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给台海两岸的启示
中评社╱题：乌克兰战争给台海两岸的启示 作者：赵春山（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
【摘要】台湾不是乌克兰，中共也不是俄罗斯，美国在台、乌的利益更不一样；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台湾面临的安全困境，可能比乌克兰小，也有可能更严重。我认为两岸从乌克兰战争得到的启示，不应只是“备战”，而是如何“避战”。俄乌作战的结果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两岸都不应轻启战端。
1998年5月2日，当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扩张后，有“冷战之父”之称的美国资深外交官肯楠（George F.Kennan）就预言：“这是一埸‘新冷战’的开端。北约一旦扩张，俄罗斯会逐步做出对美国相当不利的反应。”肯楠的话一语成谶。
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本就没有好感，一度视俄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随着乌克兰战争局势的升高，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形容，也从过去的“刽子手”，转变为现在的“战犯”，拜登今年3月的欧洲之行，26日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说时，脱稿直指普丁“不能继续在位掌权”。尽管白宫事后试图转圜，但美俄关系仍频临破裂的边缘。
从冷战时期的经验看，美苏关系影响中美关系，而两岸关系则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进入“新冷战”时期，上述三个双边关系，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将是其中的一个变数。
壹、北约东扩启动“新冷战”
普丁以反对北约东扩为名出兵乌克兰。冷战结束后，北约分别吸收了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使俄罗斯逐渐失去战略缓冲空间。中共支持普丁的立场，认为“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尊重”；但俄罗斯承认乌东地区“两小国”独立的举动，让基辅因内部出现“国中之国”而坐立难安。国际政治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安全需求，从“相对安全”提升至“绝对安全”时，所谓“合理安全”，就成了扩张主义的代名词。
肯楠战后设计的围堵政策，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在欧洲，推行此项政策的具体产物即是北约。就西方国家的观点看，普丁出兵乌克兰还有他潜藏的一个野心，即扩大俄罗斯的地缘势力版图，恢复昔日帝国的光釆。苏联解体让许多俄国人“若有所失”，他们抱怨西方承诺提供的经济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对于俄国从世界超强落至向外“摇尾乞怜”的地步，感到不胜唏嘘。
乌克兰战争加深了中美两国的战略亘疑。美方一直认为，中俄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冬奥期间的会面，中方事先应从直接或间接的管道，获知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讯息，但中方没有加以阻止。当然，中俄两方都否认美方上述的说法。中美双方曾针对乌克兰问题，多次进行高层协商，包括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3月14日在意大利罗马的会晤，以及习近平和拜登3月18日进行的视频连线通话，但皆未取得实质进展。
在“习拜会”中，拜登提到“四不一无意”的说法:“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拜登此说被认为对中共释出善意；但中共质疑美国是否言行合一，以及行政部门能否具体落实。
中共对美方关注的乌克兰战争，也以“三不”来回应：不以“入侵”谴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不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阵营，以及不承认对俄罗斯作战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习近平认为中共对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一事，会“独立自主作出判断”，显然不想被西方带进这场战争的漩涡。
这次“习拜会”的最大共识是：双方都支持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但习近平套用中国的两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和“解铃还须系铃人”，指出关键是“当事方”的俄乌之间，以及美国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应开展对话，“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中共显然不愿充当“调人”的角色。
贰、乌战凸显俄罗斯的国际角色
乌克兰战争打打谈谈，前景未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曼（Thomas L.Friedman）盘整了下列三种可能出现的结局：
一是“全面的灾难”（the full-blown disaster）。普丁必要时会杀害更多人和摧毁更多的乌国基础设施，以消除乌克兰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和文化，并且颠覆乌国领导阶层。
二是“骯脏的妥协”（the dirty compromise）。若乌克兰军民在俄军闪电战中挺得够久，让经济制裁造成俄罗斯的经济严重受损，从而促使双方被迫接受妥协。妥协的内容包括：以停火和俄军撤退，交换俄国将本已实际控制的乌东地区纳入境内；乌克兰明示永不加入北约；美国及其盟友同意取消对俄经济制裁。
三是“救赎”（salvation）。俄罗斯民众效法乌克兰人民目前的表现，鼓足勇气和决心争取自身的自由，把普丁驱逐下台。
佛里曼是从西方的观点作出“想定”；我认为“新冷战”如果像肯楠所说，是滥殇于北约东扩，则俄乌战后形成的国际战略格局，会因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出现一个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风貌。因为，敌我关系改变了，相关力量对比也产生了变化。
俄军因错估形势出师不利，遭到乌军顽强抵抗。无论战争以何种型态收场，俄罗斯的国力都会严重受创。但俄罗斯地大物博，它的“基本盘”还在，尤其是军工实力。何况，这场战争已突出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际角色，俄罗斯在战后形成的国际战略格局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或许这就是普丁发动这场战争所要达成的一个政治目标。
拜登曾表示，乌克兰战争是代表一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真正斗争”，这就把中俄一起打入了敌对阵营。不可否认，冷战初期的国际体系，确是建立在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对立的基础上，但地缘政治利益随后打破了价值和制度的鸿沟，形成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苏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共为了安全利益而“联美制苏”；美国为了“联中制苏”，不惜与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的中共接触。
“苏东剧变”后，美国成为世上唯一超强，但却陷入一场非传统安全的战争之中，反恐和金融海啸都让美国元气大伤。川普执政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的“退群”行动使西方联盟群龙无首，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俄军侵乌为美国重建大西洋联盟关系，提供了一帖“强力黏合剂”，这是拜登的竞选承诺，他要恢复因前任“单打独斗”而日趋式微的美国世界领导地位。
拜登政府不会只关注欧洲，他试图让美国的亚洲盟友相信，华府不会因欧洲有事而忽略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拜登今年三月在与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至少6次提到“印太地区”。事实上，拜登上任后即积极透过“三四五”，即澳、英、美“三方安全联盟”（AUKUS），美、日、澳与印度“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澳、加、纽、英、美“五眼联盟”（FVEY），来推动其前任留下的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遏制中共。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3月30日在安徽屯溪会晤。王毅在会上指出，“2022年以来，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新的考验，保持着正确前进方向，体现出坚韧发展趋势。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加坚定，推进各领域合作的信心更加牢固。”
中共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习近平上任后就把莫斯科作为首次出访的对象。普丁因发动侵乌战争成为众矢之的，特别需要中共的支持，但也让中共的立埸相当尴尬。有人认为中共基于本身的利益，不应在这场乌克兰战争中，被俄罗斯“绑在一起”，成为美国施压的对象；但目前中俄关系处在最佳状态，虽然双方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但如果美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两方面，进一步深化与中俄两国的对抗，则为了因应新的情势变化，我们不排除有中俄联合对抗美国的可能。
亚太地区最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从对抗升高为冲突的战埸。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今年3月26日访问美国，他与拜登举行会谈后表示，乌克兰战争影响亚太地区，这个地区存在潜在热点和争议议题，若不善加管控，可能升高为公开冲突。
李显龙虽未明白指出，但台海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热点。英国《经济学人》就形容台湾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乌克兰战争虽暂时转移外界对台海的注意力，但两岸紧张情势并未因此出现缓和的迹象。川普即认为，乌克兰灾难之后，下一个就是台湾。
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川普的评论令台湾内部许多人感到不安，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随即在台湾和国际社会，引起广泛讨论。我认为台湾与乌克兰的内外处境，确有下列三项共通之处：
第一、台湾与乌克兰内部皆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问题。莫斯科指责乌克兰实施“去俄罗斯化”；北京则认为台湾进行“去中国化”。
第二、台湾与乌克兰皆具重要战略地位。乌克兰为俄国与西方交汇前沿，被视为俄罗斯的安全缓冲；台湾位居“第一岛链”，有西方专家指出，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在西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可能更自由，甚至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远至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基地。
第三、台湾与乌克兰分别面对中、俄两强，都处在与对方实力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台、乌除思考“不对称作战”外，为了维护自身安全，都期待美国与其盟国能提供必要的防卫协助。
但台湾不是乌克兰，中共也不是俄罗斯，美国在台、乌的利益更不一样；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台湾面临的安全困境，可能比乌克兰小，也有可能更严重。
从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经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对俄军再次入侵应有心理准备；但美国与西方的“按兵不动”却让他情何以堪。因为，根据1994年12月签订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在乌克兰交出核武器后，现有领土的独立和主权应受尊重，并且免于受到武力等方式的威胁。乌克兰现在的处境，像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拜登不会忽略台湾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价值。拜登不仅承续前任支持台湾的政策，并把台湾视为他“民主联盟”的重要一员。拜登在许多外交场合讲话时提到台湾，并且成功促使美国的亚欧盟国领袖，在与他会面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公开表示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切。在乌克兰战争的紧张时刻，拜登政府于2月28日派遣一个由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穆伦（Mike Mullen）率领，成员包括卸任的美国国防与国安官员在内的代表团访问台湾，目的即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台湾关切的是一旦中共对台用武，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应。拜登政府对此一直维持“战略模糊”，这让台湾有些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乌克兰因地理位置并未直接触及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不愿出兵，而是依赖北约多边组织相助；但美国基于本身的地缘战略利益，却有出兵台海的可能性。一旦美国决定出兵，只能靠像日美安保这样的双边条约来分担防卫责任。有军事分析家认为，美国在日本南部距离台湾几百哩的军事基地，以及驻扎东京附近的美国第七舰队，可以迅速采取干预行动。
伍、两岸从乌战汲取的教训
两岸关系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俄乌之间的关系。中共对台政策有自已的一套整体规划，仍以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为主轴，不会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但从军事观点看，中共会从乌克兰战争的过程，汲取一旦决定对台用武时的作战经验，包括交战双方的用兵、外力可能作出的反应，以及中共必须付出的代价。
乌克兰战争改变了台湾民众对美国协防台湾的看法，也加强了台湾自我防卫的意识。TVBS民调中心3月23日发布了一份《俄乌战争与两岸议题民调》，显示若两岸发生战争，有55%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高于30%的相信，另外14%没有表示意见。整体而言，民众相信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较十年前低了将近三成。未来如果两岸发生战争，有62%民众表示愿意为保卫台湾而上战场，但也有26%民众并不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另外11%没有表示意见。
我认为两岸从乌克兰战争得到的启示，不应只是“备战”，而是如何“避战”。俄乌作战的结果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两岸都不应轻启战端。《外交家》（The Diplomat）2021年11月9日曾刊登国际学者穆春山（Mu Chunshan，音译）的一篇评论文章，他认为真正希望台海开战的，其实是下列三类族群：
一是为了阻止中国发展，激烈表态帮助台湾的西方国家人士；二是相信即使台湾独立，中共也会因为代价太高而不致动武的“台独理想派”；三是天真的中国爱国主义者。在他们心中，即使开战会带来庞大损失，但只要收复台湾，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近年两岸关系紧绷，引起新加坡政府的关切。李显龙此次访美期间，即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的对话会上，谈到了台湾问题。李显龙表示：“我们都希望看到台湾的现状能持续下去，如果有改变，绝对不能以暴力或非和平方式。这很难处理，不仅牵涉经济、战略问题，也关乎政治和当地民众的感情。所以这是长期才能处理的事。”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显龙毕竟是全球华人社会的杰出政治领袖，深刻瞭解两岸的政治形势和两岸人民的想法。新加坡多次在海峡两岸官方交流中担任第三方角色，包括1993年的“辜汪会谈”和2015年的“马习会”。身为地主国，新加坡能以细腻的外交手腕，协调极具敏感性的两岸对话问题，结果宾主皆欢，可说相当不易。
穆春山指出，台海开战必定影响数十亿人的生命安全，必须避免战争即将来临的想像，这只是迎合了少数人的利益。至于如何跳出危险境地，穆春山提议，华府、北京和台北当局均须冷静下来，并由一个调解方负责为局势降温，而新加坡不失为一个选择。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5月号，总第293期）
中评社╱题：乌克兰战争给台海两岸的启示 作者：赵春山（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
【摘要】台湾不是乌克兰，中共也不是俄罗斯，美国在台、乌的利益更不一样；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台湾面临的安全困境，可能比乌克兰小，也有可能更严重。我认为两岸从乌克兰战争得到的启示，不应只是“备战”，而是如何“避战”。俄乌作战的结果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两岸都不应轻启战端。
1998年5月2日，当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扩张后，有“冷战之父”之称的美国资深外交官肯楠（George F.Kennan）就预言：“这是一埸‘新冷战’的开端。北约一旦扩张，俄罗斯会逐步做出对美国相当不利的反应。”肯楠的话一语成谶。
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本就没有好感，一度视俄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随着乌克兰战争局势的升高，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形容，也从过去的“刽子手”，转变为现在的“战犯”，拜登今年3月的欧洲之行，26日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说时，脱稿直指普丁“不能继续在位掌权”。尽管白宫事后试图转圜，但美俄关系仍频临破裂的边缘。
从冷战时期的经验看，美苏关系影响中美关系，而两岸关系则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进入“新冷战”时期，上述三个双边关系，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将是其中的一个变数。
壹、北约东扩启动“新冷战”
普丁以反对北约东扩为名出兵乌克兰。冷战结束后，北约分别吸收了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使俄罗斯逐渐失去战略缓冲空间。中共支持普丁的立场，认为“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尊重”；但俄罗斯承认乌东地区“两小国”独立的举动，让基辅因内部出现“国中之国”而坐立难安。国际政治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安全需求，从“相对安全”提升至“绝对安全”时，所谓“合理安全”，就成了扩张主义的代名词。
肯楠战后设计的围堵政策，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在欧洲，推行此项政策的具体产物即是北约。就西方国家的观点看，普丁出兵乌克兰还有他潜藏的一个野心，即扩大俄罗斯的地缘势力版图，恢复昔日帝国的光釆。苏联解体让许多俄国人“若有所失”，他们抱怨西方承诺提供的经济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对于俄国从世界超强落至向外“摇尾乞怜”的地步，感到不胜唏嘘。
乌克兰战争加深了中美两国的战略亘疑。美方一直认为，中俄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冬奥期间的会面，中方事先应从直接或间接的管道，获知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讯息，但中方没有加以阻止。当然，中俄两方都否认美方上述的说法。中美双方曾针对乌克兰问题，多次进行高层协商，包括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3月14日在意大利罗马的会晤，以及习近平和拜登3月18日进行的视频连线通话，但皆未取得实质进展。
在“习拜会”中，拜登提到“四不一无意”的说法:“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拜登此说被认为对中共释出善意；但中共质疑美国是否言行合一，以及行政部门能否具体落实。
中共对美方关注的乌克兰战争，也以“三不”来回应：不以“入侵”谴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不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阵营，以及不承认对俄罗斯作战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习近平认为中共对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一事，会“独立自主作出判断”，显然不想被西方带进这场战争的漩涡。
这次“习拜会”的最大共识是：双方都支持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但习近平套用中国的两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和“解铃还须系铃人”，指出关键是“当事方”的俄乌之间，以及美国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应开展对话，“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中共显然不愿充当“调人”的角色。
贰、乌战凸显俄罗斯的国际角色
乌克兰战争打打谈谈，前景未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曼（Thomas L.Friedman）盘整了下列三种可能出现的结局：
一是“全面的灾难”（the full-blown disaster）。普丁必要时会杀害更多人和摧毁更多的乌国基础设施，以消除乌克兰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和文化，并且颠覆乌国领导阶层。
二是“骯脏的妥协”（the dirty compromise）。若乌克兰军民在俄军闪电战中挺得够久，让经济制裁造成俄罗斯的经济严重受损，从而促使双方被迫接受妥协。妥协的内容包括：以停火和俄军撤退，交换俄国将本已实际控制的乌东地区纳入境内；乌克兰明示永不加入北约；美国及其盟友同意取消对俄经济制裁。
三是“救赎”（salvation）。俄罗斯民众效法乌克兰人民目前的表现，鼓足勇气和决心争取自身的自由，把普丁驱逐下台。
佛里曼是从西方的观点作出“想定”；我认为“新冷战”如果像肯楠所说，是滥殇于北约东扩，则俄乌战后形成的国际战略格局，会因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出现一个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风貌。因为，敌我关系改变了，相关力量对比也产生了变化。
俄军因错估形势出师不利，遭到乌军顽强抵抗。无论战争以何种型态收场，俄罗斯的国力都会严重受创。但俄罗斯地大物博，它的“基本盘”还在，尤其是军工实力。何况，这场战争已突出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际角色，俄罗斯在战后形成的国际战略格局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或许这就是普丁发动这场战争所要达成的一个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