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劝农诏及农事题材创作
文景之治的重农手段，主要体现在劝农诏的颁布。诏辞本身是一种现实关联性很强的应用文，刘勰《文心雕龙》专设《诏策》篇讨论它的文学价值，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和话语体系，应该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野。《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意思是说诏书一类的文辞，虽然创作者的范围具有特定的局限性，但却具有深广的影响力。故历代帝王相当注重诏书创作，一流的文人作家也会参与其中，此即《诏策》所称的，“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诏书创作既反映出统治者的精神意志，从文辞本身而言也是统治者与诏书拟写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以文人作家的参与拟写为例，或奉帝命旨意直接进行诏书文辞的创作，或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呼应诏书文辞，都可视为这种互动性的具体表现。文景之治时期颁布的劝农诏，即呈现出以劝农重本为核心的最高统治意志，与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农事题材创作之间的相互对话图景，挖掘并阐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与人文思想，不仅丰富了以土地伦理和粮食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农耕文明内涵，也是拓展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乃至“更新”文学史书写的可行路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相继颁布了五次劝农诏；景帝在位十六年，颁布过一次劝农诏，合计近四十年的文景之治共颁布六次与农事相关的诏书，这还不包括含有振贷、减免田租等具体措施方面的诏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文帝时期存在的不重视农业生产的重末轻本现象，文景之治期间的全国人口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国时期的水平（参见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为了抵御匈奴而采取的边境屯军措施，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凸显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粮食供应链的稳定，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采取劝课农桑、重本抑末及与民生息的政治举措，也促成了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构筑出古代农耕文明与治国理政相互统摄兼容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