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支振锋谈香港发展与机遇
中评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张爽）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支振锋接受中评社专访，谈及香港下一个25年的变与不变、香港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国两制”的实践与完善、香港如何完成人心回归等热点话题。
支振锋认为，在香港国安法填补了国家安全漏洞、新选制确立填补了选举制度漏洞之后，未来25年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大局会更稳定，这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前提和基础。另外，未来香港应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因为“只要国家发展的好，香港就不会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前路何在？支振锋说，现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试图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但是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中国和世界仍然需要联通、交流，而香港仍然是一个沟通中西方的天然、极佳的战略管道，所以香港作为沟通桥梁的地位未来仍然会巩固和加强。另外，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国家，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需要香港同胞贡献智慧和经验。
至于香港未来有哪些发展的机会，支振锋认为，信息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城市的崛起主要依靠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也是香港与深圳发展出现差距的原因。现在国家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香港应该努力抓住这一机遇，找到自己的新优势。
支振锋认为，香港的人心回归需要过程，但每一个香港人都是持份者。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要带头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正确认识自己的国家民族。18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务员是关键少数，特首和管治团队更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他们要带好头、做好榜样。香港同胞也要认识到“我是香港人，我是中国人”，自觉站在国家发展大局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考虑问题，认识到香港与国家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更好地发挥和运用自己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支振锋，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网络法治蓝皮书》主编。研究领域为法治理论、比较政治、网络治理与法治。先后入选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江西省“千人计划”人才。
习总书记七一讲话高瞻远瞩、影响深远
中评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您如何解读习主席的讲话？
支振锋：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大喜日子，习总书记高瞻远瞩的讲话有深远影响。这个讲话意义重大。第一，总书记带去了中央政府、全国人民对香港同胞的关心。一方面，总书记强调，“回归祖国后，香港战胜各种风雨挑战，稳步前行。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一些剧烈的社会动荡，都没有阻挡住香港行进的脚步。”这是总书记对香港莫大的肯定和关心。另一方面，总书记又再次强调，在国家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正如习主席所说，他的心、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
第二，对于香港同胞来讲，总书记的讲话让他们感到更放心、更安心。总书记在讲话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对于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的，要长期坚持。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一个会长期坚持的制度，而且正如总书记在5年前所讲的，“坚持”包括两点内容：第一，坚定不移，不动摇、不会变；第二，全面准确，不走样、不变形。同时我们也看到，总书记说国家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香港现在所有的自由港地位、单独关税区、自由贸易的政策都不变，而且还可以继续发挥香港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优势。这就让香港同胞更放心了。
第三，听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我们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和未来的前景更有信心了。总书记30日在欢迎仪式上讲到香港未来可期，1日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到，“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也讲到了香港如何在保持现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的同时，更好地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宝贵历史机遇，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以，“一国两制”长期不变，香港的传统优势、独特优势就能够得到保持，而且能更好地发挥。国家快速发展又给香港提供了宝贵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我们可以肯定香港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支振锋：未来25年香港会有变与不变。第一，“一国两制”不会变。中央一直强调，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不改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第二，“一国两制”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它不是静态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一些新的内涵。从香港层面来看，在“一国两制”范围内，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等，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权利在行使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具体政策上的调整，比如在2002年左右，董建华先生任特首时，就对公务员制度有改革，实行了高官问责制。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具体发展，如果出现了一些有违基本法，甚至更棘手、更具体、更复杂的问题，“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可能需要进一步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实施25年了，但《基本法》23条立法还没有落实，也就是说，中央所赋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义务，特别行政区没有履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曾经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漏洞，因此才在2019年爆发了“修例风波”等一些比较极端的社会波动。2020年6月出台的香港国安法，就是对国家安全制度漏洞的弥补。
另一方面，回归之后，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问题了，比如以前的选举制度中存在明显漏洞，很多“反中乱港”势力，甚至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代言人或者代理人，利用选举漏洞进入到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甚至是管治架构中，所以中央才在2021年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弥补了香港的民主制度或者选举制度中存在的漏洞，把“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特别是管治团队之外。
第三，至于香港未来25年会如何发展，我认为在香港国安法填补了国家安全漏洞、新选制填补了选举制度漏洞之后，未来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大局会更稳定，这就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前提和基础。
二战之后，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有的发展得好，有的发展得不好。一个非常重要的普遍性规律就是，所有发展好的，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凡是稳定出问题的，没有一个能发展好。有了稳定不一定有发展，但是没有稳定肯定没有发展。
2020年、2021年中央果断出手，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之下，按照香港的实际需求，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香港未来25年有一个更好的社会、政治稳定的大局了，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前25年可能还要好。
中评社：随着香港政治进入新阶段，有一些港人担忧，“二次回归”后的香港会不会失去活力与特色，您对此怎么看？
支振锋：“二次回归”是社会上和学术界的提法。我个人认为，1997年之后，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都回归中国了，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对香港都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只不过中央赋予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二次回归”的问题。香港回归25年，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才有“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这些丰富和发展在我看来就回答了所谓的各种担忧。这些制度、举措究竟显然是加固了“一国两制”，而不是是削弱了“一国两制”，我们可以很容易做出判断。如果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现在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我们对所谓香港会不会失去特色，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了。
第一，中央会坚定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改变、不动摇，也会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形、不变样。从过去25年看，中央立场是非常坚定的。但是香港社会，甚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一些公务人员以及一些精英人士，可能对这一点存在误解。比如以前很多香港人士在讲“一国两制”的时候，只强调“两制”不强调“一国”。
“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两制”不能违反“一国”。理解了“一国两制”，就能更好理解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于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是中央的授权。我们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但是前提是特区要尊重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所以如果只讲“两制”，不讲“一国”，“一国两制”就是走样、变形了，就不稳固了，可能在实践中就会出问题了。
过去香港有一部分人士可能认识上存在问题，再加上制度存在漏洞，所以很多“反中乱港”势力进入到了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中，把香港搞得乌烟瘴气。如果对“一国两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用担心了。只要“一国两制”还在，香港的大局就在。
第二，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的“十四五”规划，都可以看出对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中央都是支持其巩固和提升的。
从这些方面来看，香港之后应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只要国家发展的好，香港就不会差。
有些人士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理解不准确的地方，认为香港的经济发展跟国家没有多大关系，是香港自己的事。其实这是个误解，在全世界类似于香港这样的岛很多，香港发展得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背靠祖国。祖国是香港巨大的避风港，给香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帮香港扛了很多大风大浪。
也有人认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恩赐，实际上并非如此。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着眼点也不在香港，而在整个中国。香港不过是英国侵略中国、发展对华关系的工具而已，所以它并不关心香港本身经济是否发展繁荣。英国殖民统治香港156年，香港只是在最后40年经济才有所起色。在超过四分之三的时间里，香港经济是没有发展起来的。而二战之后香港发展得好，是因为它作为整个国家的战略出口，享尽了转口贸易带来的红利。
香港同胞的智慧、勤奋、心血，也是香港经济起飞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有了这些就能够足以支撑香港的发展，没有国家作为依托，香港很难有经济腾飞。
第三，国家发展得好，香港才会发展得更好。香港同胞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是国家提供的发展机遇同样重要。如果认识到100多年来香港经济发展的走势和规律的话，我们对香港的未来肯定会更有信心。
中评社：近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二战之后建立的全球化等国际秩序不断遭受挑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支振锋：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方面，近年来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得益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现在大环境的确是在变化，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也承认这种变化，正是因为这种变化才有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有很多疑虑。香港在这种大环境下有一些疑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现在内地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战略谋划。一方面，今天的地缘特殊环境，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出现了很多不稳定、不确定、甚至不友好的因素。但未来只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中国的发展就不会停滞。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这样的发展和腾飞的基础。所以只要我们自己不乱，有政治定力，有信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大势就是不可逆转的。
国家发展得好，香港未来也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一方面，现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试图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但是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中国和世界仍然需要联通、交流，仍然需要做生意，而香港仍然是一个沟通中西方的天然、极佳的战略管道，所以香港作为沟通桥梁的地位未来仍然是会巩固和加强的。大环境已经决定了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另一方面，国家现在给香港赋予了很多新的战略使命，这是香港的发展机遇。
第三，中国今天的发展与2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标志之一就是对涉外法治及国际法治的重视程度上升。20年前，中国发生什么事，全世界可能没有几个人关心。但是今天中国发生任何一件事都涉及到全世界，影响到全球。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国际风云。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内地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还不是特别丰富，人才和专业经验还满足不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需要香港同胞贡献智慧。中央已经推动香港同胞到国际组织任职、参与全球治理。
另外，香港未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过去25年，甚至是过去50年，香港的发展跟全世界任何一个西方城市相比，都不逊色，但是跟内地的城市相比，就不那么亮眼了。比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深圳和香港都是500多万人口，但深圳的经济总量不到香港的1/10。25年过去了，深圳现在有超过一千七百万常住人口，经济总量早就超过了香港。更重要的是深圳有华为、比亚迪、大疆、腾讯等全球发展的战略平台。
香港还要想想可以为国家奉献什么。自回归以来，国家财政没有要香港一分钱，但是为香港提供了很多公共服务。香港也要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香港应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
中评社：随着内地经济发展，香港与一些内地城市的差距不断被拉平，在香港与内地的往来中，尤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香港与内地的互补优势是否会一直存在？
支振锋：香港与内地还是会有很多互补的地方。比如我刚才提到，国家现在要跟全世界去打交道，但是这方面的经验不是非常丰富，香港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服务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大局。
其次，香港的一些传统优势，比如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今后仍然是祖国需要的。大湾区正在蓬勃发展，对融资肯定也有需求，所以中央对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仍然是提升、支持、巩固的。
此外，中央还支持香港发展科技创新中心。信息革命蓬勃发展，一个城市的发展主要靠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香港的发展跟深圳相比没有那么亮眼，就是因为香港错过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目前机会窗口还没有完全关闭，所以中央一直支持香港搞科创。新一届特区政府如果能够帮助香港抓住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会，找到自己的新优势，未来香港肯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支振锋：新特首在竞选的过程中已经发布了政纲，规划好了以后施政的方向和重点。这份政纲是特首及团队做了很多走访调研，听取了很多意见建议之后写出来的，是集思广益的结果。
这次竞选的亮点之一就是变结仇攻讦为问计于民，聚焦于香港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大家都出主意想办法。我认为李家超按照他的政纲执行，香港未来发展前景就会很好。另外，当前香港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落实国安法的成果，让香港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局。
对于香港来说，当前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解决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比如青年问题、就业问题、民生问题，让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有更包容、更普惠的发展。特区政府现在已经在住房问题上有动作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长远来看，香港未来要发展得更好，关键有两个方面：第一，要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来应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所带来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也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找到香港未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第二，香港未来的发展还是要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机会。如果错过了，香港的发展前景可能会受限。这两者也是相关的，今天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与传统产业不同，是资金链、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共同构成的生态链。香港自己很难形成这样的生态链，因此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融入祖国发展的大局，才能利用好“一国两制”给香港发展带来的红利。
李家超的施政条件较以往有改善
中评社：中央多次强调“爱国者治港”，李家超也曾表示，会带给大家一个会做事、做成事的政府。在修例风波、抗疫中，香港的管治团队暴露出很多问题。回归以来，“行政主导”也没有落到实处，您认为李家超应该如何带领香港的管治团队进行转型？
支振锋：这的确是当前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但随着新选制的确立，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新选制首先就是要求严格贯彻爱国治港的根本原则，“反中乱港”分子一个都不能进入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中，具体来讲就是通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进行筛选。另外，新选制重构了选举委员会制度。选举委员会在新选制中特别重要，它既选举行政长官，也选举一部分立法会议员，这就导致一个有利的结果，就是行政长官在立法会有稳定的支持力量，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选民基础，这就有利于巩固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规定是双首长、双负责制，这种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行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对中央负责。可以说，香港的行政体制就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所以在香港不存在三权分立。
经过这次选制改革，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行政长官制度更符合香港《基本法》的原意，更有利于巩固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比起以前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施政条件、施政基础都有比较大的改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央比较信任李家超，同时他在香港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度。李家超本身经历过考验，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经验也比较丰富。
以后随着形势继续发展，香港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或者预见不到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新一届特区政府施政有更好的基础，更好的条件，未来是看好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已经调整，不管是中央还是香港同胞，首先要给予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管治团队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期待新一届特级政府能够给香港带来新气象，带来更好的发展和前景。
人心回归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在多个层面努力
中评社：有观点认为，香港的人心回归依然任重道远。您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未来可以在哪些方面着力？
支振锋：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背景。香港的中小学教材、新闻报导等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香港居民在国家认同上存在的困难是不能否认的。
香港国安法、新选制全面落地实施之后，香港的大局稳定下来了，在保障香港传统的新闻、游行、结社、言论等各项自由的前提下，国家安全的弦要绷起来了。如果危害国家安全，就要承担责任。
但人心回归不可能一蹴而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出丝。我建议未来香港可以多在制度上做一些努力。比如在香港公务员的管理制度中，职业伦理要更多植入香港国安法、“一国两制”、宪法、基本法的内容。对香港公务员的考核，除了原来的绩效考核之外，也要有更多政治考核。香港的公职人员必须是坚定的爱国爱港者。如果不是，就应该自己退出或者被清理出去。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在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中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
另一方面，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香港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教材要有更多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的内容。
前段时间习总书记致信祝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鼓励和肯定。客观来说，香港爱国爱港媒体的战斗能力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也应该多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