。二是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希望以和平方式统一、不愿看到两岸冲突当然可以，但这不意味着它有权决定中国怎么统一。中国应该把这些立场更明确地告诉国际社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日本积极介入俄乌冲突，紧随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有其怎样的考虑？
胡继平：我认为，日本对这次俄乌冲突的反应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对俄关系。日本和俄罗斯可以说是“世仇”。从近代开始，俄罗斯就是日本在亚洲扩张争霸的最大对手，这也是1904年日本挑战日俄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与俄罗斯争夺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权益。二战期间，两国1941年签署《日苏中立条约》，有效期5年。后来苏联认为日本援助德国对苏战争已经违反条约，1945年8月宣布中止条约并进攻侵华日军。但日本认为是苏联违反条约、背信弃义，因而迄今一直怀有怨恨。战后，日本想解决与苏联、俄罗斯之间的南千岛群岛即“北方领土”问题，但始终没有取得进展。安倍担任首相期间跟普京会晤27次，是他见面最多的外国首脑，但领土问题仍没有突破，日俄关系也无法根本改善。这次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受到美欧制裁、孤立，日本趁机加入美欧阵营谴责、制裁俄罗斯。这是日本对俄外交的一次大调整，由此造成的日俄关系倒退，恐怕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
二是从对华角度看，是日本构筑对华战略包围的一次最新努力。俄乌冲突以来，日本趁机再次炒作中国威胁，渲染“像俄罗斯那样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危险在东亚同样存在”，把中国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加以抹黑攻击。今年日本将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全档，为此执政的自民党4月给政府提出建议，其中把中国明确定位为“重大安全威胁”，并表示日本在俄乌问题上坚决和北约国家站在一起、采取同样措施，目的就是换取北约国家将来介入亚洲安全。也就是说，日本是把这次冲突作为构筑对华战略包围的一次机会来利用的。
第三是国际秩序的角度。目前的国际秩序是由二战的战胜国主导建立的，日本认为这个秩序对它不公平。日本一方面想通过安理会改革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大自身权力；另一方面在悄然推动以价值观划线形成新的国际秩序。日本外交上提出的“自由繁荣之弧”、“民主安全菱形”、“价值观外交”、“自由开放的印太”等，都是以价值观作为抓手在外交上重新划线，以此作为甩掉战败国历史包袱、在国际上孤立中俄等国的外交手段。日本此次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也明显体现了这种动机。
中评社记者：那么就您分析，将来有可能产生亚洲版的北约吗？
胡继平：我觉得亚洲版北约虽然不能排除，但是可能性不大。首先，现在的北约不可能把成员国扩大到亚洲，这不是北约的目标。同时，加入北约有严格条件，很多亚洲国家不符合，其中与别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是无法加入的。但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北约及其成员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是可能的，日本已经在这么做。
另外，亚洲国家自己搞亚洲版北约的可能性也不大。美国已经在这里有不少盟国和安全合作伙伴，同时亚洲在安全上面临的问题和北约不一样，所以要搞成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组织很困难。目前日本做的是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加强合作，构成对中国的威慑和压力，但这几个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要求也不一致，加入有军事义务的条约比较难。
中评社记者：本次美日联合声明中重申了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伞是依然有效的，拜登也继续强调要强化延伸威慑，您是否会担心这样下去，东亚地区会出现核武威慑竞争？中国应该如何去应对？
胡继平：所谓延伸威慑就是美国把核力量在内的军事威慑扩大到其他国家，也就是为它的盟国提供保护。延伸威慑不是一个新东西，只不过这次拜登访问韩国、日本时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目的是给盟国以心理安慰。日本近年对中国威胁说的越来越多，俄乌冲突后安倍等政治家再次提出要讨论核共享问题，这是拜登重申延伸威慑的主要背景。
日本政治家所说的核共享，就是希望美国把战术核武器部署在日本，由两国“共享”，目的是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弥补日本没有核武器的不足或心理缺憾。但核共享本身也是双刃剑，它表面上会让日本在安全上更加“放心”，同时它本身就是同盟国不信任的产物。美国在欧洲5个国家以核共享方式部署了战术核武器，背景就是为了消除这些国家对美国关键时刻会不会提供核保护的担忧。所以日本有专家指出，核共享会给日美同盟本身带来损害。另外，从美国角度看，我认为目前它在亚洲部署陆基核武器的必要性并不大。美国在90年代初从亚洲撤出了陆基核武器，现在重新部署等于是倒退。而且，美国由舰艇发射的海基核武器可以随时随地使用，且更不容易受到攻击，没有必要再把核武器部署到日本或者韩国。再者，在日本部署会面对日本民众、特别是部署地民众的强烈反对，政治代价巨大。近期岸田首相在国会答辩时也表示，核共享并不现实。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本次美日峰会针对中国的色彩愈加浓厚，您如何评价这次拜登的亚洲之行？您认为他在向中国释放什么信号？
胡继平：这次拜登访问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日本和韩国，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召开了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峰会，就是要表明，不管是安全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美国仍然要做这个地区的领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同时，美国在这个地区倡导建立的并不是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而是建立在美国战略意图和利益基础上的小圈子，针对中国的色彩非常明显。
胡继平：会有负面的影响，但影响有多大还需要观察。IPEF的概念现在还不是很清晰，带来的利益不确定，所以启动后应该还会面临很大的阻力。日本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各处游说，希望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加入，但这些国家并不是都很积极。这些国家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降低关税等扩大产品市场，获取更多经济增长的机会和动力，但是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涉及关税和市场开放，所以对这些国家吸引力不大。另外，中国是其中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些国家担心IPEF会影响它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拖累本国经济发展。对于日本以外的很多国家来说，IPEF能带来的利益不是很明确，同时又担忧有负面影响，所以可能还要观察。
RCEP是一个涵盖整个东亚的普惠性经济合作框架，促进的是地区内自由贸易，对各成员国都有利。但IPEF是一个封闭、排它性的框架，主要体现的是现今美国的利益，它很有可能对RCEP框架内的地区自由贸易带来政治性干扰。
中评社记者：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美国已经对CPTPP没什么兴趣了？
胡继平：应该是这样的。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时说服日本加入TPP。日本当时认为TPP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合作框架，所以非常积极地加入，并寄予很大期待，但没想到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马上宣布退出，这让日本很受打击。日本后来牵头搞CPTPP有两个目的，一是不想让这个框架就此死掉，二是把这个框架支撑下去，期待美国有朝一日再回来。这几年日本说服美国回到CPTPP的努力从来没有断过，包括这次拜登访日时岸田也当面提过，但是美方都一直没有回应。美国因为国内反对声音大，特别是在国会难以通过，所以重新加入CPTPP的可能性很小。
中评社记者：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日本越发“倒向美国”，您认为，这背后有日本自身什么样的考虑？中日关系会因此受到何种影响？
胡继平：当然会受到负面影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背景是当时两国都面对苏联的安全威胁，因为中苏不和使中国面临巨大安全压力，日本也处在美苏对峙的亚洲前沿。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契机是中美关系因尼克松访华而发生转折，为中日关系打破僵局提供了条件。但现在中日关系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在冷战后越来越把中国视为最大安全威胁，同时美国近来把中国定位成为“唯一的竞争对手”。用日本的话说就是国际秩序进入了中美大国竞争的新时代，而日本正处于中美对抗的“最前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日美连手对华的过程中并不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追随美国，而是积极拉美国关注亚洲、遏制中国。从战略层面来看，这种局面严重破坏中日之间的战略信任，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中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过去有个说法是“政冷经热”，但实际上，经济关系在中日之间从来不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便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经济也只能算是动力之一，并非首要动力。现在中日贸易每年大约3500亿美元，意味着双方每天就有差不多10亿美元的交易，可以说合作规模很大，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长期占到20%以上，中国连续15年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我们看到现在两国的政治关系、战略信任非常不理想，这说明中日关系中经济作为压舱石的作用仍然有限，未来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胡继平：当然有影响力。首先，安倍目前是自民党最大派系的领袖，发言权比较大。第二，安倍在过去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对人事安排、确定议员选举候选人等有决定权，所以在自民党内积累了很多人脉。他过去给了别人支持，下台后要“回收人情”，所以说话有较大影响力。比如去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过程中，安倍就是通过这些资源为其亲信高市早苗拉票，在高市第一轮选举出局后，又转而支持岸田。第三，目前日本整个政治环境保守化、民族主义快速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代表了自民党内外不少保守势力的主张，影响政策的能量比较大。安倍现在也非常愿意积极发声，给现任首相“下指导棋”。实际上在日本政治中，像安倍这样，前首相对外交、内政不断发表看法影响决策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这与政治环境及安倍个人特点有关。他这种影响以后还会存在。
当然，安倍和岸田的政策主张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内政方面，安倍明确批评岸田提出的“新资本主义”，认为日本经济只能把增长放在首位，必须按“安倍经济学”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否则重视分配只能把经济搞砸。外交方面他们的观点有区别，但并不明显，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看法趋同，包括对修宪的积极态度。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岸田内阁修宪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胡继平：首先要看今年日本夏天的参议院选举后，支持修宪的政党席位总数够不够。修宪要在参议院、众议院都获得2/3以上的同意才可以发起，所以参议院选举是一个看点。其次，在民众层面，虽说总体赞成修宪的人现在有小幅上升，但还不能确定修宪公投能得到过半支持。修宪在政治上有不小的风险。如果执政党拿出的修宪方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但公投通不过，那么首相必须下台负责，同时它还会对今后的修宪带来消极影响，所以执政党没有一定把握是不敢拿出来的。
第二，日本的修宪不是对总体方案投票，而是逐条投票，也就是说有人总体或原则上赞成修宪，但不见得赞成其中某一条的修改。例如，假设现在有50%的民众表示赞同修宪，也不见得这些人都同意修改关键的宪法第九条，这是两码事情。因此，自民党目前的重点是做老百姓和舆论的工作，进一步扩大支持面。今年俄乌冲突以来，日本政府借机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说日本安全环境“空前恶化”等，除了为其调整安全政策制造氛围外，煽动百姓的不安情绪、推动修宪也是目的之一。
胡继平：我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是媒体和舆论宣传。由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已经连续做了17年，有一定权威性。我们看舆论调查的结果就会发现，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持“不好印象”的比例，日本民众要远远高于中国民众。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中方对日本印象不好的比例会随着两国关系好坏而出现波动，但日方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比例几乎是只升不降，近10年一直在84%以上高位徘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同时调查资料清楚表明，双方民众对中日关系有关信息的获取主要来自媒体。同时，日本很多人认为本国媒体对中日关系的报导是不客观的，认为“客观公正”的祗有10.7%。同时，日本人认为本国媒体对改善两国关系有贡献的祗有19.6%，甚至12.5%的人认为起的是反作用。我认为，客观来说，中国的媒体在中日关系方面起到正面作用比较多，但日本媒体发挥的负面作用不小。
这其中部分原因来自日本媒体的商业化属性。媒体需要用卖点、新闻热点吸引眼球，所以日本媒体常常喜欢报导中国负面的部分，因为更容易受人关注。当然其背后是读者也就是日本民众的心理偏好。日本过去近百年是俯视中国的，但随着中国的发展，日本民众心理越来越不平衡，很多人更希望看到、听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从而达到一种自我心理安慰，媒体有失平衡的报导正是对读者这种心理的迎合。关于这点，日本专家也有过解读。另外，近年来中国旅行的日本人越来越少，疫情发生后更少，民众获取关于中国、中日关系的信息只能更多依靠媒体报导和政治家言论。当然除了商业化的原因外，政治对报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日本官方也明白媒体报导的失真，但总是称日本新闻报导自由、政府无法干预。但我认为政治对媒体的影响实际是存在的，媒体报导真实的中国往往会受到压力。特别是近年来日本的言论空间明显变小，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要想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做很多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改进中国对外宣传报导的方式、方法，加强公共外交，比如增加和外国青少年、学生、各类团体、地方政府的交流，让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更多外国人瞭解真实的中国。说到底，在媒体负面影响的大背景下，祗有增加人的交流，长年累月坚持做，才会有效果。
胡继平：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分别是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可以说，中日关系好不好、稳定不稳定，对亚洲的和平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两国必须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彼此关系。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中日关系未来向好的方向发展，期望邦交正常化五十年后的中日关系比以前发展的更好、更成熟。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日关系经历了五十年风雨阴晴，现在遇到的挑战可能是五十年来最严峻的，两国关系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双方能不能从战略高度正确把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至关重要。中日关系由于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双方祗有在战略上握准航向，找到更多共同利益，有了强劲的前进动力，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负面因素的干扰，实现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否则中日关系就很可能出现大的倒退，甚至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今年是邦交正常化五十年，也是中日双方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机会。
本专访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系列深度专访，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香港6月23日电（记者 郭至君）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两国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却在近些年来遇到了很多越来越突出的负面因素，包括美日同盟的加强，日本越发高调介入台湾问题以及中日在东海的纠纷等等。我们知道，无论是中文还是日语中都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表述，中国和日本是天然地缘上的搬不走的邻居，但随着误解与摩擦激化，两国之间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变化中的彼此？在危险可能发生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的选择？日前，中评社记者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日本问题专家胡继平，他表示，中日关系经历了五十年风雨阴晴，现在遇到的挑战可能是五十年来最严峻的，两国关系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中日关系好不好、稳定不稳定，对亚洲的和平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两国必须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彼此关系，期望邦交正常化五十年后的中日关系比以前发展的更好、更成熟。
胡继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9年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赴日本法政大学任特聘研究员。2005年，赴日本朝日新闻社任客座研究员。历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东北亚安全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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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记者：日前，拜登在日本提及如果台海有战，美国会协防台湾。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在越来越积极试图借助台湾问题及涉台地缘政治扩大日本对外利益主张及话语权，就您分析，这是否意味着东京的对台战略构想已发生变化？
胡继平：我个人观察它是在发生变化。2021年3月日美“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写入“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再把“台海和平稳定”纳入。日美在首脑会谈正式档中提到“台海稳定”，这是1969年以来所没有的，而我们知道1969年时中日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巨大的倒退。
日本这种立场倒退从去年以来步子明显加快。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在任时居然主张日本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安倍晋三在下台后公然煽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今年4月份又公开鼓动美国放弃“模糊战略”、明确承诺武力保卫台湾。对于近期拜登访问日本时关于“防卫台湾”的“失言”，尽管美国官方已经澄清其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但还是让一些日本政客感到兴奋，其中包括安倍、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等人,他们称拜登是有意“失言”。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在该党的会议上称赞拜登发言是“非常好、最好的‘失言’”，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日本政治家是在试图造成美国改变战略的印象。
日本表面上是不希望两岸发生武力冲突，日美在联合声明里还提到鼓励两岸“和平解决”议题。但这种立场倒退反而会事实上鼓励“台独”、增加两岸冲突的风险，与“和平解决”背道而驰。日本右翼想千方百计把美国拉进来共同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的意图明显。这些人实际是在玩火，因为无论是美国明确“武力护台”也好，日美“共同防卫台湾”也好，都意味着日本可能卷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