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男：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中评社北京6月19日电（中评社报道组）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王伟男日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思想者论坛：日美峰会与台海地区形势”上表示，多年来的相关数据表明，由于两岸在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两岸民间除了在经贸领域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相互依赖外，两岸民心实际上呈现出渐行渐远的态势。要想更有效地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比经贸关系、乃至更广义的民间交流更具决定意义的，是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两岸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建立于这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基本制度的差异。长期以来，大陆方面比较强调两岸“同”的一面，台湾方面比较强调两岸“异”的一面。因此，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强调“求同存异”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同化异”，因为经济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融合发展，其本质就是一体化、趋同化。即使讲“包容”，也要在差异不大的基础上才能相互包容。
什么是融合发展？王伟男认为，融合发展，一般是指“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简单地说，融合就一体化、趋同化，至少是互不排斥、包容共存。现实中的融合发展不仅强调一体化、趋同化，还强调合作互助，互利共赢。欧盟是迄今为止不同经济体、不同社会之间融合发展的典范，也是迄今为止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当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事实上，欧盟不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动融合发展，在政治、外交等领域也有一体化的安排。在许多国际统计和国际比较中，欧盟甚至被看作一个单一的经济体。
“但两岸与欧盟之间至少存在两个不同之处。”王伟男说，是两岸虽然在国际法上同属一个主权国家，但在意识形态、基本制度、发展程度、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成员国（作为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差异。二是两岸双方对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根本目标存在着激烈冲突、甚至尖锐对立：大陆方面致力于实现两岸治权上的统一，台湾现在的主流民意却是拒绝这样的统一，同时还存在越来越强势的“台独”分裂势力；而欧盟成员国之间对于欧盟的发展目标可能也有分歧，但这种分歧的激烈程度、尖锐程度远不如两岸之间。因此，我们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难度，事实上远大于欧盟成员国之间推进融合发展的难度。
关于以两岸民间交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实际成效，王伟男表示，坦率地说，这种成效并不明显，远未达到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最根本的政策目标就是推进两岸统一，在此根本目标下，还有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两岸人民心灵契合、特别是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拥护两岸统一这样的具体目标。但现实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两岸民间交流，除了经贸领域已经实现较高水平的相互依赖外，两岸社会和两岸民心实际上是渐行渐远的态势。而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态势却并非现在的台湾当局所乐见，他们从1990年代起就先后推动“南向”和“新南向”政策，重要目标就是降低对大陆经济的依赖。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后，两岸民间交流的许多方面已经转趋收缩。2020年以来的疫情更是让这种收缩态势雪上加霜。即使在2016年之前，特别是马英九执政的那八年，两岸民间交流表面上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但台湾民众在政治认同上、特别是对两岸统一的支持度上，即是每况愈下。
王伟男认为，无论是几十年来两岸民间交流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还是经济全球化这种更宏观的人类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都一再表明，交流交往的频密、物质关系的拉近，并不必然导致精神关系的拉近。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相比，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可谓不深，中国已经成为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近年来外部环境的恶化、尤其是与多数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也是有目共睹的。经贸关系并没有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关系的压舱石，反而成为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客观事实都已经表明，比经贸关系更重要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建立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
“因此，在两岸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上的差异短时间内无法消除或缩小的情况下，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王伟男说，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将是缩小乃至消除上述差异的过程，也是两岸在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等方面趋同发展的过程。这个趋同，可能主要是台湾方面向大陆方面靠拢，也可能主要是大陆方面向台湾方面靠拢，也可能是双方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共同向中间某个位置靠拢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两岸统一之前，也可能发生两岸统一之后。如果两岸以非和平方式实现了统一，那么两岸在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方面能否实现融合和趋同，将是统一后台海地区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香港问题自1997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应该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轨迹具有某种参考意义。
中评社北京6月19日电（中评社报道组）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王伟男日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思想者论坛：日美峰会与台海地区形势”上表示，多年来的相关数据表明，由于两岸在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两岸民间除了在经贸领域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相互依赖外，两岸民心实际上呈现出渐行渐远的态势。要想更有效地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比经贸关系、乃至更广义的民间交流更具决定意义的，是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两岸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建立于这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基本制度的差异。长期以来，大陆方面比较强调两岸“同”的一面，台湾方面比较强调两岸“异”的一面。因此，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强调“求同存异”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同化异”，因为经济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融合发展，其本质就是一体化、趋同化。即使讲“包容”，也要在差异不大的基础上才能相互包容。
什么是融合发展？王伟男认为，融合发展，一般是指“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简单地说，融合就一体化、趋同化，至少是互不排斥、包容共存。现实中的融合发展不仅强调一体化、趋同化，还强调合作互助，互利共赢。欧盟是迄今为止不同经济体、不同社会之间融合发展的典范，也是迄今为止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当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事实上，欧盟不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动融合发展，在政治、外交等领域也有一体化的安排。在许多国际统计和国际比较中，欧盟甚至被看作一个单一的经济体。
“但两岸与欧盟之间至少存在两个不同之处。”王伟男说，是两岸虽然在国际法上同属一个主权国家，但在意识形态、基本制度、发展程度、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成员国（作为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差异。二是两岸双方对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根本目标存在着激烈冲突、甚至尖锐对立：大陆方面致力于实现两岸治权上的统一，台湾现在的主流民意却是拒绝这样的统一，同时还存在越来越强势的“台独”分裂势力；而欧盟成员国之间对于欧盟的发展目标可能也有分歧，但这种分歧的激烈程度、尖锐程度远不如两岸之间。因此，我们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难度，事实上远大于欧盟成员国之间推进融合发展的难度。
关于以两岸民间交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实际成效，王伟男表示，坦率地说，这种成效并不明显，远未达到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最根本的政策目标就是推进两岸统一，在此根本目标下，还有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两岸人民心灵契合、特别是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拥护两岸统一这样的具体目标。但现实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两岸民间交流，除了经贸领域已经实现较高水平的相互依赖外，两岸社会和两岸民心实际上是渐行渐远的态势。而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态势却并非现在的台湾当局所乐见，他们从1990年代起就先后推动“南向”和“新南向”政策，重要目标就是降低对大陆经济的依赖。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后，两岸民间交流的许多方面已经转趋收缩。2020年以来的疫情更是让这种收缩态势雪上加霜。即使在2016年之前，特别是马英九执政的那八年，两岸民间交流表面上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但台湾民众在政治认同上、特别是对两岸统一的支持度上，即是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