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友诗:孙中山的宏愿由中国共产党超额完成
中评社香港9月27日电(记者 沈而忱)由香港各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系列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办、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谈会”24日下午在港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凌友诗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她在座谈会上指出,共赴国难、建设国家、弘扬道统、祖国统一,是中山先生的宏愿,由中国共产党超额完成。现在唯一一件仍未完成的就是国家完全统一。不论台湾变成怎么样,愿不愿意,美国怎样助长“台独”,国家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是刚正大道。台湾必然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大道。
“身为在台湾成长,又有幸为国家服务的我,曾经经历国共的斗争,时时刻刻思考的无非是国共的异与同,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国家的分裂与弥合。”凌友诗认为,国共相同的地方远多于差异:
第一,凌友诗表示,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与中国共产党都是因应中国现代的危难而生,面对国家濒临瓜分覆亡,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不同的团体共赴国难,共同追求民族的重振复兴。其后,无论他们之间打得多么激烈,政见多么不同,他们为的都是人民、家国、民族和天下。这种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信仰,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色。中国的读书人和政治人物关心的也不是个人迹业和集团的利益,而是洗涤私念,出于公心。她从来没有看过像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有中国这样传统文化式的“出民水火”“力挽狂澜”的革命与斗争。今天回看历史,我们才发现从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共产党实而具有同样的爱国情操与忧患意识。诚如中山先生遗言所说:“和平、奋斗、救中国。”无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每一代国家领袖,他们都在努力地回应着1840,在自己那个时代,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凌友诗指出,1840带来三千年未有变局,中国所面临的除了救亡,还有“现代化”这个要务。中山先生写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一百年下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山先生的理想,更远超越中山先生的擘划。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扛起民族的大任,为人民服务,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让人民有序参政,戮力发展工业,推行国有节制资本,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有理有节的外交。这些,正是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所擘划的理想中国。习主席尚且认为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他的目标定在2035年,提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并且要在本世纪中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精进的政党,是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者、发扬者。
第三,凌友诗提到,中山先生当时面临的还有中国道统的承袭问题。他的民族主义,实则是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也依随中华道统来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推进天下之大同。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过去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先生破坏中国文化,所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的异类。实则,毛泽东先生对马列主义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和利用,就是侧重于马列的社会均平、义务体现的一面,提倡集体精神和为人民服务。其后数代领导人,一直贯穿着社会均平、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这条与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相一致的主线,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是普惠万方而不强制的王道,今天习主席还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践行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要实现我们3000年前祖先所追求的“大同之世”。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强调承袭道统,可是从内政和外交我们分明看到它具有深刻的中国道统的渊源。
“上述四点,共赴国难、建设国家、弘扬道统、祖国统一,是中山先生的宏愿,由中国共产党超额完成。”凌友诗说,其中,有一条文化精神的脉络在贯穿,无此文化精神,我们无法以忧患意识奋起挽救国家于危亡,无法用保民利民思想从事理性的建设工作,无法以王道平等对待他国,也没有维护大一统的内在强大动力。是我们的人文精神让我们克服百年浩劫和各种挑战而重新站在世界之巅。
中评社香港9月27日电(记者 沈而忱)由香港各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系列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办、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谈会”24日下午在港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凌友诗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她在座谈会上指出,共赴国难、建设国家、弘扬道统、祖国统一,是中山先生的宏愿,由中国共产党超额完成。现在唯一一件仍未完成的就是国家完全统一。不论台湾变成怎么样,愿不愿意,美国怎样助长“台独”,国家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是刚正大道。台湾必然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大道。
“身为在台湾成长,又有幸为国家服务的我,曾经经历国共的斗争,时时刻刻思考的无非是国共的异与同,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国家的分裂与弥合。”凌友诗认为,国共相同的地方远多于差异:
第一,凌友诗表示,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与中国共产党都是因应中国现代的危难而生,面对国家濒临瓜分覆亡,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不同的团体共赴国难,共同追求民族的重振复兴。其后,无论他们之间打得多么激烈,政见多么不同,他们为的都是人民、家国、民族和天下。这种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信仰,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色。中国的读书人和政治人物关心的也不是个人迹业和集团的利益,而是洗涤私念,出于公心。她从来没有看过像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有中国这样传统文化式的“出民水火”“力挽狂澜”的革命与斗争。今天回看历史,我们才发现从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共产党实而具有同样的爱国情操与忧患意识。诚如中山先生遗言所说:“和平、奋斗、救中国。”无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每一代国家领袖,他们都在努力地回应着1840,在自己那个时代,都尽了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