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2022年施政报告》记者会全文

　　中评社香港10月20日电（记者　段晓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上午发表《行政长官2022年施政报告》，下午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他介绍了施政报告中的具体内容及措施并回答记者提问。

　　以下是李家超的开场发言及记者会答问内容：

　　首先，非常多谢各位传媒朋友今日来到政府总部。我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后，亦非常留意传媒的不同报导，如果稍后有什么问题欢迎提问，让大家更明白《施政报告》中某一些措施的理念或目标是什么。
　
　　我首先想介绍一下，我在构思《施政报告》时的想法是如何。我构思《施政报告》时，认为最重要的是作为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基于“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下建立，所以坚守“一国两制”非常重要。所以第一点就是必须很清楚地讲述我们在“一国两制”下要坚守“一国”之本，发挥“两制”之利，对香港整体的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同时要确保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根基来向前推进，所以亦要筑牢我们的安全根基。
　
　　另外，我亦多次在不同场合向大家说过，我的施政蓝图是根据习近平主席在七月一日发表的重要讲话，再加上二十大（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论述，清楚表明我们按照这个政策方针对香港整体非常有用和有帮助。所以我的第一点，是习主席重要讲话中“四点希望”的第一点，就是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所以我很强调我们整体要针对“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多做功夫。
　
　　第二，我们要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因此在竞争力方面，我很大力地倡议“抢企业”、“抢人才”。在国家整体的方略中，已经为香港作出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在“十四五”规划中说明香港要发挥它的优势，建造成为“八大中心”，对香港整体非常有利。这不单利用了香港的优势，亦利用了“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个独特优势。香港在发展“八大中心”之余，我们的新引擎就是“北部都会区”，因为它给予我们广阔的土地，并且让我们可以跨越地带领域与广东省、深圳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九个内地城市一起结合，令我们有无限机遇，我们的发展空间亦会跨越界线。这一片这么大的土地亦容许我们设置不同对香港整体发展很有利的设施、产业，以及改善香港整体的居住环境，令香港更吸引，所以我花了很多篇幅阐述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会不断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在土地房屋方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住屋问题，特别是一些不理想的居所，包括“劏房”、笼屋等，都是因为土地房屋缺乏而产生很多问题，同时在居住环境方面，更加需要的是交通配套，所以我亦强调运输基建方面的不同政策和落实措施。
　
　　我们亦重视维护整体的和谐稳定。所以在医疗方面，我认为有一个好的基层医疗系统会帮助整体香港人的健康。当然，我们有很多关爱共融和宜居的措施亦在《施政报告》中提及。
　
　　“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亦花了些篇幅来讲述怎样推动青年发展和教育，令他们有更好的成长机会、发展机会、寻求理想的机会。
　
　　最后，在我们认识了自己的优势、发展空间，增强了竞争力，做好本身的优势，我们应该有信心重新向全世界讲述香港的优势和强项，令香港可以有一个新的飞跃。因此在共同抗疫之余，我们亦要不忘利用这个时刻，以此为起点，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让香港的真实好故事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提及很多由香港政府官员也好，香港各界代表也好，去带领不同团队出外讲述香港的好故事。再者，（政府）亦会邀请一些外国领袖或有影响力的人士来香港，看看香港的实际情况，让他们知道香港的优势和不同的环境、措施，令他们可以回去他们的地方讲述香港实际的不同强项、不同吸引力。
　
　　这是整体我在《施政报告》的部署，最主要是从三方面向大家讲述我的整体愿景。
　
　　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讲两个在《施政报告》中的重点，一个是“抢企业”、“抢人才”，另一个是土地房屋，因为我觉得社会最关注的往住就是这两方面，或者让我先讲土地房屋。
　
　　在土地房屋方面，在我的竞选纲领中已经说过是“提量、提速、提效”，现时整个政府再经讨论后，加上“提质”，希望大家住得更有质量。我觉得大家最关切的就是何时“上楼”，特别是居住在“劏房”的人士，所以我们今次都有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们不会再容许轮候公屋的时间再增加，所以会“封顶”，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推出的“简约公屋”，综合来说，我们有信心把轮候公屋的综合时间在四年内由六年降至四点五年。“简约公屋”（方面），我们会在五年内兴建三万个单位，我们有信心可以兴建到三万个单位，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有空间可以使用、未到它们发展时候的土地，我们亦正在物色譬如私人发展商有否一些土地，让我们可以与他们协商后使用。我们的目的是这些“简约公屋”可供居住五年，用“组装合成”的方法来兴建，所以要快，并且政府会主导整个“简约公屋”的建设，包括会由政府兴建、出钱，而且我们会建得高一些——这当然要看地形，有一些可能未必可以建得很高，但我相信最高的会有十几层，我们有信心可以兴建到。

　
　　其实，在“简约公屋”与传统公屋方面，我们亦加快了一些建楼计划，所以整体来说，在这五年的周期，我们总体可以建成的公屋单位会是158　000个，较上一个周期的105　000，提升了差不多一半。
　
　　另外，我在竞选政纲亦提出“公屋提前上楼计划”，我很多谢在各部门的努力下，我们识别到起码有12　000个单位可以根据这个计划而提前“上楼”大约三至18个月，这对于居住在“劏房”的住户来说，他们告诉我其实早一个月（“上楼”）都很开心，因为很可能每一日他们都在一个环境很差，会漏水、很狭窄、空气不佳的地方居住，所以越早“上楼”，如果有选择，他们都会“上楼”。
　
　　我们这个“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实际运作是如何做到呢？现在我们会在某些地盘，如果可以我们便把这些地盘分期来做，即在早期已经建好，我们便不需要等第二期也建好才上楼，当然每个地盘的实际情况都不同，但我们现在评估后，起码找到12　000个单位，可以令市民早三至18个月上楼。我们会提速和提效，所以尽量使用“组装合成”来设计及建造。再者，在提质方面，我亦说过，我们希望令周围环境更好，所以会有一个专组，在不同社区视察屋邨，看看如何可以将环境做得更好，而且建造公屋时，我们都会经常考虑提升其质量等。
　
　　另外，我们亦有一个很果断的决定，希望大家住得大一点，所以将面积“封底”。将来供应的资助房屋，出售的最低（实用）面积会有26平方米，那为什么是2026至27年度呢？因为已经有一些（工程）开展了，那些很难再去改动。在新建的公屋，我们都有相约的面积限制，确保居住环境面积较大。另外，我们希望增加效能，（单位）是重新设计的，私人发展商可以参与我们兴建这些资助性的出售房屋，简单来说就是公屋。政府已经找到三幅地可以进行此计划，但我们鼓励发展商，如果他们自己有地，都可以用同样的理念兴建一些居屋售卖给市民，条件跟我们要求的居屋条件类似。
　
　　在私人住房方面，我们要确保供应量稳定，我们已经找到足够土地配合，希望在五年内就可以满足到（兴建）72　000个私人单位的土地，这符合了长策（《长远房屋策略》）于十年内希望兴建130　000个单位（的目标）。
　
　　有关土地房屋，刚才是针对房屋，现在我们说说土地。我们要将土地加快由“生地”变“熟地”，“熟地”即已经平整了可以建屋的土地。我们会修改法例，将“生地”变“熟地”的过程最高可以减一半（时间），如果是一些大型计划，由13年减至七年；如果是一些较小型的计划，可能减三分一，由六年减至四年。另外，我们希望加快审批图则，目标订下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呈交后）已经可以批核到，希望八成（个案）可符合我们的要求。

　
　　在重建方面，有关拍卖的门槛——50至70年以下楼龄的强拍门槛由八成降至七成，而70年或以上楼龄的降至六成，这亦是在谘询期内收到大量（市民）提出意见，我亦在不同时间收到这方面的意见，我亦知道有很多住在这些如此残旧地方的人士，他们希望可以改善居住环境。我们推出这个计划，亦要确保业主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所以这方面，我们有强化措施，确保他们的权益受充分保障。
　
　　我们亦会加快造地，因为长远来说，房屋方面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经常“追落后”，失去了主动权，所以我的长远策略是要建立土地储备，让我们可以主导土地房屋的供应和发展政策，目的是由“追落后”变成“赶在前”。
　
　　我亦落实了我竞选纲领里“基建先行”的承诺，所以我提出了（兴建）三条公路和三条铁路，三条公路包括北都公路、沙田绕道和将军澳——油塘隧道；三条铁路是港深西部铁路、中铁线和将军澳线南延线。这些细节，每个政策局都会跟大家介绍，以至在立法会详细向大家讲述。
　
　　有关一些新措施，在“抢企业”和“抢人才”方面，希望增加我们的竞争力，有很多做法大家看到都是破格、主动和聚焦的。以往我们一向欢迎外国人才前来，但我们的主动性现在增加了很多。第一，我们在数方面进行了体系的建设，包括设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由财政司司长亲自带领；我们针对的一些产业，在这里表列了我们最重视的，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数据科学、金融科技、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科技等策略性产业。我们会制订企业名单，在制订名单时，我们充分考虑到它对香港的整体发展有什么策略性帮助，对于整体发展有什么重大影响，从而决定将哪些企业放进名单，然后吸引它前来香港（落户）。我们亦会有些度身订造的计划，希望能吸引企业前来（落户），我们所说的都是一些非常重大、甚至是（业界）“龙头”（企业），大家都会认为它前来（落户）会因为其知名度或影响力而对香港整体的地位和发展有帮助。
　
　　为支援前来的人才——在他还未来前也好、来到后也好，甚至查询时也好——我们认为应该提供一站式服务，确保可以贴身解答他们的问题并能够提供帮助，所以我们成立“人才服务窗口”，这服务窗口亦由政务司司长亲自带领，提供一站式服务，希望尽量满足这些人才，解答其疑问或给予一些支援。 　
　　我们在海外会成立一些专组，在我们的海外办事处、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经贸办）或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在海外经贸办的职能未必瞭解，海外经贸办其实亦有我们的InvestHK（投资香港）的同事驻留，招揽不同的人才前来，这个制度一直都在。现在我们强化这个制度，在每个经贸办，包括内地，都建立一个专队，这个专队会亲身主动接触我们认为有可能、有兴趣来港，亦觉得他们是人才，我们会主动接触，在海外变得有主动性，在香港亦有一个主动性窗口。财政司司长设立的办公室就是“大脑”，财政司司长是“大脑”，海外有“手”，在香港亦有一只“手”，尽量招揽人才。
　
　　另外，我们亦有一个新举措，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聚了四个基金，其中一个是我们新成立的共同投资基金，是300亿元，这些汇聚了的基金，就是一些有力资源，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可以有主动性，亦可以很策略性去考虑投资在一些对香港有用、有影响力、策略性产生积极作用的一些企业去共同投资。我们有了这个系统设置，亦需要有工具。所以，在希望吸引人才来港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策略，作为吸引人才前来的工具。第一，我们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合资格人士可获发两年通行证，意思是我们发出通行证给他，他不需要立即有工作，他可以留在香港两年去找工作，目的是尽量对这些高端人才给予空间，吸引他们来香港，因为香港本身很有吸引力，他们的到来可以与我们相辅相承。

　　那么谁是高端人才呢？我们现在界定，目前工作年薪为250万港元（或以上）的就是高端人才，相信大家都知道属于什么级别。如果在香港能每年赚取250万的，我们认为都是真正在管理也好，或在其专业上都是属于优质的人士。另外，我们更会扩阔“雷达”，如果他来自全球百强大学，只需要有工作经验，在五年内有三年工作，我们亦会吸引他（来港）。第一，我们觉得从百强大学毕业人士必定质素高，因为能够进入百强大学——这并非指祗有100间，我们综合参考了四个百强大学名单——综合来说，大约有160多间学校符合我们百强大学这方面的标准。来自这些大学的，第一，有工作（经验）的人，我们希望吸引他们来香港发展。我们不会设立名额限制，因为我们觉得去吸引这些正在工作的百强大学毕业生，成功的比例仍需要争取，他们亦是全世界共同争取的人才，所以我们希望给予他们最大的可能性。

　　另外，如果是没有工作经验的百强大学的毕业生，我们设限每年10　000人。但是，这些输入人才的计划，我们都会在一年后作检讨。另外，我们会优化现有多项人才计划。输入人才计划包括现有“一般就业政策”，以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政策，我们首先会针对（人才）短缺的工种，以及现在年薪已达200万（港元）的职位，均不需要先在香港尝试招聘，所以亦不需要证明招聘有困难，已能直接聘请（输入的人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才）在香港多方面均十分短缺，所以争取他们能来香港贡献。

　　第二，我们取消了“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年度配额）。因为在谘询期间，有些意见指虽然“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限额现时仍未用尽，但有些人因为听到有限额，便不作考虑　，所以我们将这最大可能性再扩大，将配额取消，并试行两年，而且每年检讨。另外，我们亦放宽“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其实现时已有这计划，只是把他们留港的期限由一年延长至两年，把可能性再扩大。

　　在“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方面，我们一向要求这些科技公司，无论在科学园或数码港，又或是我们认定为合资格的科技公司，在招聘一些外国或外地人才时，必须同样招聘本地的科研人才，或者一些intern。我们从实际数字看到，因为在本地未必能聘请这些人才，所以透过这计划来港的人才数目，未如我们心目中理想。我们亦知道全世界都在抢科研、科技人才，所以我们撤销了它们需要在香港先聘请，或同时聘请本地人的要求，目的同样是扩大可能性。

　　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士在香港已经受聘，我们会即时批出三年工作签证，让他安心在香港继续工作。合资格但未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外来人才，当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时候，可以申请退还在香港置业的额外印花税。即是说，当他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这方面的税项会与一般香港永久性居民看齐。
　
　　由于时间关系，我的介绍大致如此，欢迎大家作出提问。

　　记者：行政长官你好，这份是你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你认为当中哪些重点措施能促进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现时二十大（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你认为这份报告当中有什么亮点可以和二十大中，习近平总书记对香港的期望相呼应？第二个问题是，我留意到你的《施政报告》提到很多关于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的措施，你对这些措施的成效有什么期待？谢谢。
　
　　行政长官：首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我的《施政报告》多部份都有提及。若大家有留意，在第十三页，我说得很清楚，政府会善用已提升的粤港、深港合作机制，以专班为平台，深化与其他大湾区城市对接，亦会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和深港河套等重大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的开发建设。这是第一点，在实务方面已经叙述了。
　
　　另外，我在《施政报告》提到会成立一个“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由我本人担任组长，另由三位司长任副组长，目的当然是《施政报告》提到四个大范畴：第一、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建设制定策略方案；第二、制订进一步打通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第三、强化香港与内地省市的区域性合作机制，督导合作项目的落实和进展；第四、积极推展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专业服务及人文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并制订措施。这督导组和政府以往其他小组的分别，我十分强调，是有三位司长任副组长，意思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三个大方向：第一、“十四五”规划；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第三、“一带一路”，这些工作很大，机遇也十分大，因此我希望每位司长能在自己的领域自行督导、指挥和设计在这三个领域所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督导组在成立后所产生的效能、效果会更大。换言之，我会要求三位司长犹如独当一面般带领旗下的政策局发挥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多元进程。我们亦会定期解读国家政策，让我们更加瞭解国家政策，从瞭解当中更可以发挥作用。 　
　　另外，整份《施政报告》有提及“八大中心”的发展，“八大中心”正正就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十四五”规划所要求香港的定位，所以在这方面要做大量工作。二十大的报告和会议内容提及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解决长期的深层次矛盾，你可以看到我整份《施政报告》亦充分以习近平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作为施政蓝图，在“四点希望”及青年发展方面，我在整份《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和跟随方向，这正正就是回应和符合二十大的精神。
　
　　你提及在“抢人才”方面的成效，我对此有信心。为何呢？香港本身就有吸引力。我刚才提过，我们过去没那么积极，但仍有很多人才来港，撇开二○一九年后疫情期间，当香港和世界都是正常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力、输入人才方面都非常满足到香港的需要。为何可以这样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优势，包括我在《施政报告》提及香港名列多个第一位，本身固有优势，这些都是吸引力。现在无论什么理由，疫情亦有影响，但我们经历了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关键期，我们除了自身优势，亦多了很多新机遇，再加上我的新手段──出去招揽人才，我们未做过的，例如成立一个投资有限公司──这是未做过的。我们对产业现在亦有积极的政策，帮助某些产业，亦因此在体系政策方面，建立了不同层次针对企业、人才、及其对香港的效益而设立的政策。因此我认为，能达到我这个“抢人才”的目标。香港的竞争力是很好的。
　
　　你问香港将会有多成功呢？首先，我刚才说我们本身已有竞争力和吸引力，香港真是“有麝自然香”，但我们不应该以此态度，反而要出去告诉他人，我们有很多优势。在这个情况下，我有刚才所说的新工具，包括很多计划延长了海外人才来港（的机会），不需要他们找到工作才来，以前需要他们找到工作才来港。我们现时亦将“雷达”扩阔至（招揽）高端人才，因此在外面招揽人才（的成效）可以跨大很多，再加上有不同手段，这些手段很多是度身订做，我对于吸引人才有信心。有关我的政策目标，大家可以看政府政策措施那本书，我们订了每年要招揽35　000位人才。我个人认为应该可以达到，我亦相信如果不断有其他发展，更能吸引超过35　000位人才。
　
　　记者：你好，特首。首先想请教有关“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时无论是《施政报告》，或是从你的讲辞中都只能理解到就是汇合了一些资金，其实会否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已运作了40多年，目的是希望以一间公司管理所有资产，然后在香港投资一些项目。我们的做法会否一样？目标是一年投资多少？是否希望在香港孵化不同的独角兽？其后会否不需再投入公帑而做到自负盈亏？

　　第二个问题，在整份《施政报告》中看到，刚刚特首亦有提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督导组、北部都会区也会有相关的委员会，以至有其他不同的办公室，会否有越来越多小组、督导委员会，导致有架床迭屋的架构出现？例如《施政报告》提到说好香港故事，将赞助1　000名海内外的领袖来港——我们早上曾向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查询，但他们都说不知情。其实这些小组若永远由司长负责的话，政策局只能等候司长的指令，最后会否因快得慢？谢谢。

　　行政长官：首先，我们破格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是第一步。将来的发展如何，我们可以按实际过程中的正面经验，或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令该投资公司的发展对香港更有利。理念是如何呢？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有产业政策，我们亦希望全面发展香港在多方面的高端、高增值的产业，并为香港提供发展机会。我们认为就算推行了其他的不同配置——系统配置、架构配置，甚至手段和吸引人才的措施以外，填补了这个空白是对整体发展有利。每个地方当然有其发展历程和投资取态。我们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目标是什么？它是在“抢企业”、“抢人才”之下成立，目的是希望香港的整体产业发展和机遇，以多方面的手段配合投资，可以更相辅相承。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企业来香港是希望招揽更多人投资其公司，如果香港政府亦有投资其中，其获得投资的机会亦大得多，这就是相辅相承。当然，我们选择投资哪些企业会十分谨慎，我们会有董事局，由当中资深和有经验（的成员）作决定。主导权当然是在政府，由财政司司长主导，确保做的决定对香港整体有利益。我们将会设立一个委员会作谘询，该委员会亦会向我们反映哪些企业最有潜质、对香港最有利，亦会因其来香港而带来很多人才，兼可产生招徕效应——当有人听到该公司来港，便会认为香港很好、很有潜质——是有这样的宣传作用，所以我们的决定都是以香港的整体利益为依归。我们亦不只为赚钱，因为这个是扶持香港长远发展的基金。所以将来的发展路线是如何，我们会让其运作一阵子再总结经验，希望更发扬光大。

　　另外，我在不同的地方亦看到，的确需要作一些架构上的建设，这是我在《施政报告》第三章所提及，我们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中有三方面要处理。这亦是习近平主席在七月一日讲话中，第一点是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他所强调的是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着手。他第一点就提及治理体系，因纵然有人或有方法，但没有一个架构或组织将其力量凝聚起来，没有指导的话是很难成事的，只能是乌合之众。所以我认为在每一个领域，若一个治理体系对于整体发展有利的话，我就会要求实行。但你刚才提及的一点也是重要的，即如果已有治理体系，就更需要刚才所说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才可以发挥作用，单一不能产生真正的积极作用。

　　你刚刚提及，我在（完善）治理体系（的篇章）已强调，要求领导主动介入，在问题酝酿前或初期发挥指导作用，更要互补长短，发挥团队精神。还有一点，我在各种的架构中设立不同指标。这三点相辅相承，不是单一的。我十分同意有些政府流于只讲求结构，但忘掉能力和治理效能。我希望你看到我的整个设计是一系列的、环环相扣，希望三方面共同发挥力量。大家也看到我在《施政报告》中制订了110个指标，这不是整个政府的指标——我亦解释了，每个政策局和部门都会再制订各自的指标。 　
　　记者：市场原本憧憬楼市会“减辣”，不过《施政报告》没有提及相关措施，地产股反而下跌，请问政府是基于什么考虑，未有推出“减辣”措施？如何研判未来楼市走向？未来会否考虑推出“减辣”措施？第二个问题，《施政报告》提到由财政司司长带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制订目标企业名单，推出特别配套措施。对企业而言，反观新加坡提供了税务和土地方面的优惠作为诱因，你认为香港新设立的办公室，与新加坡的做法比较，香港有什么优势呢？谢谢。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内，我们在引进企业方面有一个重点名单，亦有提及其中一些措施会是度身订造的。度身订造当然包括税务安排，或者其他有关土地、读书或住宿等安排。每一个企业为它度身订造的计划可能都不一样，按照每个企业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去看看如何为它度身订造计划。每一位朋友往往都喜欢（将香港）与他人比较。如果我们用查找不足的态度来做比较，我觉得没有问题，亦是经常去挑战、再进步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我们有自身的优势和环境，要去订立一些适合香港情况的措施。香港本身就非常具吸引力，正如我刚才所说，在二○一九年前，当没有“黑暴”和疫情的时候，香港的吸引力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些受影响，但长远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吸引力是我们的DNA　，DNA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DNA加上机遇，只会更吸引。而决定来（香港）的人士，考虑的都是发展机会，所以我们新的配套和举措，强化了这方面的吸引力，我相信会吸引到他们。

　　至于某些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期待，我当然是知道的。在决定去制订什么措施时，当然我是考虑整体市民的关注点，以及在这个时候我要推出什么政策。在楼市方面，我在土地房屋（的篇章）已交代，我们会推出稳定的供应，确保满足到市民置业的目标。我们会留意市场的变化，香港是外向型经济，当然香港以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在香港以内亦有自身因素，包括我们的防疫措施一直放宽，社会经济一直回复，活起来、动起来，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航空公司继续招聘员工，增加招聘人数，不同活动的查询都多了，这需要时间去发展。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是推出我们认为最适合香港目前情况的措施。
　
　　记者：其实你看到过去两年的劳动人口流失了14万，你在《施政报告》似乎着墨在很多放宽输入人才的措施，但留住本地人才的措施似乎着墨不多，可否说明有何具体措施保障本地劳工就业和留住人才？“抢人才”方面，你有提到退回额外印花税给海外人才，预期对楼市有什么影响？会否推高楼价，令中高层更难上楼？另外，《施政报告》有提及交椅州填海，会就填海范围作出建议，规模是否跟上届政府一样？是否还称为“明日大屿”？谢谢。 　
　　行政长官：首先回答你最后的问题。我对于“明日大屿”这个计划是支持的，会继续推进。因为很急切，所以这次我们只在此着墨交待会到立法会推进交椅州人工岛的填海计划，其他的都是按照同一个想法推进。
　
　　另外，额外印花税方面的考虑是怎样呢？第一，这次让引进的人才可以申请（退还）他所付出的额外印花税，当他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时可以申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才想留在香港，我希望鼓励他、帮助他，所以我决定当他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我们就应该视他为一个香港永久性居民般处理，让他申请（退还）以前的额外印花税，但我亦不希望因这样而（引起）炒卖，因为我们都知道，现时的楼价，始终一个家庭都要储蓄多年或有相当能力才能处理，所以我平衡了两方面，我希望以鼓励引进人才落地生根作为政策目标，同时不希望引起炒卖。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留在香港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的待遇就应该是一个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待遇，大家都应该觉得是合理。
　
　　另外，本地人才方面，我是重视的。我的《施政报告》说明，我们会留住和培训本地人才。你看到在我的《施政报告》里，有关教育的不同范畴，第一，我们强调专上教育方面，如何令本地人士可以在这方面有适切教育；第二，我们有职专教育，即是培育本地人才，以及一些不同的计划挽留他们在香港，我们增加了课程、资助、资历阶梯，令不同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香港发展，事业有成，或按自己理想去追求梦想，这些都表示我们重视本地人才培训和挽留人才。我们的整个设计里，你可以看到，特别是针对一些职业培训，还有转到另外一个行业的一些实用课程等，这些我们都在教育方面设计一些内容，特别在指定专业和界别课程的资助，学位和非学位都有增加，都是为了发展本地人才和留住人才在香港。
　
　　记者：你好。我们注意到您提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在这方面我们想具体瞭解一下大湾区的建设方面，您有怎样的计划和目标？另外就是在加强内地省市区域性合作机制方面，如果是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机制来说的话，具体您打算怎么样来强化呢？
　
　　行政长官：首先，在大湾区发展方面，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第一个是工作层面，所以在我上任之后，我非常感谢广东省的领导和深圳市的领导，大家已经同意成立十多个专班，在不同的领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工作，这是工作层面。第二，更重要的是领导层面，所以我建议成立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要就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建设制订策略方案；而且更重要的是领导与领导之间的联系，我觉得这是关键的，因为很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都是开创性的、新的举措。那么，一些开创性的政策或者举措，当然都要高层同意，这样会把整个过程的效率、成果都提升。所以这方面就是从两个层次去推动，工作方面，专责组也会因为这个我现在成立的督导组的督导下，对他们以结果为目标这个领域，他们要交出成绩。 　
　　另外，我们跟深圳方面，因为已经有很多我们联系的不同范围的工作范畴，在每个领域积极对接，我觉得是重要的。但有几个领域方面是大家都有共同目标，而且大家的能量都放在这些方面。首先，就是创科。在河套方面的“一区两园”计划有很多合作空间，包括我们可以以“一区两园”作为一个示范区。其中，在人流、物流、资金流、讯息流方面，我觉得“一区两园”可以开拓很多新的措施。这些新的措施既然是新，当然也有它的挑战，所以在利用高层联系系统，我觉得要在“上”、“下”两方面共同推进。所以我对跟深圳市政府在整个大湾区建设，而且把我们的落实提升至更高层次，是很有帮助的。
　
　　再者，现在深圳前海，以及广州、南沙等等都已经有不同的发展计划，所以我们主要已经有共同目标，有一些共同项目，再加大在上层的领导的对接，建好我们的联系系统。在这方面，我觉得在成效方面应该会大大提升。
　
　　记者：特首，你好，有两条问题。第一条，你在《施政报告》中提到今年会成立“特首政策组”，想问这个政策组会有哪些范畴的人才？选拔的标准是什么？“红队”的概念，其实现在是否已在执行？效果如何？110个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的指标，你个人最看重的是哪方面？如果达标或不达标，会有什么奖惩机制？第二条，关于地区服务及关爱队，政府其实会提及哪些资源，例如场地、资金？关爱队的KPI主要是负责哪些方面？将来的职能是否跟区议会重迭，或取代了区议会的角色？
　
　　行政长官：首先回答“特首政策组”，我会在本年内成立。人选方面，我亦心里有数。当然，我希望这个政策组在三方面的人才都有。第一，瞭解香港情况，掌握香港民情、民意，而且瞭解香港在不同方面的一些需要；第二，充分熟悉国家的发展和政策，因为我们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国家给我们的机遇是最大，亦是最强的后盾，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整体国家发展的策略、方向以及一些想法，从而希望在整个过程里，令香港获得最大得益，亦贡献于国家的整体发展；第三，有国际视野，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现时面对的国际形势是千变万化，亦多次阐述过，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在这方面，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要掌握。掌握有两个重点，第一，有没有一些机遇；第二，会带来什么风险，从而制定我们相应的政策，所以有三方面的重要性。人选方面，我会尽快，希望成立后，就向大家公布和介绍。
　
　　“红队”的概念在我上任后已经引进，但“红队”概念，除了实质检讨和批判一些政策的初步思考或方案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改革。即是说，第一，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底线，我们要有最坏打算的准备，亦明白我们要360度考虑不同的角度，这是一个文化的改变。当然，这亦是政策的优化过程，整个过程会逐步做得更好，我相信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学习阶段，没有最好，祗有更好，这是一个文化改革，以及推进我们做事做得更好的一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