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王键详析日台关系走向
中评社香港5月5日电（记者 郭至君）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一些政客在台湾问题上的发声愈加频繁且出格，作为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的处理无疑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整体走向。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日本一些人士在台湾问题上的操作会给两国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中国大陆应该如何应对？岸田文雄是否会在战略选择上更加倒向美国？基于这些问题，中评社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王键，总体来看，他认为，目前日本的涉台政策因各种现实因素的考虑，逐渐加大配合美国台海战略的力度，愈加背离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但同时，中国也应以积极的战略协调对应，中国大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应该多多让日本各个阶层了解。
王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兼职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先后在日本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经济产业省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庆应义塾大学地域研究中心与法学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与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访学研究。
日本对台政策配合美国待时而动
王键表示，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是有很明显的改善的。比如，2017年习近平国家主席和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先后在德国汉堡和越南岘港两次会晤；2018年中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政府首脑互访，当年底还在中国成都举办了第八次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2019年习近平国家主席赴日参加20国集团峰会，并与时任首相安倍见面并达成中日大阪十点共识，可以看到，从2017年到2019年中日两国关系全面改善的一个转圜过程。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的时候基本上也都谈到了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多次对日方领导人讲，要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但是，自2020年开始，随着疫情蔓延，经济下滑等等各种因素，更由于日本对华战略的急遽调整，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2020年日本政坛出现了一些变化，2020年9月安倍因病辞职，随之成立菅义伟内阁，中日在围绕台湾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些非常明显、敏感的动态。号称安倍影子内阁的菅义伟内阁在有效防疫与振兴经济之间左支右绌。在内外多重因素的组合作用下，菅义伟不惜以牺牲中日关系为代价，试图联手美国深度介入台湾问题以摆脱执政困境。如2021年3月、4月的日美2+2安保会谈与日美首脑会谈，都公开对台湾问题表示严重关切；6月日本参议院全院一致通过支持台湾参加世卫WHA的决议案；7月时任副首相麻生“日美协防台湾”言论与“直接指向台湾问题”的《防卫白皮书》发表，再及8月、12月的日台执政党2+2安保会谈与2+2经济安保会谈等。2021年10月岸田文雄内阁成立。岸田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声称，将维持“非官方的实质关系”这一以往政府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日台间的合作和交流”。前首相安倍于12月1日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极大地冲击着中日关系，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犯规”动作不断，确实在中日之间造成非常大的震荡。
简言之，日本对华战略呈现出明显质变的态势，日本安保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台湾指向”意图愈加清晰。那么当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急幅倒退，是否意味着日本涉台策略要发生重大变化？王键认为，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看。
迄今日本在涉台问题上一系列动作，主要是来自于两种动机，首先是国际大背景，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的催化因素。尤其在拜登上台之后，他非常注意加紧修复美日同盟，为此下力气拉紧日本，推动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多作用，这一点是日本急遽调整涉台策略的一个重要背景。当前我们也看到，今年的国际形势确实发生很大的变化，仍在持续中的俄乌冲突造成了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和焦点转移，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日本政府对俄乌冲突采取了异常强硬立场，包括参与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经济封锁、还驱逐了8名驻日的俄罗斯外交官。最近日本的媒体都在高度集中讨论俄乌冲突对台海局势的影响，但偏离事实的报道居多。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日前指出，日本国内有意将中俄相提并论，还将乌克兰危机同性质截然不同、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搅在一起，借机渲染台海紧张局势。目前来看，美国的对台政策对日本是影响很大的，考虑到美日同盟以及印太四国机制等，日本现在对台的一些说辞更多的是配合美国，但日本也有本身的利益需求。
其次，就是台湾海峡是日本经济“生命线”的问题。二战后期，美军发动对日本海的环形封锁，使日本耗尽本土列岛上的战略储备,日本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崩溃,以致彻底丧失抵抗的意志。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战后日本始终重视海上运输线安全。从海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和台湾海峡到日本的这条海上航线，被视为日本经济“生命线”。在日本海洋发展战略中，台湾被视为日本南部安全屏障以及日本海上运输“生命线”的关键节点，也是美日强化同盟、加强安保合作的覆盖对象。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崛起与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引发日本焦虑，以安倍为代表的一些右翼政治家不断发出干涉中国内政的涉台言论。如不久前安倍公开呼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保持“战略清晰“，要求美国明确告诉台湾，若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军会及时协防。其实，安倍这样讲真正的用意是，他认为美国应当更多地从安保方面来关心日本。另外，也是对岸田内阁的一种政治牵制，促使其在台海问题上跟着美国走而不向中国屈服。安倍涉台言论是其一贯的政治理念的集中暴露。早在1997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期间，他就强调“周边事态”应该包括台湾海峡。其实，在日本政坛和安倍持有相同立场的右翼政客还有不少，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其潜意识里一直挥之不去的“台湾情结”。
再从日本国内大环境来讲，我们知道，7月份日本有参议院选举，这对现在执政的岸田内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岸田提出“新资本主义”的政策理念，用中国人的话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普通国民的福利待遇，这个主张当然很好，但是它的前提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但现在日本经济确实处在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状态，众所周知，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它的经济发展与中日经济合作的密切度是非常关联的。时至今日，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在华日企超过三万家。中日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近1/4，约等于日本同美国及欧盟贸易额之和。对于众多日本企业而言，中国市场在其发展战略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日已形成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日本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如果岸田内阁要真正让国民经济发展，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就还是要和中国保持一个正常的关系。
因此，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况使得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很难轻易改变以往的政策。王键个人认为，岸田内阁恐怕在今年7月份参议院选举之前在涉台问题上还会继续采取相对低调的策略。另外，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这是中日两国必须要正面对待的一件事情，因此，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的一些右倾化言论还将持续，但真正做出突破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有关台湾问题的政治底线的动作，目前日本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一旦中日之间关于台湾的问题突破红线，中国绝不会在主权问题上退让，中日之间必将要出现巨大的政治动荡，这也是岸田内阁不愿意看到的。
王键认为，目前的台海局势，还是首先要看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关系一旦继续恶化，恐怕中日关系也要跟着变差，因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已经战略较量若干年了，美国已经认识到，想把中国简单地搞垮绝对是不可能的，美国也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几年的中美较量也使得美国更加认清中国的战略底蕴，幻想美军全力协防台湾似乎只是安倍与民进党当局的徒然美梦，所以日本仍然还处在一个战略对冲的位置，完全采取突破性的涉台战略，恐怕现在是不具备这方面能力的，日本国民也是不同意的。
括而言之，决定日本涉台政策趋变的是多种因素叠加的“复合逻辑”，鉴于无法单独正面挑战日益崛起的中国,日方遂将日美同盟的运用作为介入台湾问题的重要路径。而随着俄乌冲突等国际局势的急遽变化，日美同盟的共同利益急遽增强，合力介入台海问题就成为美日当下的战略选项，由此，未来日本涉台动态的动机、能力都在加大。
首先，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4周年，今年1月1日RCEP开始生效，从双边与区域角度来看，这本来是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契机，但基于日本涉台策略的急遽调整造成中日在安全领域尤其是台海地区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希望日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内外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实将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中去。王键指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写道，“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此后，中日两国的领导人在会谈中谈及台湾问题时，中方的表态是一致的，就是希望日本政府严格遵循对台湾问题的政治承诺，言之有信。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些不正确、不客观的涉台言论，很明显就是日本在履行有关台湾问题的政治承诺上出现了偏差。因此，我们要坚持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来处理中日之间的台湾问题。
其次，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们要积极地向日本政治家，学者、民众、社会介绍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要把我们党和人民对两岸统一，惠台政策以及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想法做一些介绍说明，让日本社会更深入、更多的了解。对于有些日本政治家的极端涉台言论，在正面批判的同时，我们也要多做一些沟通与对话，就如当年周恩来总理为推动中日复交付出的智慧与努力。王键希望，应该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到中国和平统一大政方针的核心内容，也是让他们明白，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愿望就是通过融合发展与和平对话实现统一，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受到了很多外国列强的侵略，长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今天我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目前还是唯一没实现国家统一的国家，由于民进党“台独“势力执政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仍处于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希望日方读懂并正面理解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段精辟论述，中国实现统一后对日本在台湾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是不会有任何损害的。“我希望日本民众以及在台日本侨民、日本企业也要更好地去了解一下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王键说。
王键表示，日本在短短几年内经历了安倍内阁、菅义伟内阁、再到现在的岸田内阁，现在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猜测，那就是日本越来越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向美国倾斜，这也是日美同盟的大背景所决定的。虽然日本似乎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采取“战略清晰“策略，而且有一些动作也显得很犀利，但它还是有一些顾虑，因为它还是特别希望保持和中国非常密切的经贸联系。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二战以后通过贸易立国形成了一个出口贸易型国家，所以它特别重视和中国现在已有的非常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因为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按照经济逻辑的规律，大多数在华日本企业仍计划扩大对中国的投资，日本经济界还是非常希望中日不要在政治上出问题。
试想，如果美国推行的“新冷战”带到东亚，直接损害是谁呢？中国的市场如果被打乱、被封锁，日本首当其冲就会受害，因此原来日本采取对冲模式的“战略模糊“，就是因为日本有它的国家利益，希望和中美都保持一定的沟通。但现在，如果日本要采取”战略清晰“，那么就要全面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多重打压，一旦采取了这样的政策的话，现有的中日合作格局就没有了，中国也很难与一个敌对的国家长期维系密切的经贸联系，那么在东亚的日本今后怎么自处？众所周知的是，现实中的日本已在对华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避免未来出现重大冲突的时候使日本在经济贸易上付出巨大代价。不管是之前的安倍还是现在的岸田都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动作，如从2020年9月安倍内阁就提出政府出资鼓励更多的在华日企转移投资。岸田内阁成立伊始就宣布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和隶属首相官邸的“经济安全协调员”，推动经济安保立法，再就是与美国设立2+2经济安保会晤机制等，反映出日本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开始采取“战略清晰”。日美两国还试图设立仿效冷战时期“巴统”的新机制，强化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但在将安全优先于经济的大国政治博弈中，日本对华强硬的“战略清晰”将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长期持续的过程。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尽管有一些日本右翼政治家试图推动岸田内阁改变涉台策略，并在经济上“去中国化“。但日本财务省今年4月20日公布的贸易统计初值（以通关为准）数据显示，从贸易逆差额的规模来看，日本目前已经来到了约7年来的历史高位；从进出口情况来看，在2021年度，日本出口和进口额均创下历史新高。期内日本对华出口额增加了14.9%，提升至18.26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178亿元）的高位，同样刷新了历史纪录，这反映出中日经济合作仍然是上升趋势，双方是互利互惠的。我们要正面告诫日方，中日经贸合作始终是互利共赢的典范，不能让输赢多寡的竞争逻辑主导和定义中日经贸关系。
王键认为，日本为应对中国而推动产业转移去东南亚基本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小、员工成本高等因素，很难盈利，甚至倒闭。岸田提出以”工资翻番“为具体目标的”新资本主义“，似乎高度重视民生经济，但实际上他把外交与安全看得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岸田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核心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石，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进一步提升与东盟、欧洲等的合作，以应对中国崛起。但岸田外交是根据其本国利益灵活掌握，随机处理。他要边走边看，与时俱进，我们也要听其言观其行。岸田文雄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在争取7月参议院选举得到高支持率，以实现他的长期执政。在参议院选举结果之前，他都不可能采取过于极端、过于突破性的一些动作，目前来说还是低调推进。但参议院选举之后的岸田外交与涉台策略如何调整，值得关注。
王键分析，安倍作为日本战后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下台后还接任了自民党最大的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安倍派）会长，这不仅反映了他个人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关键是他还有一个很强大的政治背景。安倍家族是出过两位日本首相（岸信介与佐藤荣作）的政治世家，加之日本的政治文化上的“江湖规矩”，直到今天在当地选区还有很强的家族势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岸田文雄当了首相，但其派别的影响力不足以与安倍派相比，所以他要尽可能保持党内派系平衡与协调，要把握党内各派系，并和安倍保持一定距离的政治平衡。
王键表示，按照日本官场的政治逻辑，安倍本人不会再出来竞选日本首相，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各个角度来讲，他已经长期就任日本首相，而他更想成为一个日本首相的“缔造者”。但是这也没那么简单，去年自民党总裁竞选时安倍推出的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对华政策上非常强硬，但到最后还是岸田胜选。而且近日传出参议院选举后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一职将被撤换，安倍也不打算将其纳入其派系。因为政治逻辑和现实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注意到安倍并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呼风唤雨，即便是安倍派里面还有一批年轻的政治家，比方说前首相福田康夫公子，现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福田达夫也有一些不同于安倍的政治观点。安倍现在的影响力是很大，但还是有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安倍在台湾问题等议题上屡屡对中国发出强硬言辞，也引发了日本政界以及一些媒体的不满，他们认为安倍在任上之时的言行和他卸任之后并不一致，大相径庭、霄壤之别。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家有他个人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可以完全不顾及社会正常舆论和逻辑的发展。因此，不宜把安倍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扩大解读，虽然安倍当首相足足7年零8个月，任上亦有一些经济、外交方面的积极举措，亦把日本社会向上升的方向引领，所以他的影响力有余波是正常的。但有日本资深人士指出，他并未留下任何值得夸耀的执政业绩。
中日关系改善交流沟通不能少
疫情之下，中日两国两年多几乎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官方、民间严重缺乏的相互信赖更是每况愈下。王键认为，对此，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东亚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日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关切，承担着越来越重的共同责任和使命。中日合作也是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由此，中日两国还是要合力改善，互利共赢，这就需要具有务实精神。中日关系既有严峻的一面，但也不是绝难实现改善，还是要有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很多事情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中日关系改善，中日两国都得利，中日关系恶化，中日俱伤而美国渔翁得利，所以，我们要更多地通过各种交流对话与沟通，让两国有识之士、两国人民都知道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两国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王键也说，日本普通老百姓更多关心地是日本国内的经济和疫情，以民生与福祉为主，对于安倍这类右翼政治家的政治游戏并无兴趣。另外，他也指出，日本涉华舆论中存在很深的意识形态偏见，在新闻报道方面，一些媒体起到了负面的作用，经常无限扩大地进行解读，造成很多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认知偏差。在改善中日关系的过程中，两国媒体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双方媒体在看待和报道相关问题时，需有大局观，更多聚焦务实合作，更多关注两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与民间交流，鼓励和促进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媒体是中日双方沟通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也是两国民众了解对方最主要的渠道，加强两国媒体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意义重大。两国媒体人士应秉承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多做全面、客观、积极的报道，为两国民众正确了解和理性认识对方发挥积极作用，为两国社会增信释疑、凝聚共识，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积聚正能量。
中评社香港5月5日电（记者 郭至君）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一些政客在台湾问题上的发声愈加频繁且出格，作为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的处理无疑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整体走向。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日本一些人士在台湾问题上的操作会给两国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中国大陆应该如何应对？岸田文雄是否会在战略选择上更加倒向美国？基于这些问题，中评社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王键，总体来看，他认为，目前日本的涉台政策因各种现实因素的考虑，逐渐加大配合美国台海战略的力度，愈加背离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但同时，中国也应以积极的战略协调对应，中国大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应该多多让日本各个阶层了解。
王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兼职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先后在日本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经济产业省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庆应义塾大学地域研究中心与法学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与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访学研究。
日本对台政策配合美国待时而动
王键表示，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是有很明显的改善的。比如，2017年习近平国家主席和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先后在德国汉堡和越南岘港两次会晤；2018年中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政府首脑互访，当年底还在中国成都举办了第八次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2019年习近平国家主席赴日参加20国集团峰会，并与时任首相安倍见面并达成中日大阪十点共识，可以看到，从2017年到2019年中日两国关系全面改善的一个转圜过程。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的时候基本上也都谈到了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多次对日方领导人讲，要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但是，自2020年开始，随着疫情蔓延，经济下滑等等各种因素，更由于日本对华战略的急遽调整，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2020年日本政坛出现了一些变化，2020年9月安倍因病辞职，随之成立菅义伟内阁，中日在围绕台湾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些非常明显、敏感的动态。号称安倍影子内阁的菅义伟内阁在有效防疫与振兴经济之间左支右绌。在内外多重因素的组合作用下，菅义伟不惜以牺牲中日关系为代价，试图联手美国深度介入台湾问题以摆脱执政困境。如2021年3月、4月的日美2+2安保会谈与日美首脑会谈，都公开对台湾问题表示严重关切；6月日本参议院全院一致通过支持台湾参加世卫WHA的决议案；7月时任副首相麻生“日美协防台湾”言论与“直接指向台湾问题”的《防卫白皮书》发表，再及8月、12月的日台执政党2+2安保会谈与2+2经济安保会谈等。2021年10月岸田文雄内阁成立。岸田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声称，将维持“非官方的实质关系”这一以往政府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日台间的合作和交流”。前首相安倍于12月1日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极大地冲击着中日关系，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犯规”动作不断，确实在中日之间造成非常大的震荡。
简言之，日本对华战略呈现出明显质变的态势，日本安保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台湾指向”意图愈加清晰。那么当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急幅倒退，是否意味着日本涉台策略要发生重大变化？王键认为，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