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香港要“有异”及“有益”于国家
中评社香港7月7日电（记者 沈而忱）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宗6日在“回首百年辉煌路·共筑湾区中国梦”论坛上，以《奋战追梦：在融合与差异中前行》为题发言。何建宗表示，“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香港的“一制”既要“有异”于国家，也要“有益”于国家，这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两地融合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正在不断增加，这既有国家政策推动的原因，也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只有内地和香港各界找到最大公约数，把握“有异”和“有益”的辩证关系，“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
“当前，两地融合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正在不断增加，这既有国家政策推动的原因，也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何建宗说，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会议，明确指出“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和香港澳门的合作，以及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措施。”“融合”从敏感词变成了关键词。十九大报告也提及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表现了“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何建宗表示，融合与差异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差异是融合的前提，没有差异就不存在融合。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如何在融合的过程当中，既保存自身的独特性，又能为对方作出贡献，是“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关键之一。
何建宗提到，融合既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很多香港人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谁融合谁”。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是“一国两制”下实施与祖国不同制度的地方。因此，虽然香港面积小，在人口、资源等各方面无法与内地进行比较，甚至占国家 GDP 总量的比例也越来越小；但香港从来的优势或者作用，都不在于人口或者 GDP 的多少，而在于独特的制度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何建宗列举了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 40 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八十年代在广东发展“三来一补”合资企业，引进香港的资金、管理和专业知识；到九十年代H股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开启内地企业在港融资渠道，并促进内地证券交易的蓬勃发展；踏入21世纪，随着内地经济急速起飞，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这个成熟资本主义都市的金融和各专业领域在协助内地对外投资和并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对内地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香港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所引起的极端“仇中”甚至是“独立”的思潮令人始料不及。何建宗认为，这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这与香港和内地“三个融合”的不协调发展有关，分别是“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政治融合”。简单来说，过去几年，两地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融合速度加快，但是政治上融合却背道而驰；而政治融合如果失败的话，反过来也会拖慢了两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谈及经济融合，何建宗表示，“经济融合”从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包括“北上”和“南下”两个方向。香港的资金、产业和管理技术北上，从珠三角到全国，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一直为国家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2003年以后，CEPA鼓励了专业人士北上发展。“南下”方面，随着国家发展进入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企业方面，国企、民企自九十年代以来逐步赴港上市，内地企业在香港股市的市值、交易额和新股上市的比例长期都稳占70%或以上，举足轻重。
踏入21世纪，“自由行”成为两地经济融合的一个新的内容。2003 年SARS之后，国家开放内地居民来香港自由行，支撑了香港大量的低技术劳工的就业，例如零售、餐饮和旅游业，同时也激化香港与内地同胞的矛盾。虽然内地旅客多年来一直为香港带来源源不绝的游客和强劲的消费力，但某程度也减慢了香港的经济转型。
第三方面的经济融合就是“海归”和“港漂”。过去十年，越来越多内地学生前往香港读书，香港高校的本科课程当中，非本地生占大约五分之一，大部分来自内地，每年有超过3000 人，并且每年还有一至两万人来香港攻读硕士学位。非本地生留港工作，提升了香港人才的质量，但也对香港年青人构成竞争。此外，很多国企、民企进军香港各行各业，从零售业到能源到地产，在港的存在更为“耀目”。
谈及社会融合，何建宗提到，香港居民前往内地生活的人数不断增加，涵盖的行业和年龄层越来越广，由此带来跟新的政策需求。过去北上的融合主体是经济融合中的跨国企业、中小企业、商人、专业人士等，属于经济上的优势群体；而近年北上的融合主体有所改变，包括一万多名在内地大学读书的香港学生、毕业后在内地发展的青年、以及退休人士、中层管理人员等。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创业，很多香港老年人到内地退休，衍生了很多医疗、教育、住房的问题。
何建宗指出，值得思考的是，香港居民一方面要提倡与内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和权利，但另一方面也要关注香港居民作为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最近深圳开放香港人到内地深圳报考公务员职位，这是一件好事；日后如果可以让香港人参军，也是好事。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在过去做过相关的研究，其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得到了中央的接纳，包括取消就业证、发放居民身份证、灵活处理社保问题等。
何建宗续指，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推进，一些由社会融合产生的新问题会陆续出现。比如跨境福利提供，如果香港人进入大湾区，既不能享受当地的福利，又不能享受香港的福利，这是没有吸引力的。两地融合牵涉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港人的福利应该是以身份界定，还是以居住地界定，还是两者都必须符合。这是两地政府都需要思考的。
“简而言之，经济融合过去是以市场经济为主，是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社会融合是以国家政策为主导，为港人给予同等的特殊待遇，鼓励港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大湾区便是内地和港澳在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的重要举措。”何建宗说，下一个关键问题便是两地的政治融合应该怎么解决。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融合后，政治融合应该发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上，正正是由于两地的经济关系出现变化，回归初期香港与内地“各自为政”的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融合的需要。
谈及政治融合，何建宗认为，这不是指取消“一国两制”，而是在国家身份认同和制度建构方面，香港和内地应该是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今年香港高调庆祝党庆一百周年，包括举行纪念活动、展览、电影欣赏等一系列活动，有极大的积极意义。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一国”是前提，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香港人如果能够多了解国家的历史，党的历史，将会更好的了解香港以及“一国两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何建宗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香港止暴制乱，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但长远而言，必须通过社会上各方面的革新，让市民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作为香港与内地的“最大公约数”，为政治融合创造基本的条件，否则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趋势可能扭转，受影响和打击的始终是香港社会和市民。
何建宗提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提出和实施，为解决“一国两制”中融合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带来新的契机。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全世界任何一个大都会都会往外扩展，开拓腹地，降低核心区域的成本，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纽约、东京、伦敦、北京不断进行扩张，但香港的问题在于100多年来都只着眼于在自身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也是一个历史的例外。撇开政治的问题，香港要靠自己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土地不足、产业单一、市场不足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大湾区的发展应该说是把香港作为一个大都会的发展轨迹变为正常化。
何建宗总结道，“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香港的“一制”既要“有异”于国家，也要“有益”于国家，这是“一国两制”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过去20多年的各种政治争议，总结起来便是香港的“一制”与内地的差异幅度可以有多大，而同时不影响国家的利益。只有内地和香港各界都接受最大公约数，都能够把握“有异”和“有益”的辩证关系，“一国两制”才有可能行稳致远。
中评社香港7月7日电（记者 沈而忱）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宗6日在“回首百年辉煌路·共筑湾区中国梦”论坛上，以《奋战追梦：在融合与差异中前行》为题发言。何建宗表示，“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香港的“一制”既要“有异”于国家，也要“有益”于国家，这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两地融合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正在不断增加，这既有国家政策推动的原因，也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只有内地和香港各界找到最大公约数，把握“有异”和“有益”的辩证关系，“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
“当前，两地融合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正在不断增加，这既有国家政策推动的原因，也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何建宗说，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会议，明确指出“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和香港澳门的合作，以及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措施。”“融合”从敏感词变成了关键词。十九大报告也提及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表现了“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何建宗表示，融合与差异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差异是融合的前提，没有差异就不存在融合。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如何在融合的过程当中，既保存自身的独特性，又能为对方作出贡献，是“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关键之一。
何建宗提到，融合既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很多香港人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谁融合谁”。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是“一国两制”下实施与祖国不同制度的地方。因此，虽然香港面积小，在人口、资源等各方面无法与内地进行比较，甚至占国家 GDP 总量的比例也越来越小；但香港从来的优势或者作用，都不在于人口或者 GDP 的多少，而在于独特的制度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何建宗列举了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 40 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八十年代在广东发展“三来一补”合资企业，引进香港的资金、管理和专业知识；到九十年代H股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开启内地企业在港融资渠道，并促进内地证券交易的蓬勃发展；踏入21世纪，随着内地经济急速起飞，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这个成熟资本主义都市的金融和各专业领域在协助内地对外投资和并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对内地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香港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所引起的极端“仇中”甚至是“独立”的思潮令人始料不及。何建宗认为，这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这与香港和内地“三个融合”的不协调发展有关，分别是“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政治融合”。简单来说，过去几年，两地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融合速度加快，但是政治上融合却背道而驰；而政治融合如果失败的话，反过来也会拖慢了两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融合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