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及我应对之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莎(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7月27日电(中评社报道组)7月上旬,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为主题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行。论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七位中美问题专家学者围绕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拜登政府的3C组合策略、中美关系未来走势和中国的应对等问题深入交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莎在这次论坛上表示,对华政策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上台后,首先启动对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全面审议。目前拜登对华政策审议已基本完成,各部门纷纷发布审议结果,有公开也有秘密。拜登何时官宣其中国政策,备受期待。最近,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在亚洲协会的讲话引起广泛关注,他表示中美“被广泛称为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主要模式将是竞争”,被普遍解读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研判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谈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袁莎表示,拜登对华政策的制定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需要瞭解其背景。可以借鉴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权力结构、领导人风格、国内政治三个维度分析。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霸权护持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标。《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称,世界权力格局正处于重大“拐点”(inflection point),需要转向“大国竞争”。拜登将中国界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且是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对所谓“稳定和开放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即将中国视为头号的全方位竞争对手,长期对华竞争将是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战略重点。

  从领导人执政风格的角度看,拜登较为理性、谨慎,外交经验丰富,更加老谋深算。拜登对华政策融合了奥巴马和特朗普的路线,通过复盘和修正,设计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更难对付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上任近半年,所谓“拜登主义”外交路线已逐渐明朗,即依靠联盟、规则和价值观三大支柱。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华强硬却是府会、两党的罕见共识,打中国牌成为既有效且保险的政治伎俩。两党议员政客争相表现出对华强硬,不失时机地推动对华全面竞争甚至对抗的法案,意图将对华竞争法治化、系统化。例如参议院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即将在众议院外委会(7月12日)审议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参与法案》(EAGLES Act)等。这些动态将毒化美国内政中的涉华氛围,绑架白宫对华政策。   袁莎指出,在这个大背景下,拜登对华政策制定可以说是一场国内国际的双层博弈。对华竞争战略已是美国战略界共识,但是如何开展对华竞争,还没有确定。也是在对华政策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拜登政府提出了对华3C政策。国内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较为乐观,认为拜登对华政策更加理性、灵活、务实,给中美关系转圜打开机会视窗。第二种较为悲观,认为这是拜登的迷惑战术,模糊重点,对我战略麻痹,实质是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甚至对抗。第三种认为这是美国一厢情愿,将不同议题相互割裂,想合作就合作,想打压就打压,这是办不到的。

  通过梳理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道美国是如何实践3C政策的。

  其一,竞争全面铺开。拜登表示将从“实力地位”展开对华竞争,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的对华竞争。在国内,强本固基,加大对高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在国际上,主要依靠联盟、规则和价值观三个核心支柱。一是修复和整合联盟体系,拜登意识到对华竞争无法仅仅靠自身力量,拜登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开展旋风式外交,试图强化印太四方机制,调动跨大西洋关系,谋划东西两冀联盟布局。二是重塑国际规则,意图“规锁”对手,力图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重振全球领导力。三是开展价值观外交。鼓吹“全球民主倒退”,将大国竞争从权力结构矛盾上升为意识形态对立。还用价值观绑架其他议题,提出“科技专制”与“科技民主”的对立,并以意识形态的不可妥协性,动用军事、制裁、出口管制、供应链转移等手段等开展“大国竞争”。

  其二,合作较为黯淡。拜登团队此前提出中美可在抗疫、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进行合作,但我们看到这是言不由衷的,更多的是竞争。美国一直都拒绝同中国进行抗疫合作,如今又启动疫苗竞争,就新冠病毒溯源不断施压。气候合作虽然有些动作,但美国更多地是将中国视为其在全球气候议程、绿色经济和清洁能源等高科技领域领导权的挑战者,未来,美国还会拉拢西方国家建立相关气候规则,对华加大施压。核不扩散领域,在伊核、朝核问题上对中国既有拉拢,也有忌惮。

  其三,对抗日益凸显。虽然拜登表示不愿与中国陷入新“冷战”,但从实际上,当前美对华对抗一面非常突出。军事领域,美国国防部将中国视为“步步进逼的威胁”,军力部署重心进一步转向亚太,2022财年国防预算提案中划拨50.9亿美元用于“太平洋威慑计划”,比2021财年国防预算案投入翻倍。高科技领域,进一步泛化国家安全,利用商务部“实体清单”、国防部的“涉军企业清单”等促使科技脱钩。经贸领域,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白宫公布供应链审查报告提出将建立“贸易打击小组”(trade strike force)加大对华施压。价值观领域对抗更为激烈,在涉疆、港、藏等议题上与我针锋相对,巧立名目,大力制裁,甚至通过劳工部的“强迫劳动产品清单”推动市场脱钩。白宫近期也发布将反腐败确立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备忘录,将通过反腐打压中企和一带一路倡议。

  由此可见,拜登对华3C政策中,确实存在厚此薄彼的情况,竞争和对抗一面凸显,合作一面较不足。   袁莎也说,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执行下去,能否奏效,也会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响,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经凸显。

  一是美国与盟友间的矛盾。拜登宣布“美国回来了”,但是美国信誉在特朗普时期遭受重创,如今美国能否赢回盟友信任,美国真的回来吗?美国能回来多少?美国要回来多久?美国是否会要求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美国盟友也担心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困境。此外,美国与盟友之间有不同利益诉求,例如美欧在能源、数位税、伊核、巴以等议题上的分歧较大,美俄走近会伤及美欧同盟。亚洲盟友对中国也合作有更大的利益。

  二是美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矛盾。美国二战后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内政高度契合。但如今,美国自觉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美国优先”理念和“特朗普主义”潜流依然存在,“购美国货”“疫苗民族主义”都体现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产阶段外交政策”正是为了统筹外交与内政,但是也反映出现美国外交目标与国内利益出现脱节。具体而言,美国到底能为盟友做什么,能为“重建更美国世界”B3W之类的倡议拿出多少真金白银也未可知。

  三是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中美关系极具重要性和复杂性。拜登从审议和复盘中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提出对华3C政策不一定完全是虚伪的,也是反映出拜登评估对华政策之后的结果。例如坎贝尔曾撰文提出中美要竞争,但不能要灾难。如何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包括经济诉求,安全诉求,价值观诉求等,是拜登对华政策面临的挑战。

  那么,中国要如何应对?袁莎表示,中美竞争将是一场长期博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在三个方向努力。一、修炼内功,增强自身竞争力。大国竞争最终比拼的是综合国力。时间在我一边,应该有战略耐心和战略智慧。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克服人口结构压力、环境污染等瓶颈。尤其要发挥政治稳定和社会凝聚力、动员力的比较优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弯道超车。

  二、扩大朋友圈,打破遏华联盟。美与盟友伙伴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尤其要经略好周边,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尊重欧洲“战略自主”,坚定地站在发展中世界的一边,争取中间力量。深度嵌入国际和地区机制,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来对抗美国虚假的多边主义,阻止美国另起炉造建立排华小圈子。当前,我国外交面临“后疫情外交”的挑战。疫情的上半场,美国在抗疫和疫苗援助方面输给了中国,想在下半场率先恢复线下首脑外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更大的压力,我也需要尽快设计可行的、更有能见度的外交动作。

  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理性、务实的正轨。对于中美关系,不能陷入结构决定论,不能淡化行为体的施动性。其一,要针锋相对地对美斗争,划定底线红线,与美界定好竞争的边界,管控好竞争。拜登想以规则制华,我们也需要同美国建立竞争的规则,防止恶性竞争和冲突失控。其二,要拓宽合作领域。即使在冷战时期,美苏在军控、太空、传染病防治等领域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跨国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和合行性更加凸显,包括疫后经济复苏、疫苗互认,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就网路安全、资料隐私、虚假资讯等问题加大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理等。美国大放水抬高通胀压力,需要与中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近期也有共和党议员敦促拜登取消对华关税。经贸是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摩擦点,现在可能会再回归稳定器的作用。其三,重启对美人文交流和对话。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并未有定论,近期涌现出多位重量级政界和学界人士呼吁更加理性的对华政策。例如,桑德斯、艾利森等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反对放弃对华接触。逾40个美国进步团体致函拜登,警告中美冷战将导致气候崩溃。美国经济学界也重要浮现“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的讨论。外交接触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美首脑会晤、正式互任大使就是契机,恢复领馆。也要多与学界、商界、地方、媒体接触,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敦促中美关系转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莎(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7月27日电(中评社报道组)7月上旬,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为主题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行。论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七位中美问题专家学者围绕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拜登政府的3C组合策略、中美关系未来走势和中国的应对等问题深入交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莎在这次论坛上表示,对华政策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上台后,首先启动对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全面审议。目前拜登对华政策审议已基本完成,各部门纷纷发布审议结果,有公开也有秘密。拜登何时官宣其中国政策,备受期待。最近,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在亚洲协会的讲话引起广泛关注,他表示中美“被广泛称为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主要模式将是竞争”,被普遍解读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研判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谈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袁莎表示,拜登对华政策的制定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需要瞭解其背景。可以借鉴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权力结构、领导人风格、国内政治三个维度分析。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霸权护持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标。《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称,世界权力格局正处于重大“拐点”(inflection point),需要转向“大国竞争”。拜登将中国界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且是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对所谓“稳定和开放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即将中国视为头号的全方位竞争对手,长期对华竞争将是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战略重点。

  从领导人执政风格的角度看,拜登较为理性、谨慎,外交经验丰富,更加老谋深算。拜登对华政策融合了奥巴马和特朗普的路线,通过复盘和修正,设计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更难对付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上任近半年,所谓“拜登主义”外交路线已逐渐明朗,即依靠联盟、规则和价值观三大支柱。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华强硬却是府会、两党的罕见共识,打中国牌成为既有效且保险的政治伎俩。两党议员政客争相表现出对华强硬,不失时机地推动对华全面竞争甚至对抗的法案,意图将对华竞争法治化、系统化。例如参议院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即将在众议院外委会(7月12日)审议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参与法案》(EAGLES Act)等。这些动态将毒化美国内政中的涉华氛围,绑架白宫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