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背后的三重悖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日就社会敏感度极高的控枪和堕胎议题接连公布两项重要裁决：前者通过否决纽约州一控枪法而潜在增加了无辜生命暴露于枪口之下的风险，后者则推翻了将堕胎视为宪法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称之为“对美国生育自由的毁灭性打击”。

　　若将两项裁决关联起来看，则会发现其中蕴含多重共性。裁决本身可能使最高法院陷入公信力危机，因认同分裂而导致的“美国反对美国”的局面短期内也很难告一段落。

　　裁决蕴含共性

　　从内容看，最高法院的两项裁决都围绕生命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取舍展开。

　　控枪问题上，拥枪自由立足于宪法第二修正案中有关民兵持枪的论述。但就美国现实而言，仅2022年上半年已发生279起大规模枪击事件，2万人不幸罹难。

　　最高法院在此当口判定纽约限制隐蔽携枪违宪，无疑释放出了有利于拥枪支持者的信号，便于他们做出“宪法将个人自由凌驾于生命权之上”的扩展解读。

　　堕胎问题曾几何时只是一个涉及家庭伦理、医疗卫生、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的地方性社会议题。但自1973年最高法院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隐私权保护应用于“罗诉韦德案”、保护女性的堕胎自由后，激发了全美上下有关“支持生命还是支持选择”的长期争论和选边站队。而无论各州如何裁定堕胎行为的性质，这一里程碑式的判决都成为女性权益保护者和妊娠妇女的“定心丸”。

　　最高法院此次推翻“罗诉韦德案”，等于将女性的生育自由权，特别是那些身处保守州，被迫、意外怀孕或根本不具生养条件的女性重新置于新生命所负载的道德阴影和巨大人身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