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能指望“西方雄心”吗？

　　这些西方国家支持在2022年底前，建立全球“气候俱乐部”，加速实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东道国德国总理朔尔茨称，七国集团希望就应对气候变化，为相对贫困国家提供相关专业知识和资金帮助。

　　北约战略文件亦首次提出，气候变化是未来10年北约面临的重要安全挑战，要求成员国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目前基础上减少至少45％，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

　　上述文件墨迹未干，美国最高法院即作出裁定，限制美国环保署监管发电厂的碳排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称，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挫折。　　

　　与此同时，欧盟看起来却很给力。即便德意等汽车制造业强国也很“讲政治”，最终促成27国环境部长就2035年“禁售燃油车”达成共识。欧洲央行幷发表声明，宣布为落实欧盟气候行动计划，推出有利于控制气候变化的货币政策，增持对环保有益的企业债券，限制碳排放量高的企业融资和发债，要求企业和银行在申请和发放贷款时承诺遵守欧盟环保法规，在银行风险控制中加大环保因素权重。

　　别看欧盟上述举措很高大上，其实，欧洲国家有自己的小九九。欧盟此举既有因应被俄罗斯在油汽问题上“卡脖子”的一面，也有巩固自身在气变问题上制订议程地位，掌控清洁能源、绿色经济发展主导权的考虑。
　　
　　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已充分证明，美欧等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本质都是一致的，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无损其既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

　　这就注定，美欧在气变问题上调门高、行动少，对人严对己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更是“门儿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