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剑：客家为什么“红”？
中评社香港7月12日电（记者 沈而忱 段晓鲁）由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主办的“1921－2021：百年记忆·红色客家”暨“讲客堂”第九讲7日在香港举行。广东省嘉应学院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德剑教授以《解读红色客家——以梅州为重点的分析》为题发表线上演讲。宋德剑指出，客家地区的山区环境有扎实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客家崇文尚武的文化土壤，又孕育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和富于反抗的革命性。这些因素造就了客家的“红”。
“中共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都发生在客家地区，包括瑞金苏维埃成立、寻乌调查、长征出发、古田会议、九月来信、多条红色交通线开辟等。”宋德剑介绍道，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都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等客家地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重要文件，并选举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63名。11月25日组成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至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宋德剑提到，瑞金苏维埃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对于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国家的初步尝试，在其后近三年时间里，在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谈及红军长征，宋德剑说，客家地区宁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红军撤出江西瑞金，开始长征，于1936年10月完成三大主力会师。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翻雪山、过草地，辗转14个省份，三大主力会师，从此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谈及“九月来信”，宋德剑表示，1929年8月上旬，陈毅亲赴上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红四军党内在建军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李立三、陈毅集体讨论，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下发《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因该信于9月28日下发，史称“九月来信”。信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要求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强调党的一切权力应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并指示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从中央九月来信，到红四军前委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再到古田会议的召开，前后相距三个月。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关键作用的则是客家地区梅县松源，它为后续的扩大传达和古田会议的召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谈及古田会议，宋德剑表示，1929年12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陈毅主持大会并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朱德分别作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总结了红四军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古田会议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谈及红色交通线的开辟，宋德剑说，中央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而途经广东梅州大埔被称之为“中央红色交通线”，是唯一一条未被敌人摧毁的交通线。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仍保持畅通，史称“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大埔交通中站与其他交通站有所不同，在其独特的特点：第一，交通中站负责人实行任期制，每任一年。第二，创建了进入中央苏区同志的政治纪律，服从交通站的身份安排，按不暴露身份的保密纪律进行乔装。第三，制定了信息安全与接送制度。同时，大埔的党组织和民众直接参加了交通站的组建和交通工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闽粤赣客家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反围剿战争，创建中央苏区，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道路，为后来新中国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宋德剑指出，客家地区是红军的故乡和共和国将帅的摇篮，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留下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一大批红军将帅的光辉足迹。广东苏区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血与火的洗礼，铸就了“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艰苦奋斗、争创第一、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
客家为什么能“红”？
宋德剑表示，客家地区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路线实践的最好区域。首先，人民比较贫困，因此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其次，多处于闽粤赣交界的边陲山区，是国民党管治的薄弱区域；第三，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交通便利，河流和小道遍布，客家人之间方便互相联系、互相交流。因此，中国共产党较易在这些客家地区发动广大群众，把群众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斗争激发起来，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宋德剑表示，客家人还有团结奋进的精神，从客家建筑“围龙屋”可以看出，一个家族聚居一幢围楼建筑中，互帮互助。后来，这种血缘的团结奋进精神上升到了家国情怀，面对压迫不屈不挠，具有反抗的革命性。
中评社香港7月12日电（记者 沈而忱 段晓鲁）由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主办的“1921－2021：百年记忆·红色客家”暨“讲客堂”第九讲7日在香港举行。广东省嘉应学院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德剑教授以《解读红色客家——以梅州为重点的分析》为题发表线上演讲。宋德剑指出，客家地区的山区环境有扎实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客家崇文尚武的文化土壤，又孕育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和富于反抗的革命性。这些因素造就了客家的“红”。
“中共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都发生在客家地区，包括瑞金苏维埃成立、寻乌调查、长征出发、古田会议、九月来信、多条红色交通线开辟等。”宋德剑介绍道，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都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等客家地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重要文件，并选举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63名。11月25日组成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至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宋德剑提到，瑞金苏维埃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对于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国家的初步尝试，在其后近三年时间里，在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谈及红军长征，宋德剑说，客家地区宁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红军撤出江西瑞金，开始长征，于1936年10月完成三大主力会师。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翻雪山、过草地，辗转14个省份，三大主力会师，从此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谈及“九月来信”，宋德剑表示，1929年8月上旬，陈毅亲赴上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红四军党内在建军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李立三、陈毅集体讨论，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下发《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因该信于9月28日下发，史称“九月来信”。信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要求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强调党的一切权力应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并指示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从中央九月来信，到红四军前委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再到古田会议的召开，前后相距三个月。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关键作用的则是客家地区梅县松源，它为后续的扩大传达和古田会议的召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