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刘兆佳谈中策组必要性
中评社香港5月4日电（记者卢哲）香港特区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在即，香港社会普遍关注新一届政府的架构重组，近期不少声音呼吁重设“中央政策组”等政策研究机构，以加强政府的战略和政策研究，研判内外形势，及把握社情民意等能力。
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近日正式公布的参选政纲来看，他提出的“四大政策纲要”中，首要是“强化政府治理能力”。而强化政府治理能力的首个“核心政策”是“提升管治能力”。李家超表示，会研究政府架构重组，强化战略谋划、政策硏究和整体统筹能力，提升施政效能。又提到会广泛吸纳人才，加入政府委员会、谘询架构等；同时善用智库的研究能力，建构优质、多元的智库生态，提升社会整体政策研究的活力。
相关内容虽然细节有待公布，但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对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的关注。那么符合社会期望的中央政策组（中策组）或者其他名称的研究机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对政府施政可带来什么作用？在现时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策组又承载什么新的功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深入剖析设立中策组之必要。
刘兆佳认为，纵观海内外，每个政府都应该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来协助政府从宏观、长远的战略角度来分析问题。尤其当今香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发展态势瞬息万变，香港内部亦面临许多挑战，多种制度及政策改革亟需推行。新一届政府不仅需要设立一个可以从“务虚”角度研究思考整体、长远发展问题的类似“中央政策组”的机构（无论其最终命名为何），协助政府更好地驾驭变化中的内外形势，找准香港发展的方向和定位，指导整个政府重大政策的制定实践，而且需要扩大这个政策组的规模和提升它在政府架构之内的地位。
具体来说，设立的“中央政策组”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第一，能专门深入研究越来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现时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整个国际格局在变化，并逐渐分为两大阵营——西方阵营及中国所领导的反西方霸权的阵营。而这一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断崩塌，对于香港一直作为中西方桥梁的角色会造成什么冲击。尤其要考虑及研究美国和西方遏制中国崛起、不断打击香港的形势下，对香港会造成的影响。
第二，要关注及研究国家机遇。
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向东移动，尤其是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以“一带一路”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体。香港要研究思考如何协助国家构建区域经济合作体，又可以从中抓住什么机遇发展自己。这其中必须要掌握国家发展的趋势、中央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国家对香港的政策能给香港带来的机遇和影响等。
第三，要研究香港内部情况。
包括掌握香港经济状况、政治局势、社会变迁、香港民意变化等。从而考虑如何提升管治能力和水平，推动香港经济、产业发展，如何破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包括土地房屋问题、医疗、贫穷及青年人上游等问题。
要做好应对未来危机的准备。
未来一段时间，香港会发生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危机，例如国际金融动荡，去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和金融去全球化加快、去美元化、区域战争、海峡两岸冲突等等，都可能给香港带来通货膨胀、民生困顿、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等冲击。
刘兆佳还强调，中央政策组能发挥多大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首及领导班子的重视程度。因此，发挥好中策组的功能，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必须得到特首和特区政府领导班子的充分信任及支持，并要求其他政策局与之密切配合。中策组提出的跨部门、跨政策局的政策建议，能够由特首及领导班子统筹、协调及推进。研究机构的地位也应该与政策局看齐。中央政策组不应该只为行政长官服务，而应该是整个特区政府的智库。
二，日后的中策组规模要比以前的中央政策组更大，有更多的人员及更足够的资金支持。因为现时国内外形势更复杂，要处理的问题更多，因此研究机构的人数必定不能少；同时中策组需要与香港、内地及国际的机构、智库合作，确保更全面的研究成果。因此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援。
三，需要积极招觅人才，尤其需要招揽熟悉亚洲事务的人才。研究人员现时在香港非常短缺，中策组应该在香港、内地及海外招觅相关人才。
四，要重视对外和政府内部的合作。
对外方面，中策组应该跟香港内外不同的机构、智库保持紧密联系，定期交流研究成果、经验，拓宽知识层面，瞭解更多香港及相关地区的发展情况。
对内，要与政府内部紧密合作。中策组必须跟政策局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不但能够向各政策局提供研究建议，也能够吸收政策局的工作经验，瞭解其各自在制定、推行政策中可能遇上的情况等等。
另外，对于社会热议的政府发言人及新闻统筹员制度，刘兆佳认为，政府确实需要一个专门领导和分管政府公关宣传策略的部门，来制定和处理政府的全盘对外宣传策略、通过公关策略影响媒体和塑造民意，包括帮助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得到公众的瞭解和支持，并能够有效应对各方的批评意见、特别是一些不怀好意的攻击和批评。
刘兆佳还强调，在研究和把握民情民意部分，政府不能认为只靠中策组就可全面掌握舆情。中策组可以收集政府和社会上各方面资讯加以整合分析，但政府各部门包括特首及主要官员其实亦拥有自己对民意的沟通与瞭解渠道。在收集和分析社情民意时，民政事务局应该担当主要的角色。
刘兆佳，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社会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涵盖社会及政治发展、比较政治、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发展以及香港社会政治发展，着有《思考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香港人的政治心态》、《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等。
问答全文如下：
政府需设专门研究机构协助探讨战略发展问题
中评社记者：自2019年以来，社会对于重新设立在本届政府中被取消的“中央政策组”的呼声一直很大。尤其随着选举临近，很多不同界别的声音都呼吁关注政府架构重组，尤其是要设立中策组。您作为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怎么看待中策组的功能？
刘兆佳：每一个政府都有个自己的政策研究室,或者内部研究机构，其实没有什么稀罕的。本届政府取消了这个研究机构，我反而觉得奇怪。
香港政府要管理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同时面对非常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又要推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特别是制度和政策的改革，还有非常复杂和变动不经的的社情民意，现在还要面对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议题。需要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来协助政府从一个宏观的、长远的战略角度来探讨问题。
所以我多年来倡议，需要重新设立一个更大规模的中策组、能够做到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研究越来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香港最近面对的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特别要考虑美国和西方遏制中国崛起和不断打击香港，香港与西方的关系愈趋紧张，会对香港造成的各种冲击和影响；要研究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逐渐分为两个庞大的阵营，一个是西方的阵营，另一个是中国所领导的一些反西方霸权的阵营，而西方阵营又在不同方面走向崩塌，世界格局的巨变对香港一直以来作为一个中西方桥梁的角色会造成什么冲击。
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东移动，特别移向东亚地区，中国要构建一个以“一带一路”为主体的一个区域经济合作体。一方面来说，香港要研究如何协助国家建构这种区域经济合作体，从中可以抓住什么机遇来发展自己，特别是要研究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现在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掌握国家发展的趋势、中央大政方针，国家发展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国家对香港所提出的各种对香港发展有利的一些策略。比如说参与国家的五年规划、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深港合作、前海扩容、人民币电子化和国际化等等，这些都是掌握国家变化、给香港带来机遇和影响，都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关注。
另一方面，要掌握香港内部状况，包括要更好地掌握香港经济状况、政治局势、社会变迁、掌握香港的民情民意变化，如何在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基础、扩大现有产业技术，引进更多的一些高科技的、高附加值的一些创新型的产业。从而破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土地房屋问题、医疗问题、贫穷问题，青年人上游的问题等等。
未来一段时间，香港很快也会发生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危机。比如说国际金融动荡，去全球化、去美元化等等这些问题。还要考虑会不会有一些区域性战争，以及海峡两岸冲突，会对香港带来什么影响，比如说将来可能会通货膨胀，资源短缺、中产阶层困顿、贫穷问题恶化、失业率上升等等，这些都会冲击香港、给香港的发展和稳定带来很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的讲法就是，政府必须有一个机构，它不需要处理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反而要从一个整体的、宏观的、长远的、战略的角度来在复杂的内外形势下，找准香港发展的方向和定位，研判香港所面对的危机和机遇，然后指导整个政府实践路线和重大政策的制定。在某程度上这个机构应该是务虚的，因为它不是负责行政管理的，而是着重思考问题的。
特首和政府重视中策组才可发挥更大作用
中评社记者：有观点认为，早前的中策组有些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也是导致后来中策组的功能被弱化的原因之一。您认为要如何才能发挥好中策组的作用？
刘兆佳：重点是这个中策组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第一，它必须得到特首和他的领导班子的充分支持和信任，然后才能够发挥它影响政府施政的作用，提出来的建议才会得到特首和政策局的支持、执行。就是说中策组提供的跨部门跨政策局的政策建议，要能通过特首和领导班子统筹、协调来推动。我尤其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中央政策组的领导人与特首和他的主要官员应该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如果中央政策组的领导人与特首和主要官员在政治立场上意见相左，则中央政策组便难以发挥作用。不过，这个问题在实现“爱国者治港”后应该再不是问题。
另外一点，它的规模要比以前的中央政策组更大。前几届政府的中央政策组的研究人员比较少，现时因为它要处理的内外问题比以前多得多，所以它的资深研究人员的数目就不能少，起码要有十几个二十个。要有强大研究能力，分工合作在不同范畴进行研究工作。另外，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它的研究，因为它不单是自己做研究，因为搞这些人手永远不足，所以需要有足够的资金，让它能够以合约的形式委托一些社会上的机构、智库、大学，包括内地及海外的一些研究机构来协助中央政策组的工作或单独进行专题研究。
在人才方面，香港本身的人才肯定也不够，所以除了本地人才之外，要思考如何招揽一些跟香港未来发展有关的研究人才。他们可以来自香港内部，也可以来自内地和海外。尤其可以招揽一些熟悉亚洲事务、特别是东南亚、中亚和南亚事务的人才。这些研究人员香港现在非常短缺。
同时，这个机构也应该跟香港、内地及海外的智库、大学建立密切联系，经常交流研究成果、经验，来拓宽它的知识层面，更多瞭解香港内部、其他地方和世界局势的发展情况。
在政府内部，中央政策组也必须跟其他的政策局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不但能够向其他的政策局提供一些研究的建议，也能够吸收其他政策局的工作经验，瞭解政策局在制定政策和推行过程当中所遇到过的情况等等。
我当年所在的中策组，主要是跟内地一些部门、智库进行沟通交流，然后写一些报告，让特区政府及官员更多瞭解过国家发展的情况。但我要承认，这一方面做的很不够。因为人手资源不足，而一些官员又不太积极。当然，当时中央政策组还没有能够做到跟政府其他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只做到为特首服务这个地步。在把中策组的工作与政府整体整合方面还是做的不足够。要做到这个地步，是需要特首大力支持，以及让其他部门愿意配合才可以。因此，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把这个策略研究机构做到不单只为特首服务，而应该跟其他政策局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
总之，由于香港接下来要面对的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也需要尽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国家五年规划，以及要更好驾驭香港政治局面、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破解一些深层次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研究机构作为一个让政府更能够掌握情况和制定相关施政路线和政策很有必要。
提升中策组地位可为整个政府服务
中评社记者：如果要推行跨部门的政策，中策组的编制地位是否要比较高？
刘兆佳：我觉得将来中策组这种研究机构的地位应该要达到政策局的地位，跟政策局看齐。由于他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也不需要执行某些政策，所以它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基本上跟特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希望它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的话，就需要特首去对它的工作高度支持和重视，并要求其他政策局跟它密切配合，这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不单纯是为特首服务，还为整个政府服务的一个研究机构。
这个机构叫什么名称我觉得无所谓，重点是它是一个研究单位。它不是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不是像一般的政策局一样每天做很多行政管理工作和具体的政策执行工作。这些不是中策组要做的，它应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从整体的角度，从战略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世界形势的变化，国家形势的变化和香港形势的变化，来制定一些发展定位、方向，提出一些重大的新的路线。中策组应该做这些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政策局又都应该有自己的另外一些研究人员，专门为它所负责的一些政策，特别是制定和执行工作，来做一些比较具体的研究。因为到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施政范畴的时候，研究者应该对某一个具体的政策局的工作非常熟悉，他才能把工作做好。中策组就应该从更高层次、牵涉到到政府整体的、香港整体的、长远的的、战略性的研究。当然，中央政策组的研究工作和各政策局的研究工作可以密切配合、相辅相成。
政府应多渠道把握民情不单由中策组包办
中评社记者：还有一个讨论的热点，是关于舆情民情的把握。不少人认为“修例风波”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取消了中策组，政府把握不到民意。您觉得中策组在这方面有什么作用？
刘兆佳：其实这方面的看法对政府也不太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把握民意，所有政府官员都有把握民意的责任。尤其是有些部门他掌握民意应该掌握得更好。比如说民政事务局，它的民政主任应该是每天都接触群众、瞭解群众的诉求等等，掌握民意这个事情不应该由一个中策组来包办代替。
但是中策组有一个责任，作为一个社情民意的集散地，它能够通过跟其他部门、特别是一些比较贴近群众的部门建立密切联系，从他们当中掌握一些材料，让中策组更好的收集和分析民意。当然它自己可以做一些收集民意的工作，特别是通过民意调查，或通过一些网站的民意研究分析。
但在我看来，掌握民意不可能是中策组可以垄断的。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对社会不同方面的人有他的接触，而中策组除了有自己收集民意的管道之外，也需要跟这些不同政府部门接触，看看他们掌握的民意，可以是普罗大众的民意，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精英的意见。这些方面也需要中策组跟不同部门的沟通，来让中策组能更全面的掌握社会各方面民意的变化。但不可能整个政府只是依靠一个单位来掌握民意，中策组人数也不是那么多。每一个主要官员包括特首在内，都有不同的管道来接触不同的民意，它需要有一个机构把来源不同的有关民意的材料收集整合分析，中策组可以做这个工作。它可以比较、通过具体的研究和更好地掌握政府内部不同部门所掌握的民意，作为总体的研究分析，这方面可以做，但不可能只靠它做。
过去中央政策组会分期分批委任一些来自社会不同界别和阶层的精英当“非全职顾问”，并通过与他们开会和接触，瞭解香港精英阶层的“民意”，特别是他们对政府施政的意见和对政策的建议。他们也因为参与了中央政策组的工作而增进了对政府工作的认识和提升了从政的兴趣。不少“非全职顾问”后来都当上了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法定机构的领导人和重要咨询组织的负责人。可以说，中央政策组也担当了政治人才的摇篮的角色。
中评社记者：现在各界讨论中策组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讨论到特首办“心战室”的角色。有观点认为除了中策组，新一届政府也很需要有新闻统筹员、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您认为这些角色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刘兆佳：新闻发言人这个功能本身是有必要的，但他不应该是“一个人”那么简单，他应该是一个团队，能够充分掌握特区政府基本政策，能够充分瞭解特区政府的决定和行动，能够为特区政府制定全盘的宣传策略，能够有效地把政府的立场、目标、政策、施政方向等等，对外解释清楚。尤其是能够对于一些针对特区政府的批评——无论来自香港内部，还是来自海外尤其来自西方的——做出反击。在这方面掌握一些话语权，不要让香港人受到误导，避免对特区政府造成不利影响。
其实这种发言人制度，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是很普遍的。发言人不单单是发言人，还要协助政府建立公关策略。具体来说，它不是中策组的一部分，它是分开的、专门领导和分管整个政府的公关宣传策略。目的是让政府施政得到公众的了解和支持，而且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一些来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特别是一些不怀好意的批评意见。
它也不是一个人出来解释一下政策这么简单。他是要思考怎么样去通过一个公关策略来影响媒体和塑造民意。加强市民对特区政府的瞭解和支持，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将来香港肯定会面对外部势力对特区政府不断的攻击批评等等，西方媒体会有不少片面、不实的报道，在香港受到西方不断打压下，这些情况可以预见得到。香港内部恐怕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政府要争取民意、舆论的支持，就需要有一批人处理好政府的对外宣传策略，也需要跟不同部门的做好协调沟通工作，统一政府的对外口径。重点是要做到统筹、制定总体计划，而且能够通过一个部门或一批人执行计划。现在政府在类似的工作上有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但在没有全盘计划下却没有发挥帮助政府推行统一的媒体公关策略的作用。
中评社记者：中策组有跟中央高层直接联络的角色作用吗？
刘兆佳：跟中央高层的对接上，不是中策组的工作、也不是研究问题。因为特首、政策局都有自己的对口单位。中策组是需要跟内地研究机构对口，不是跟部委联系。不过，我当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时候，因为个人过去的经历，与港澳办和中联办也保持经常和良好的沟通。
中央政策组是一个研究政策的机构，它对社情民情也好，具体的政策操作也好，比较多的是给特首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思路。内地其实也一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专为中共中央研究政治理论、政策及草拟重要文件的直属机关。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参事是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谘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这些研究机构都是专门做研究，把研究成果提供给决策者参考。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是以一个研究员的身份参与，而不是以一个政策执行者或者政策最重要的决定者的角色参与。
因此，对于香港来说，从一般政府的运作来讲，特别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内外形势，而且要推出各种各样制度跟政策改革。这种情况下，面对长远发展的很多不确定性和危机可能不断发生，政府有一批人能够不需要参与到日常行政管理，而且能够较为务虚地去研究思考与香港整体在复杂严峻形势下长远发展有关的问题，同时让政府能够更好地驾驭因为内外环境变动在香港所形成的形势，我觉得是有必要和有好处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林郑月娥政府上任伊始便解散中央政策组，并以一个完全由公务员领导的创新办代替至今仍然大惑不解。
中评社香港5月4日电（记者卢哲）香港特区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在即，香港社会普遍关注新一届政府的架构重组，近期不少声音呼吁重设“中央政策组”等政策研究机构，以加强政府的战略和政策研究，研判内外形势，及把握社情民意等能力。
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近日正式公布的参选政纲来看，他提出的“四大政策纲要”中，首要是“强化政府治理能力”。而强化政府治理能力的首个“核心政策”是“提升管治能力”。李家超表示，会研究政府架构重组，强化战略谋划、政策硏究和整体统筹能力，提升施政效能。又提到会广泛吸纳人才，加入政府委员会、谘询架构等；同时善用智库的研究能力，建构优质、多元的智库生态，提升社会整体政策研究的活力。
相关内容虽然细节有待公布，但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对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的关注。那么符合社会期望的中央政策组（中策组）或者其他名称的研究机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对政府施政可带来什么作用？在现时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策组又承载什么新的功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深入剖析设立中策组之必要。
刘兆佳认为，纵观海内外，每个政府都应该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来协助政府从宏观、长远的战略角度来分析问题。尤其当今香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发展态势瞬息万变，香港内部亦面临许多挑战，多种制度及政策改革亟需推行。新一届政府不仅需要设立一个可以从“务虚”角度研究思考整体、长远发展问题的类似“中央政策组”的机构（无论其最终命名为何），协助政府更好地驾驭变化中的内外形势，找准香港发展的方向和定位，指导整个政府重大政策的制定实践，而且需要扩大这个政策组的规模和提升它在政府架构之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