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加息算的是“政治账”

　　中评社北京9月27日电／据大公报报道，美国联储局的挑战与其他央行一样，都是试图控制一个无法控制的东西──通胀。今天美国通胀的多数原因是由供给侧所造成的，这些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能源和食品供应短缺、战争和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中断、贸易规则冲突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长新冠（long－covid）与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缺口等。而这些因素对于利率都不敏感。

　　今年6月份，三藩市联储银行的研究报告《How　Much　Do　Supply　and　Demand　Drive　Inflation》拆解了美国通胀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的贡献，结果显示供给因素对于疫情后美国PCE通胀上升（4．8pp）的贡献，超过了一半；而需求因素对于CPI通胀上升的贡献，大概是三分之一。这幷不令人感到意外，特别是考虑到俄乌战争之后，全球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出现了剧烈的上涨。

　　一直以来，联储局认为能够通过加息抑制需求实现通胀调控目标。但上述报告发现，供给因素对疫后美国核心PCE通胀上升（3．3pp）的贡献率也接近一半。尤其是核心通胀中占比70％的服务通胀，所面对的问题是结构性和持续性的劳动力供给短缺，这也是联储局无法控制的因素。也因此，8月份美国核心CPI从5．9％反弹至6．3％对于市场是个不小的震慑，这说明了联储局通过加息控制通胀的做法基本没有效果。

　　虽然联储局对总体通胀中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地缘因素、供应链因素、劳动力因素等束手无策，但是6月以来，联储局出现了两个惊人且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联储局把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从“无法完全控制”的核心PCE，转向了“完全无法控制”的CPI。正常的货币政策规则是通过加息抑制房地产和消费品等核心需求，以实现降低通胀的目的。伯南克和耶伦时期的“泰勒规则”采用的通胀率都是核心PCE，鲍威尔也没有公开修改过泰勒规则的通胀率指标。但在今年6月议息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表示，“联储局现在非常关心总体通胀，而不单是核心通胀，因为总体通胀与群众的通胀预期有关”。 　　第二个转变是联储局取消了对市场预期的前瞻指引，把每一次利率决议都交给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所决定。这也令市场费解，联储局为什么要丢掉赖以为豪的预期指引，转为“一会一议”，人为地制造市场波动呢？

　　经济让位中期选举

　　这是因为联储局算的不是“经济账”。如果算经济账，联储局应该立即停止加息。因为在联储局刚刚公布的SEP（季度经济预测）中，联储局令人意外地大幅下调了今明两年的经济预测，22年美国GDP增速预测从6月1．7％下调至0．2％，23年增速预测从6月1．7％下调至1．2％。但是在对经济如此悲观的同时，联储局又大幅上调了今年底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从6月的3．4％上调至4．4％，这意味着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联储局预计还有1．25厘的加息。

　　上述在经济视角里无法解释的自相矛盾，其实都源于政治压力。联储局不知道以上道理吗？当然不是，但政治不允许。

　　根据RealClearPolitics（RCP）上的民调结果，拜登的最新支持率仅有43％，不支持率有53％，拜登处理通胀问题的支持率只有33％，不支持率有65％。通胀问题是民主党中期选举的致命弱点，压通胀本该是拜登的“政治账”，但是失败的中东旅行只换来了10万桶增产，而且不久之后这10万桶又被减回去了。为减轻政治责任，拜登把问题抛给美联储，拜登今年以来数次就通胀形势发表讲话的原因，总统亲自喊话通胀施压联储局，这在过去是罕见的。

　　金融市场关心的幷不是（经济上的）通胀，以及联储局是否真的能控制（经济上的）通胀，而是联储局（为了政治）这次又要加息多少。因此预测联储局的加息行为，核心不是预测通胀，而是理解联储局的“政治账”。 　　接下来，政治的关键节点是国会中期选举，时间在11月8日，这次将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在中期选举之前，联储局11月议息会议就会举行（11月1日至2日），所以11月联储局可能仍要政治优先，但是12月13至14日的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将可能是联储局的目标函数发生转变的关键时点。 　　中评社北京9月27日电／据大公报报道，美国联储局的挑战与其他央行一样，都是试图控制一个无法控制的东西──通胀。今天美国通胀的多数原因是由供给侧所造成的，这些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能源和食品供应短缺、战争和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中断、贸易规则冲突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长新冠（long－covid）与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缺口等。而这些因素对于利率都不敏感。

　　今年6月份，三藩市联储银行的研究报告《How　Much　Do　Supply　and　Demand　Drive　Inflation》拆解了美国通胀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的贡献，结果显示供给因素对于疫情后美国PCE通胀上升（4．8pp）的贡献，超过了一半；而需求因素对于CPI通胀上升的贡献，大概是三分之一。这幷不令人感到意外，特别是考虑到俄乌战争之后，全球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出现了剧烈的上涨。

　　一直以来，联储局认为能够通过加息抑制需求实现通胀调控目标。但上述报告发现，供给因素对疫后美国核心PCE通胀上升（3．3pp）的贡献率也接近一半。尤其是核心通胀中占比70％的服务通胀，所面对的问题是结构性和持续性的劳动力供给短缺，这也是联储局无法控制的因素。也因此，8月份美国核心CPI从5．9％反弹至6．3％对于市场是个不小的震慑，这说明了联储局通过加息控制通胀的做法基本没有效果。

　　虽然联储局对总体通胀中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地缘因素、供应链因素、劳动力因素等束手无策，但是6月以来，联储局出现了两个惊人且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联储局把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从“无法完全控制”的核心PCE，转向了“完全无法控制”的CPI。正常的货币政策规则是通过加息抑制房地产和消费品等核心需求，以实现降低通胀的目的。伯南克和耶伦时期的“泰勒规则”采用的通胀率都是核心PCE，鲍威尔也没有公开修改过泰勒规则的通胀率指标。但在今年6月议息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表示，“联储局现在非常关心总体通胀，而不单是核心通胀，因为总体通胀与群众的通胀预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