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疫情对国际秩序演变 影响深刻

李海东教授(会议直播截图)

  中评社北京5月2日电(实习记者 王诗馨)4月28日晚,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和UIC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共同举办了以“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疫情对国际秩序演变的深刻影响”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海东担任主讲嘉宾。他指出,从2019年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新冠疫情对国际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各国考虑制定各自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塑造着人们对国际秩序演变的认识,人们更加重视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在生态环境、公共卫生、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的作用。李海东强调,构建良性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大国合作,这是历史的教训,也值得人们始终保持警觉。

  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截至目前,全球已有五亿多人染疫,有六百多万人因疫情死亡。除了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害,新冠疫情为全世界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安全带来了巨大的综合性挑战。从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来说,从2020年至今,人们外出旅游的空间缩窄、许多相关的经济活动放缓,而这种变化对政治变动造成了深刻影响。李海东指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可以看作疫情对政局冲击较大的例子:在疫情爆发前,许多人预测特朗普依然会赢,但拜登却是最后赢家,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特朗普没有处理好疫情,导致失业人数飙升,从而为民主党提供了机会。这是疫情对一个国家政治演变产生深刻影响的突出鲜明的个案。此外,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相当严重的打击,许多国际组织在进行相关议程设定讨论时,也在密集地讨论疫情。由此可看出,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普遍的,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李海东指出,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国际秩序演变的大背景,探究国际秩序演变的实质所在,并预测国际秩序演变的未来走势。这些议题全都是格局型的大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李海东表示,人们思考、观察和分析国际秩序主要考虑的是国家间关系、维系和彼此互动的一些规则是什么,以及在这些规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制是什么。换言之,规则和与其匹配的机制,实际上成为了任何样式的国际秩序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核心构成要件。理论上的国际秩序,通常理解为世界各国都应当遵守一些规则,并且各国都应在此规则基础上建立的国际机制的约束下进行互动。然而,现实中不难发现,当前整个国际秩序,实际上有两套规则和机制:一套是联合国宪章宗旨所界定的规则,以及在此规则基础之上确立的联合国这一完整的体系;另一套是联盟的体系规则与机制,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体系的同质性与排他性;军事主导、确保绝对优势的敌我界定的明确性;主权相对性;经贸附属军事,且其发展所具有的堡垒性。

(会议直播截图)

  李海东指出,世界上很多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往往是以服务于或加强联合国的功能来开展活动,这样的秩序观被称为“大秩序观”。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愿意接受、难以拒绝并在实践中希望兑现或推行的秩序观,而这样的秩序观恰恰是确保当前整个国际秩序良性演变的基础,也是国家间关系能否良性互动的前提。与之相反的是基于联盟规则和机制的国际秩序,它被称为“小秩序观”,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在世界上不同区域构建了以它为中心,或以它为主导的联盟架构,这些架构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机制;这些机制表面上是区域性的,但是由于美国在其中的种种协调,使得联盟的一套规则和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成了不同于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秩序样式。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冲突性的,还是协调性的、互补性的、彼此加强的,这是我们观察当前国际秩序未来演进方向的一个切入点。

  李海东认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新兴经济体与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国际秩序、规则和机制,与以自身军事实力和联盟体系为基础的、追求霸权的国际秩序规则和机制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反映出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协调存在非常大的困难。相反,两种秩序观之间的竞争则无处不在。这两种秩序观在现实中有着剧烈的摩擦,在未来,这种摩擦只会越来越突出。

  谈到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转变中存在的大秩序观和小秩序观的关系的影响,李海东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其他专家的观点,总结出三种典型判断:第一种是认为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划时代的、颠覆性的,以基辛格为代表人物,他认为新冠疫情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会持续几代人,使现有世界秩序再也难以回到以前的状态,这种判断受到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以及商人的支持;第二种看法认为,新冠疫情不会颠覆、而只会加速既有国际秩序的演进,代表人物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傅莹认为,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的深刻变化,多极化进程在加快;第三种看法认为,新冠疫情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是有限的,不要对它的影响做过大的评价,代表人物约瑟夫·奈认为,全球化依然有活力,新冠疫情不会改变全球秩序,美国依然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

  李海东指出,新冠疫情实际上始终不断地更新著人们对国际秩序演变的基本观念,两年多全球抗疫的惨痛教训使人们逐渐更透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别的国家的安全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别的国家的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福祉与别的国家也是不可分割的。但在使这些观念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存在比较大的困难:现实中,不同国际秩序观的较量反而被强化变得更加激烈,从而加大了使一些合理结论变为现实的难度。   李海东将全球化比作水,将演变的国际秩序比作鱼,“水质好则鱼旺,水质差则鱼亡”。他强调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即全球化是整个国际秩序演变赖以存在的环境或背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两个核心支柱——经济的相互连接性和安全的普遍不可分割性均处在高强度的摇摆、晃动之中。疫情使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失业,阻碍了人员流动;使“胆小”的资本感到威胁,影响资本和资金流动;同时也阻碍了商品和货物的流通。因此,疫情阻碍了全球化各核心构成要素的顺畅流动,许多经济体通过树立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和关键企业,以此确保本国经济安全。这使经济的相互连接性变得脆弱。同时,个别大国对疫情的应对不是朝着加强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主导地位的方向走,相反则是沿着国内搞民粹、国外搞联盟的方向走,逐渐撕裂了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得出的“所有国家安全普遍不可分割”的原则,削弱了全球化中安全的普遍不可分割性这个要素。

  李海东指出,经济和安全两个领域的变化意味着当前国际秩序演变必然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呈现,它的前景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新冠疫情的强力冲击下,人们通过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是否重视生态环境、是否重视人类健康并在此方面做出贡献,来判断这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是否值得去支持并扩大其影响力。应对新冠疫情必须要国际合作,各国就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在更多的国际组织之中培育重视生态环境、重视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的文化,这凸显了在新的环境下加强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迫切性、必要性。而没有大国合作,就很难使联合国这个机制在解决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诸多挑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李海东强调,在疫情及其他的问题的解决中,大国之间如何合作变得极具挑战性。而客观的现实是,良性国际秩序构建离不开大国合作。一旦大国无法合作,任何国际秩序构建的未来都是不乐观的。这一点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也值得我们始终保持警觉。

李海东教授(会议直播截图)

  中评社北京5月2日电(实习记者 王诗馨)4月28日晚,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和UIC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共同举办了以“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疫情对国际秩序演变的深刻影响”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海东担任主讲嘉宾。他指出,从2019年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新冠疫情对国际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各国考虑制定各自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塑造着人们对国际秩序演变的认识,人们更加重视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在生态环境、公共卫生、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的作用。李海东强调,构建良性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大国合作,这是历史的教训,也值得人们始终保持警觉。

  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截至目前,全球已有五亿多人染疫,有六百多万人因疫情死亡。除了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害,新冠疫情为全世界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安全带来了巨大的综合性挑战。从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来说,从2020年至今,人们外出旅游的空间缩窄、许多相关的经济活动放缓,而这种变化对政治变动造成了深刻影响。李海东指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可以看作疫情对政局冲击较大的例子:在疫情爆发前,许多人预测特朗普依然会赢,但拜登却是最后赢家,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特朗普没有处理好疫情,导致失业人数飙升,从而为民主党提供了机会。这是疫情对一个国家政治演变产生深刻影响的突出鲜明的个案。此外,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相当严重的打击,许多国际组织在进行相关议程设定讨论时,也在密集地讨论疫情。由此可看出,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普遍的,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李海东指出,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国际秩序演变的大背景,探究国际秩序演变的实质所在,并预测国际秩序演变的未来走势。这些议题全都是格局型的大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李海东表示,人们思考、观察和分析国际秩序主要考虑的是国家间关系、维系和彼此互动的一些规则是什么,以及在这些规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制是什么。换言之,规则和与其匹配的机制,实际上成为了任何样式的国际秩序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核心构成要件。理论上的国际秩序,通常理解为世界各国都应当遵守一些规则,并且各国都应在此规则基础上建立的国际机制的约束下进行互动。然而,现实中不难发现,当前整个国际秩序,实际上有两套规则和机制:一套是联合国宪章宗旨所界定的规则,以及在此规则基础之上确立的联合国这一完整的体系;另一套是联盟的体系规则与机制,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体系的同质性与排他性;军事主导、确保绝对优势的敌我界定的明确性;主权相对性;经贸附属军事,且其发展所具有的堡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