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吕小庆谈中日关系的未来
中评社香港4月22日电（记者 郭至君）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对于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讨论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目前热战持续，新冠病毒困扰全球，国际大格局进入动荡复杂的大背景下，分析中日关系之间的症结和解决方式显得十分必要。对此，中评社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吕小庆，与其探讨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诸多复杂敏感的问题，包括日台关系、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以及中日国民感情如何提振等等。总体来看，吕小庆认为，目前的中日关系和应对之法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复杂多变、不容乐观、主动作为、积极进取”。他也提出，中日两国应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高举中日友好、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平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三面大旗。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目前，日本越来越积极试图借助台湾问题及涉台地缘政治扩大日本对外利益主张及话语权，就您分析，这是否意味着东京的对台战略构想正在发生变化？
吕小庆：事实上，日本对台战略构想早在本世纪初岛内政权更替后就开始调整变化，但是最近更有了一些明显、重大的变化。归纳起来，日本对台战略发生变化有这么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个是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任首相以后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在钓鱼岛领土问题上强化与中国对峙，在历史问题上反攻倒算，在对台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与台当局签订所谓的“渔业协定”；第二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016年1月，那时国民党败选，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再次执政，尤其是蔡英文当选后，在“台独”的路上疾行。在这个时候，岛内“台独”政权与日本安倍右翼势力形成遥相呼应“1+1”的态势，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第三个重要时间点是2021年4月，日美举行的“2+2会谈”公然提及台湾问题，其后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中，再次强调日美对“台湾问题”的关切，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美首次在高层对话中涉及台湾，把中国的内政变成日美同盟的一个重要议题。
今年2月24日俄乌战争开始后，台湾问题被日本借题发挥热炒，安倍晋三竟然狂妄叫嚣“台湾有事也是日本有事”，可以说这是直接在撞击中方的红线，冲击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为准绳的中日关系根基，档和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一些共同声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红线也是底线。虽然日本政府方面辩称安倍晋三讲话不代表政府立场，企图弱化安倍晋三的讲话的严重性，但要强调，安倍不是普通议员。首先，他是执政党自民党里最大派系“清河会”的会长，对日本政府的政策有直接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第二，安倍作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最长的首相，虽然在野，但在日本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力。第三，安倍晋三本人在中日关系这方面的活跃和激进程度，在日本政界实乃唯一。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直以来采取的是典型的“切香肠”策略，这个方面日本要比美国做的更加隐晦，但“这根香肠”如果再继续“切”下去，有没有发生颠覆性变化的这种可能？现在，一些“武统”之声和俄乌战争混在一起，无疑是在扰动我们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动摇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理念，打乱我对台既定政策。谓颠覆性的变化，我认为存在可能性，但目前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需要指出，台湾问题如果发生颠覆性变化，从外部起主导作用的不会是日本，而是美国，另外要颠覆性起主要作用的是岛内，是内因。因此，我们还是要看到在台湾问题上还是要始终牢牢把握住中美关系，这点不能被日本所干扰。但是，我们要清楚看到，日本是鼓动拱火台湾问题发生颠覆性变化最积极的一方，这源于其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和右翼与台湾关系的根源，日本最希望中美在台海发生冲突，而日本仅做有限的介入，坐山观虎斗，让中美两败俱伤，从而结束日本战后所谓的“不正常国家”。
总得来说，在台海问题上，我们首先要牢牢遏制岛内的“台独”势力，这应该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要务；第二，我们还是要牢牢把控住中美关系的大局；第三，我们要高度警惕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动作，保持战略定力并进行有效遏制。
中评社记者：近期，日本一些政客围绕修改“和平宪法”频频高调发声，岸田也说是“现在必须着手解决的课题”，您认为，岸田动因为何？这样做会给亚太地区带来何种危险？
吕小庆；首先我想谈一下所谓“正常国家”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里面是一个语言陷阱。日本现在难道不是正常国家吗？事实上，日本现在是最正常的国家，二战以后70多年的世界和平，日本是最大获利者之一，良好的国际环境让它实现了战后外交和政治基本独立、昭和经济复兴以及各方面的重大成就，根本原因是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得的结果，日本可谓是二战后东亚秩序、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日本拿“国家正常化”说事不过是个借口。
第二，岸田文雄围绕和平修宪的问题是不是有变化？我觉得对此要打一个问号。首先，岸田本人出身自民党内传统大派系宏池会，而此派系政治立场偏温和，注重经济。岸田本人既不是修宪的推进派也不是积极护宪派。当然，宏池会后来也在演变，已经不是大平正芳时代那样了，整个日本关于修宪的政策主张在变化，各政党对是否修宪的政策分歧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目前，岸田似乎在修宪上面显得非常积极，有时候甚至超过安倍，我觉得是主要基于两条：第一、顺应日本自民党内以及日本政界的保守势力，维稳自民党的基本盘；第二、顺应日本国会主流政治势力关于修宪的呼声。日本政界以及日本社会对于修宪认识的趋同倾向，现在看来正在逐步形成多数，对此，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
首先我认为，岸田提出的“新时期现实主义外交”是一个安倍现实主义外交的加强版，它有所区别但又没有完全脱离。我们知道，菅义伟的一年首相基本上是傀儡角色，岸田肯定不想如此，但要有一定的抗衡和平衡。因此，新时期现实主义外交有安倍的现实外交的一个延续，同时岸田也试图赋予它新的独特性。
至于未来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对于中方来讲，已经说得很清楚。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王毅外长在谈到中日关系给日方三个忠告，可以看到，中方对中日关系的路线和政策几乎都已是透明的，重要的是，日本要怎么做且不能做什么？比如说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这三大问题上应该恪守承诺。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今天，我们两国在双边关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们要看到正面的一面，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思考怎么做，我认为，中方要坚持中日关系的大局，维持战略定力，同时也要做到“三个不对立”：一是不应该把中日关系的负面因素和中日之间的正常关系对立起来；二是不应该把领土争端问题与民族情绪对立起来；三是不应该把台湾问题和中日友好对立起来。
日美关系是特殊且紧密的同盟关系，在这里面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美国为主，日本为辅。应当看到，在中美发生严重的战略冲突时，日本的确有从属于美日同盟关系的一面，但同时应看到，在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上，依然要聚焦于中日关系本身。我作为曾长期在日本工作的一线外交官，认为日本在对华外交上有相当大的空间和主动性。从50年前日本先于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到近期日本积极参与和推动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长期以来诸多涉华重大问题上都已证实了这一点。
事实上，日本加入RCEP并不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但是我们发现不仅是日本，其他很多在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友都有加入，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在日本本国重大利益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产生冲突时，日本还是会更注重自己的国家利益。之前常有人说“政经分离”，但从RCEP来看政治和经济并不可完全分离，甚至可以说RCEP是地区甚至国际战略层面的政治，日本的加入，会给中日关系健康深入发展带来新的双赢契机。
我们常常告诫日本不要作为美国的战略附庸行事，但同时我们一定要看到日本对华关系独立的一面。日本会借中美关系的这种竞争从中牟利，对此我们应该明确地针锋相对，并予以警告。对日开展工作既有的斗争一面，也有团结的一面，哪个地方是它自己做的，哪个地方是美国做的，一定要分清楚，总体来说，肯定有重大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
中评社记者：安倍成为清和会会长，继续活跃在日本政界，就您分析，这是否意味着他将以更显性的方式影响日本外交？日本内阁将来的对华政策是否会更加保守？
吕小庆：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一是清和会的人数有95人，在日本自民党内的人数是压倒性的，比宏池会的41人要多出一倍多，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也会大很多。二是安倍个人的活跃程度非常高，是日本政治史上罕见的退下来还如此积极进取、指手画脚的前首相，可谓突破了日本此前的一些政治传统。三是岸田文雄能够当选首相本身可谓是带有“原罪”的，背后少不了安倍派阀的支持，当然也难以摆脱安倍势力的影响。
对此，我们既要看到日本对华政策走向保守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力量对保守力量牵制的一面。因为中国和过去不一样，我们有这个力量可以去正面影响日本对华保守的那一面，甚至我们应该有信心去主动塑造中日关系，要有这个意识。现在，中国不仅力量在变化，还始终坚持不忘初心，始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面对中日关系，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因此，我们可以大力提倡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日方明白，如果破坏中日关系，实际上就是对亚洲人民共同命运的破坏。
吕小庆：关于ODA，我本人就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这首先要感谢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我也必须指出ODA还有另外的两个性质，一个它的政治性，一个它的经济性，不谈这两个“附加”性质，日本对华ODA就是不完整的。它的政治性既有日本二战后作为战败方赎罪的一面，也有日本从政治上和中国建立关系以取得向中方施加影响的方面。它的经济性在于ODA仅有一小部分是无偿援助，绝大部分是低息日元贷款，应该占比90%还多，但这个低息贷款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已经属于高息贷款，所以总体来说它是获利的。
ODA是随着中国发展的线性变化而正常地结束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GDP总量已于2010年超过了日本，现在大约已经是中日本的4倍，随着中国的发展，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也一直在减少，这个过程是双方互利，而不是单方施舍，对中日关系总体来讲没有什么影响。
中评社记者：近年来，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持续走低，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何在？两国民间交往应如何提振？
吕小庆：去年“北京——东京论坛”上，从中日两国机构共同完成的“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来看，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中国人比例达到了66.1%，比2020年的调查结果（52.9%）有大幅上升，而日本民众对华印象不好比例更是时隔5年再次突破了90%，达到了90.9%。
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和舆论总抓住中国一些片面、负面来报道，其中一个焦点就是钓鱼岛。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可谓是一个刚性的、结构性的问题，这是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直线下降的主要根源之一。但我们必须看到，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国民的舆论宣传始终是克制的，但日方一直在挑起争端，几乎每天都在媒体报道“中国在侵犯日本领海……”云云，这是非常过分的，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去约束、遏制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其国民的误导，我们只能做到对自己的国民保持相对的冷静和克制。
这些年来，随着我的亲身经历和后来不断地追踪了解，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聚焦喧染扩大中国国内的政治议题和社会议题，包括涉疆、涉藏和中国的国家治理、国民素质等问题。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8年初中日之间发“毒饺子”事件，实际上，这是很孤立的一个刑事案件，但当时日本大肆渲染报道，诘问中国食品安全，甚至指责中方有意向日本国民“放毒”，这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下几个百分点。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确是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当应引起我们高度正视和大力改善，但这不能成为日方恶意无端攻击中国的理由，更不可以为了体现和突显日本民族的骄傲，而刻意丑化妖魔化中国，从而避免将某一个单独事件严重影响两国国民感情，这是错位的。
另外要看到的是，中国国民对日本好感度目前快接近50%，而日本对华的好感度却很低，这其中有一个巨大的温度差，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当然，这个里面有积极的因素，包括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和中国主流媒体注重宣传日本现代化和文明社会的一面，以及我们在钓鱼岛问题舆论上的克制。基于此认识和判断，两国国民感情的改善，主要还是要看日本方面的做法，特别是对于日本青年，需要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华的了解，不仅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我们国家治理的成绩，也要让日本青年知道中日关系问题的结症所在，从而去正面地面对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不去回避。
吕小庆：如果用十六个字总结的话，那就是“复杂多变、不容乐观、主动作为、积极进取”。现在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微妙，中日关系也的确遇到很多阻碍，很不乐观，这是现实，但不能因为现实的困难我们就不去做，更应该主动作为和积极进取。
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高举三面旗帜：一是高举中日友好的大旗；二是高举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平的大旗；三是高举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
附：吕小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曾经长达11年在使馆工作，是具有资深经验经历的外交官。
本专访为中评社“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深度系列专访之一，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香港4月22日电（记者 郭至君）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对于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讨论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目前热战持续，新冠病毒困扰全球，国际大格局进入动荡复杂的大背景下，分析中日关系之间的症结和解决方式显得十分必要。对此，中评社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吕小庆，与其探讨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诸多复杂敏感的问题，包括日台关系、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以及中日国民感情如何提振等等。总体来看，吕小庆认为，目前的中日关系和应对之法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复杂多变、不容乐观、主动作为、积极进取”。他也提出，中日两国应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高举中日友好、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平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三面大旗。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目前，日本越来越积极试图借助台湾问题及涉台地缘政治扩大日本对外利益主张及话语权，就您分析，这是否意味着东京的对台战略构想正在发生变化？
吕小庆：事实上，日本对台战略构想早在本世纪初岛内政权更替后就开始调整变化，但是最近更有了一些明显、重大的变化。归纳起来，日本对台战略发生变化有这么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个是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任首相以后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在钓鱼岛领土问题上强化与中国对峙，在历史问题上反攻倒算，在对台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与台当局签订所谓的“渔业协定”；第二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016年1月，那时国民党败选，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再次执政，尤其是蔡英文当选后，在“台独”的路上疾行。在这个时候，岛内“台独”政权与日本安倍右翼势力形成遥相呼应“1+1”的态势，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第三个重要时间点是2021年4月，日美举行的“2+2会谈”公然提及台湾问题，其后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中，再次强调日美对“台湾问题”的关切，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美首次在高层对话中涉及台湾，把中国的内政变成日美同盟的一个重要议题。
今年2月24日俄乌战争开始后，台湾问题被日本借题发挥热炒，安倍晋三竟然狂妄叫嚣“台湾有事也是日本有事”，可以说这是直接在撞击中方的红线，冲击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为准绳的中日关系根基，档和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一些共同声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红线也是底线。虽然日本政府方面辩称安倍晋三讲话不代表政府立场，企图弱化安倍晋三的讲话的严重性，但要强调，安倍不是普通议员。首先，他是执政党自民党里最大派系“清河会”的会长，对日本政府的政策有直接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第二，安倍作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最长的首相，虽然在野，但在日本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力。第三，安倍晋三本人在中日关系这方面的活跃和激进程度，在日本政界实乃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