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批疫情指挥中心变帝王单位 应回归制度
中评社台北8月13日电（记者 张嘉文）中国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今天召开有关防疫制度化议题的线上座谈会。会中多位专家学者质疑疫情指挥中心已运作一年半并非正常，更成了帝王条款下的单位，应该讨论何时卸任，让指挥中心能够从特别条例的紧急性走向防疫制度化的标准，唯有去除指挥中心的政治干预，防疫才能正常化、常态化。
“国政基金会”今天召开《新冠肺炎疫苗发展的瓶颈及解决之道（十四）–防疫制度化与疫苗自主权》线上座谈会，由永续发展组召集人陈宜民主持，邀请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前健康署长邱淑媞、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暨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翁晓玲、中国医药大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科主任卢敏吉、台北市议员张斯纲等人与会。
王任贤认为，应该要将新冠肺炎从第五类法定传染病改为第二、三、四类的法定传染病，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必须是一、五类法定传染病才“得”成立，唯有去除指挥中心的政治干预，防疫才能正常化、常态化，才不会出现中央扩权政治干预地方政府防疫。
邱淑媞强调，首先，疫情指挥中心在防疫上的作为很明显的失效，第二，疫情指挥中心虽依法授权，但却滥权。因此，由于疫情指挥中心失效又滥权，为了让防疫制度化，恐怕要先废止疫情指挥中心而回归正常。
翁晓玲则表示，民进党政府以制订特别法“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来取代“宪法”上的“紧急命令”制度，巧妙的规避了紧急命令的“短期限时性”、“高度“国会”控制”和“严格的法治主义”之要求。政府不强调疫情状态的“紧急急迫性”，反倒是透过前述“新冠肺炎特别条例”实施长达一年半的疫情警戒期间，似有意将紧急状态常态化，让人民逐渐习惯于此种自由权利处处受限的疫情生活。
翁晓玲认为，疫情指挥中心何时卸任，让指挥中心能够从特别条例的紧急性走向防疫制度化的标准，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法治精神。像是德国，如果只要有涉及任何人民权利的项目，就会颁布相关法令命令，就连戴口罩、施打疫苗等等措施都有相关法规命令，同时也受到立法监督审查，这才是应该有的法规制度。
张斯纲则说，我们有“卫福部”、疾管局，并不会因为没有疫情指挥中心就荒废疫情防治，或许过去疫情紧张的时候，会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权，但现在会以疫情相关后续策略跟疫苗施打等等的问题为主，所以应该要有一个波段性的处理，防疫是必要的，但是法律制度跟宪政制度应该要回到民主社会的基础，“行政院”才是最高指挥中心。
中评社台北8月13日电（记者 张嘉文）中国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今天召开有关防疫制度化议题的线上座谈会。会中多位专家学者质疑疫情指挥中心已运作一年半并非正常，更成了帝王条款下的单位，应该讨论何时卸任，让指挥中心能够从特别条例的紧急性走向防疫制度化的标准，唯有去除指挥中心的政治干预，防疫才能正常化、常态化。
“国政基金会”今天召开《新冠肺炎疫苗发展的瓶颈及解决之道（十四）–防疫制度化与疫苗自主权》线上座谈会，由永续发展组召集人陈宜民主持，邀请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前健康署长邱淑媞、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暨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翁晓玲、中国医药大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科主任卢敏吉、台北市议员张斯纲等人与会。
王任贤认为，应该要将新冠肺炎从第五类法定传染病改为第二、三、四类的法定传染病，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必须是一、五类法定传染病才“得”成立，唯有去除指挥中心的政治干预，防疫才能正常化、常态化，才不会出现中央扩权政治干预地方政府防疫。
邱淑媞强调，首先，疫情指挥中心在防疫上的作为很明显的失效，第二，疫情指挥中心虽依法授权，但却滥权。因此，由于疫情指挥中心失效又滥权，为了让防疫制度化，恐怕要先废止疫情指挥中心而回归正常。
翁晓玲则表示，民进党政府以制订特别法“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来取代“宪法”上的“紧急命令”制度，巧妙的规避了紧急命令的“短期限时性”、“高度“国会”控制”和“严格的法治主义”之要求。政府不强调疫情状态的“紧急急迫性”，反倒是透过前述“新冠肺炎特别条例”实施长达一年半的疫情警戒期间，似有意将紧急状态常态化，让人民逐渐习惯于此种自由权利处处受限的疫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