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绝望的政治》｜魏玛共和国的盛世危言

　　中评社北京12月8日电／据澎湃新闻报导，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文化绝望的政治》一书中将纳粹主义的兴起视为德国文化传统和时代氛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而非“偶然事件”（operational　accident）。该书原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后于1961年出版成书），论文导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文化史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受巴尔赞“三人传记式”历史研究法启迪，斯特恩选择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早期德国三位文化批评家——保罗·德·拉加德，尤利乌斯·朗本和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作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德国知识界普遍弥漫的对现代世界的厌恶（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厌恶），以及由于西方文明（Zivilisation）侵蚀导致传统文化（Kultur）丧失而感受到的绝望——即“文化绝望”。由此，斯特恩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定义为“文化绝望的政治”，认为其代表人物试图“摧毁遭人唾弃的当下，以便在想象的未来中重塑理想化的过去”，纯属病态的乌托邦冲动。在本书“前言”部分，斯特恩坦言他进行的是“文化批评的病理学研究”，暗示上述三位末日先知是其所处时代疾病之表征，同时亦是将德国导向纳粹主义的病理性动因。

　　保守主义革命是斯特恩对三位代表人物乌托邦式战略的统称——他们的保守主义并非捍卫现存状态，而是捍卫理想化的过去，捍卫现代世界之前的德国“古老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德国人民在强大的领袖——如腓特烈大帝或“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之下，以宗教相联，以血缘互系，同仇敌忾，在欧洲雄霸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位代表人物致力打造的其实是“怀旧的乌托邦”——自查理大帝以来，“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独享千年荣光——与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的涣散无力恰成鲜明对比。而他们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便是以先知身份唤醒民众，踔厉奋发，戮力实现日耳曼民族的复兴。

　　书中讨论的首位批评家拉加德（Paul　de　Lagarde，　1827－1891）是一位杰出的语文学家和《圣经》学者，主攻《七十士译本》，精通多种语言。他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却常因自己的拖延症导致无法完成学术项目而迁怒于同僚。他曾一度被“下放”到柏林一所文理中学任教，在那里，他习惯性绕开学校向市教育局甚至教育部提意见，后来又鼓动家长状告学校当局，结果被赶至更为偏远的职业学校。他因此越发怨天尤人——贬称大学教授为“知识庸人”“国之大患”，痛斥他们对德国青年的教育无异于“屠戮生灵”，并据此断言德国一半以上的大学都该关门——颇具“反社会”色彩。照斯特恩的看法，拉加德自命清高，不肯随俗，以致事业蹉跎，郁郁寡欢——这似乎也是书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共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