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一国两制实践经验与教训
中评社香港7月11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日前在香港中评社会议室及腾讯会议召开座谈会，邀请中银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王春新、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所长李风、《思考香港》执行总编辑李剑诸、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伟星、香港《超讯》总编辑纪硕鸣、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郭一鸣、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刘澜昌、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罗祥喜、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王平与会。座谈会由中评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郭伟峰主持。与会者都是对香港与内地皆具深刻瞭解的资深媒体人及专家，他们围绕香港回归二十五年“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经验与相关教训，各自给出了精辟的分析。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以《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伟峰：开场白
今年是“一国两制”特别重要的年份，第一是“一国两制”提出40周年。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第二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25周年，“一国两制”从构想成为现实。第三是中共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国两制”治理新篇章，至今刚好是10周年。如今，40年过去，“一国两制”作为基本国策，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并完善发展，成为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
我曾在2000年3月号《中国评论》月刊发表文章《中国大陆能放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吗？》，论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四大关系：第一，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没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就没有成功的改革开放；第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创立中国的开放形象，赢得世界的更大支持；第三，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关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制止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发生，丰富发展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第四，与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如果中途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成为空想。
时隔22年之后，我发现，当年的观点是有相当准确度的。上述四大关系没有变弱或消失，祗有更加突出、更加强壮、更加紧密，可以得出结论：“一国两制”成为了国家发展的助力、国家繁荣的动力、国家强大的鼎力。中共十八大之后，在习近平思想指导下，“一国两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必然有力促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都知道，“一国两制”最先在香港进行具体的实践，成果如何？发展前景又如何？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在会见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时候，作出了重要的三大论断：第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第二，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第三，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
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论断，我们在座的专家学者必然有高度的认同。我们都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历史见证者，更是实践参与者和思想贡献者。为今后“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为香港由治及兴的发展、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最终构建成功献计献策，是我们这一代扎根香港的新闻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必须自觉承担的时代责任。
王春新：高质发展强根基 以民为本开新局
香港回归25年来，“一国两制”非常成功，为和平解决主权争端提供了国际范例。经济层面也上了一个台阶，期间实质GDP 翻了一番，人均GDP由2.5万美元增加到约5万美元；金融业在国家支持下更是精彩纷呈，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评比中稳居第三位。安全层面虽一度矛盾激化，但在中央掷出《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两大杀手锏之后，出现了由治及兴之曙光。
然而，面对百年变局和内部问题，振兴香港絶非易事，相对衰落仍是主要风险。当前香港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发展缓慢。过去五年，中国内地年均GDP增速高达6%，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也分别达到2.0%、2.1%和3.8%，香港却只增长0.85%；联合国2022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香港只得第81位，而台湾和新加坡则分别排在第26、27位。未来如何摆脱经济社会趋于停滞之困境，不断提升经济竞争力，化解社会深层次矛盾，是香港首先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当前香港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外部风险。国家迅速崛起及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引起美西方的恐惧和反扑，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不断打压香港。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全球格局造成巨大冲击，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加速崩坍，贸易金融去全球化加快，未来世界将出现多个不同阵营，香港如何保持作为东西方桥梁角色将面对巨大挑战。只有勇于直面挑战，大刀阔斧推动经济、社会和管治变革，同时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进一步强化东亚区域合作，为香港寻找更大发展空间，“东方之珠”才能再放异彩。
提升香港的一个方向是高质发展。这也是未来香港发展的核心主题。目前香港人均GDP近5万美元，早已是高收入经济体，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和人均收入水准，就必须走高质发展之路。要实现高质发展，最重要的是推动科技创新，打造国际科创中心，大力发展包括高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创新型经济；另一个重点是提升金融，扩大金融服务边界和功能，发展香港为比肩伦敦和纽约的全球金融中心。与此同时，高质发展还必须是经济、社会与环境平衡发展、内需和外需共同拉动、内资和外资同时发力的全面及包容的发展形态。
提升香港的第一项行动是制定规划
编制与国家五年规划相衔接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是新形势下香港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保持长期繁荣和稳定的关键一环，不仅十分必要，且是势在必行。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发展定位。以全面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契机，以香港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以全面推行改革创新为动力，争取在20年时间内，把香港打造成为可比肩纽约和伦敦的全球都会，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科创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即“一都四中心”)，为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提供战略支撑；人均GDP提高到10万美元或以上，进入全球各大都会的前列；社会深层次矛盾得到有效化解，幸福指数大幅度提升，香港长期稳定等得以实现。
规划时间表和路线图可参照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香港中长期发展规划(2022-2035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到2027年，提出具体的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和政策措施；第二阶段到2035年，以发展目标和前景展望为主。这两个阶段要有效衔接，目标要明确，操作性要强。
提升香港的第二项行动是激励创新
首先是设立大湾区高品质发展试验区。按照“北创科、中金融、南商贸”的城市发展新布局，吸收美国硅谷、台湾新竹工业园和新加坡科技园的成功经验，把香港整个北部都会区重新规划，转型提升为大湾区高品质发展试验区，以此作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一大亮点和重要抓手。
第三是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创新环境与营商环境有很大不同。营商环境主要针对贸易和投资，注重安全、方便和效益，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创新环境主要针对创新经济，重在激励创新及推动成果应用，是创科产业发展的主要条件。具体包括如下八项行动：(1)提升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企业家精神；(2)采取正确有效的创新模式；(3)强化政府政策的引导推动；(4)加强科技与产业的密切对接；(5)进一步推进创新科技与创新金融的深度融合；(6)不拘一格广纳创新人才；(7)严格控制创新成本；(8)加强智慧财产权保护。最后是深化创科产业的区域合作，尤其是与大湾区加强合作，利用大湾区高超的科技运用研究和产业化水准去补香港的短板，全力协助香港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若能获得成功，大湾区就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赶上或超越美国硅谷。
提升香港的第三项行动是提升金融
当前香港金融中心与纽约和伦敦相比仍有差距，但差距可以缩小，提升目标也十分明确，那就是打造可比肩纽约和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历史地看，全球金融中心总是伴随经济重心而来。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是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的结果。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东亚经济一飞冲天，到2021年占全球GDP比重已达到三分之一，预计20年后将升至五成，正式开启“东亚半球”新时代，其所释放出来的对金融服务的庞大需求，都预示着区内金融中心将获得巨大发展，最终将形成以两大全球金融中心为主导、其他多个区域金融中心和专业金融中心相配合的新金融布局。
在东亚诸城市中，香港和上海最有机会成就全球金融中心。建议把香港打造全球金融中心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国家对外金融活动和金融开放试验尽量放在香港，特别是让香港作为配合国家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试验基地，除了涉及国家主权的对外金融活动外，尽量通过香港叙作。这一战略既是香港金融业的重要发展机会，也是国家赋予香港金融中心的新任务和新使命。
香港住房问题的症结，在于房屋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长期的供需不对称，使香港房地产部门深陷两难困局：一方面，房价早已抛离絶大多数普通市民的购买能力，要让普通市民买得起房，至少需要降低楼价七成。但另一方面，高楼价已成为本港消费、投资、财政和就业的最大支撑，楼价大跌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需要从需求管理入手，把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区别开来，即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房屋双轨制”，以公营房屋来保证香港普通市民的居住需要，以私人住宅来满足本地和海外的投资需求，形成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
根据这一新思维，我们提出一项具长远发展策略、兼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的政策设想---“新居屋计划”，主要思路是更严格地划分公营房屋和私人房屋这两个市场，把全面推行公私营房屋“双轨制”作为长远发展策略；以有别于现有居屋的新居屋模式作为未来公营房屋建设的重点；新居屋价格必须与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收入相对应，以便更公平、高效地协助他们置业。这是转变房屋发展模式的关键。
新居屋的主要特点是：(1)每年兴建3万个单位。(2)实行新定价，并以低价出售。(3)放宽申请限制。(4)可以小屋换大屋。它至少有九大功效：(1)有利于改变滞胀发展模式。(2)可使资助房屋供应更加稳定。(3)调整住房结构及改善居住条件。(4)大幅提升自置居所比例至80%。(5)推动经济发展及增加就业。(6)带来更稳定的财政收入。(7)对地产发展商利大于弊。(8)为新一代带来新希望，有利于稳住这一代表香港未来的阶层。(9)与现有居屋政策和机制相衔接，无需另起炉灶。
香港土地短缺永远要大于政府的估计，也比团结香港基金估计的要大得多。预计未来30年香港总共需要建设用地不少于200平方公里，而目前政府已展开规划阶段的各类项目只能提供32平方公里，尚欠170平方公里，其中欠缺的大头是房屋用地。我们提出打造元朗海滨新城、填海打造大桂山岛、全面开发及利用新界现有可用土地以及开建东部高铁等多个土地开发新设想，如果全部实行，预计可带来约18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可完全补足本港土地缺口，助香港突破发展困局。
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一环。当前国际社会主张的社会保护早已超过防范未然、应对不测事件的范畴，而是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出发，去应对社会遭受市场的各种冲击，促进社会成员的福利和保障，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香港于本世纪初推出强积金制度，弥补了本港没有政策性退保制度的缺憾，但由于强积金制度保障范围和程度不足，回报率偏低，且面对较大市场风险，无法满足絶大多数人的退保需要。鉴此，要以新思维去强化退保。
建议由特区政府成立一家公共投资基金，先把已归政府所有的各收费隧道(如红磡隧道、东区隧道等，2023年西区海底隧道也将收归政府)、政府持有的地铁股权以及香港机场等具有稳定收入的资产注入其中，再将其作为强积金的重要投资目标，借鉴新加坡的做法为强积金提供一个保证回报(如不低于5%)，吸引强积金管理公司把部分资产投入该基金，或由市民个人借助强积金半自由行的便利，直接把部分强积金资产投资到该基金。
随着强积金资产的不断注入，未来这一基金可寻找更多有长期收益的投资，尤其是基建项目作为投资标的，确保基金获得良好且稳定的回报。长远而言，应研究设立全民退保的可行性。在发达经济体，全民退保被当作是市民的一项权利，而不是救济，可以更好地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香港实行高水准的全民退保不具备现实条件，但可考虑设立有限的全民退保计划，作为强积金计划的重要补充，让强积金计划无法覆盖的低收入人士，可以享受有最低保障的退保生活，尽显香港作为文明社会的关爱之心。
总而言之，香港面对着巨大挑战，但是也面临着很大机遇。香港未来会衰落还是会发展得更好，关键在我们自己。如果香港做得好，尤其是在制定规划、激励创新、提升金融、保护居权、强化退保以及扶助青年、完善管治等方面狠下功夫，未来20 年GDP 每年增长4-5%是不成问题的，香港可以升级到可比肩伦敦和纽约的全球都会，形成国际金融、科技、商贸和文化交流等四大全球中心。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去争取，香港一定有好的前景。
新一届特区政府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点上，需要把好前进航向，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确立高质发展、以民为本、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新理念，全域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系统性推动，使香港这只巨轮早日驶出浅滩，在国家新征程中再次高帆远航。
李风：爱国者治港走大道开新篇
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之际，迎来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爱国者治港队伍正在形成，爱国者力量在全社会也进一步壮大，七月一日之后，新特首带领治港团队整装上路，走上大道，重新出发，香港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机，只要看准前进方向，不动摇，不懈怠，不自以为是，多听人民呼声，勇毅前行，一定能够再创辉煌。在此，谨报告个人对香港今后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的感受和建议。首先，要坚持爱国者治港，让爱国者成为社会主流。
李家超已顺利当选香港特区第六届行政长官，新一届特区班子即将成立，相信新组建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将是香港回归以来爱国者力量最强的政府，他们对国家更为忠诚，也有更加强有力的执行力，将展开更加有为施政，必将得到广大香港市民的拥护。
但是，也必须看到，公务员队伍中，甚至高级公务员队伍中，害群之马还不少，他们对国家不忠诚，对祖国内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事事看不顺眼，不认同祖国，心中只想输诚于西方世界，他们中甚至还潜伏有黑暴分子，反中乱港分子。特区政府应建立机制，将这些内患清除出来，才能保证政府施政不受破坏，让不干事、乱干事、暗中捣乱的人没有市场，确保治港班子及团队政治纯洁性。要有更严格有效政治考核机制及奬惩机制，使整个公务员队伍真正效忠国家，优秀爱国者队伍须有用武的舞台，尽心尽力落实“一国两制”，为广大香港市民服务。
未来几年，香港只要达至良政善治，一心一意搞经济，与高速发展的祖国一同前行，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滚滚浪潮中，未来前途一定更加光明。
香港回归后，最大一个教训，就是没有去殖民化，很多人仍抱有恋殖心态，不以做中国人为荣。新一届政府应设法进行去殖化工程，在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更加努力建立市民的中国认同、中国文化认同，深植中国人观念。尤其是应在大、中、小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挑选好校长，培训好教师，编写好教材，培养香港建设新一代主人翁。
其三，香港中西荟萃，是祖国的一个重要对外窗口，要通过香港讲好中国故事，发挥特殊作用。
香港有很多现有资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可发挥更大作用，应拓展中外媒体交流，提升文化软实力及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国际间的话语权。即将开幕的香港故宫博物院，是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绝佳平台，特区政府可用好这一资源，发挥好这一平台的特殊功能，让中外人士欣赏中华五千年文化，享受艺术瑰宝之美。
其四，要利用香港之地缘优势及便利，搭建与台湾沟通桥梁，争取台湾民心，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香港是九二共识的发源地，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曾发挥过特殊作用。长期以来，港台人员交流密切，交往方便，香港可想更多更好的办法，方便台湾同胞来港走一走，看一看，也欢迎他们来港发展事业，让他们亲身感受“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实践，亲身体验作为中国人的荣光。香港可为两岸关系发展及交流提供更多平台，为祖国统一扮演特殊角色，作出特殊贡献。
香港同胞有幸生活在中国正在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理应发挥爱国爱港光荣传统，为中国强盛、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坚信香港的明天会愈来愈好，这颗东方之珠定会重放异彩。
李剑诸：正确评估上半场的得与失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标志着邓小平当初设计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走到中段。
如何评价“上半场”所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下半场”的走势与前瞻？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香港的前途发展，应推出哪些措施趋利避害，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紧迫性，还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要处理上半场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在下半场迈出更加自信的步伐，准确无误地“把脉”过去二十五年的成败得失，并提供给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作为决策依据，显得十分重要。
记得在1997年，姜恩柱赴港履新，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时说过一句著名的“金句”，其后被许多学者及时事评论员引述：“香港问题好比一本非常深奥的书，要读懂它并不容易”。一直到2011年，时任港澳办主任的王光亚仍形容香港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
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如今在香港实践了二十五年，我们读懂这本大书了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至少北京有很多决策官员及专家学者不仅读懂了，还有信心谱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也是在1997年，美国媒体《财富杂志》（Fortune magazine）做了一个封面故事，标题赫然见“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此“批命”式的预判同样被西方许多评论家引用。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在2020年发表一篇题为“Playing a long game on Hong Kong”的文章，说自从九七回归之后的二十年，香港不仅挺过了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爆发、全球经济衰退，本港GDP规模还翻了一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九七时虽已成型但并不清晰。香港与纽约、伦敦并列为三甲，获得国际金融领域的普通承认，是在回归之后（From relative obscurity to general recognition as the #3 global powerhouse behind New York and London)。由于物质及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香港人自认为是全球最幸运的公民。
我认为布鲁金斯学会这篇文章的评价客观公允，这也间接反映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
按照中央对“一国两制”宪制架构的最初设想，就是希望继续发挥资本主义香港的窗口作用。北京当时采取的是尊重、包容甚至谦逊的态度，放手倚靠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政务官系统和精英阶层来治理香港，因而有江泽民的“河水不犯井水”指导思想。胡锦涛虽有叮嘱特区政府“查找不足”，但没见下“指导棋”，可见对港政策保持谨慎和克制。
放手且倾举国之力支持，可概括为中央对港政策的最显着特征。例如应对金融危机、抗击SARS、“个人游”、CEPA等，用“倾其所有”、“掏心掏肺”来形容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支持，一点都不夸张。
遗憾的是，多少年来，香港的管治精英们没能展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魄力和担当，欠缺理解中央政府意图、判断国际形势的政治能力。许多官员们的家国情怀、执政为民的理念也甚为薄弱。
邓小平当初拍板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就是以香港为窗口招商引资，说直白一点就是“师承香港”，从学徒做起。深圳多年来对香港这个大师傅只能“仰望”。
香港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确有令大陆“抄作业”的本钱。那些年，皇岗口岸开出来的香港货柜车川流不息，拎着皮包“跑马圈地”的港商多如过江之鲫。香港在1990年曾经占比中国GDP 20%，几乎超过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大省的总和。那是香港最黄金的岁月，也是港人自信心最“爆棚”的时候。
这个世界真是变化太快，多年来要仰仗港商鼻息承接“三来一补”订单的深圳，一个华丽转身已蜕变为中国硅谷，快得令许多港人未能反应过来。
“一国两制”的错误解读及深层次矛盾的爆发
二十多年来，香港各界对“一国两制”的阐释明显偏颇，过于强调两制，淡化一国。这是导致一国两制“变形走样”的最重要原因。也因此，香港没能把握与北京在上半场互相瞭解、互信共赢的良机，回归长逾十五年的良好开局被打乱。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国是根本，根深才能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