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创建对选官制度变革的影响

　　中评社北京8月3日电／据光明日报报导，隋唐盛世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科举制度创建直接推动了贵族官僚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变。东晋南朝以来，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皇权主要依靠士族支持，以致皇权极不稳定。隋文帝取代北周之后，为了防止“关陇集团”等士族势力过分强大，威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实行了“偃武修文”的政策，废除了士族赖以维系的选举工具——察举制，打破了以门第和军功为主的选拔标准，通过文学、才能等治理国家的专门文化知识，选拔青年才俊参与新政权的管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的民主化。从而解决了士族累世公卿、武断乡曲的严重社会问题，为成就唐代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奠定了后世王朝选官的基本格局，在中国选举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打破出身观念——取士不论门第、职业与地域

  隋唐时代科举考试设科招考不论门第、地域、行业等出身，开创了选人不论出身的传统。一是不论门第出身。针对察举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士族子弟坐至公卿、累代为官，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科举制打破了门第观念，允许士人“怀牒自进”，不辨士庶。唐代科举考试旨在选拔英彦，“士无华腴寒素”之辨，无论“流品之人”还是“寒贱之子”，都可以自由报考，使“朝为匹夫，暮为卿相”成为现实，从而打破了魏晋以来社会阶层的壁垒，实现了社会流动，为文官队伍提供了新鲜血液。丈夫读书便是“随身宝”的观念深入人心，诸如李义府、郭正一、张九龄、韩愈等宰相、文宗均起自寒素，以进士及第改变命运。二是不辨行业出身。唐初科举考试限制浊吏、商贾子弟应举，但中晚唐的这种限制逐渐被打破。唐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寒素子弟立志读书、登科入仕、跻身新贵、改变门庭的最有效途径，就连士族子弟也不得不“勉强随计”，参与科举竞争，以保持门第的不衰。三是不论地域出身。唐代科举考试充分考虑大一统王朝疆域广大、各地文化水平差距的问题，按照诸府州文化程度、人口数量等因素分配各府州的解额，以照顾边远、落后地区举子的应试资格，笼络天下英才。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杜绝“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在科场竞争中“不劳而成”的现象。中央省试最终及第者多为京畿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举子，“京兆解”前十名等同及第与荆州“天荒解”形成了巨大反差。解额分配还导致落后地区的举子到京畿等文化较为发达的府州“冒籍”取解，与现代高考移民颇为类似。开元以后，中央屡次下令严禁举子到他州冒籍取解，但始终没有解决冒籍问题。不过，总体而言，唐代科举考试实行解额制度，以平衡地域文化、人口和地缘差距，不仅对笼络天下人士、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历代地方解额分配和金代南北榜和清代“苗额”等制都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