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共产党领导下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
中评社香港6月15日电（记者 张心怡）“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12日在香港举行，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作题为《从中央处理港澳问题的模式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书面发言。王振民表示，只有正确认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港澳才能保持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王振民亦指出，四十多年来中央处理港澳问题的经验充分说明，“一国两制”首先是执政党的事业，是执政党的创造。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造者、实践者和捍卫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法律化，也就没有“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也不可能及时得到解决。
以下为书面发言全文：
四十多年来，中央处理港澳问题形成了一套十分成熟的模式，即先由党中央形成政策，然后再把政策法律化，再贯彻实施法律，充分彰显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
“一国两制”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方针政策，并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并由此形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1983年4月22日，这些方针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原则批准。从此，“一国两制”就一直作为党的基本政策载入中国共产党所有重要文献当中，不断被重申、强化和践行。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列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列为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着优势之一。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者、创造者。
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把“一国两制”转化为国家宪制和法律，为“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提供宪法和法律依据，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才有了1982年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13款（现第14款），“一国两制”方针成为国家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将“一国两制”和中央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具体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和保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国两制”从一个政治、政策概念转变为一个宪法法律概念，成为中国宪法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一国两制”入宪入法之后，直接领导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大业。港澳回归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基本法的实施，并及时解决基本法实施中产生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都按照同一模式来进行：先由党中央形成政策，再把政策法律化，再执行这些法律。比如2014年非法“占中”，特别是2019年的“修例风波”充分暴露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存在巨大的漏洞和短板，必须尽快采取有力措施改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状况。面对香港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2019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时度势，作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2020年5、6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联袂出手从国家宪制层面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香港迅速止暴制乱，由乱及治，局面为之一新。2019年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举行的第六届区议会选举，进一步暴露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安全隐患巨大，香港可能得而复失，回归大业前功尽弃。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及时果断作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策。今年3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国家宪制层面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党中央及时果断决策、国家根据党的决策及时采取法律行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挽救了香港，挽救了“一国两制”。
这就是40多年来中央处理香港澳门问题的决策和执行模式：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先调查研究、形成政策，再由全国人大或／和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解释法律或者作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等形式，把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再领导相关部门和地方执行法律。在形成政策和法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听取民意，吸取民智，把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央处理香港澳门问题的这一成熟模式，既保证了香港澳门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完满解决，也为全面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累了经验，作了完美的注释。
四十多年来中央处理港澳问题的经验充分说明，“一国两制”首先是执政党的事业，是执政党的创造。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造者、实践者和捍卫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法律化，也就没有“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也不可能及时得到解决。
香港社会必须改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态度。既然接受“一国两制”，就要接受“一国两制”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香港回归以来发生的所有重大政治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人一直不愿意正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领导“一国两制”事业这个客观现实；还有一些人不仅如此，还抹黑、攻击甚至配合境外反共反华势力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香港不断产生严重政治问题的根源。必须承认，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不仅是重新纳入国家的宪制体系和治理体系当中，而且也是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系。只有正确认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港澳才能保持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中评社香港6月15日电（记者 张心怡）“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12日在香港举行，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作题为《从中央处理港澳问题的模式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书面发言。王振民表示，只有正确认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港澳才能保持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王振民亦指出，四十多年来中央处理港澳问题的经验充分说明，“一国两制”首先是执政党的事业，是执政党的创造。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造者、实践者和捍卫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法律化，也就没有“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也不可能及时得到解决。
以下为书面发言全文：
四十多年来，中央处理港澳问题形成了一套十分成熟的模式，即先由党中央形成政策，然后再把政策法律化，再贯彻实施法律，充分彰显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
“一国两制”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方针政策，并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并由此形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1983年4月22日，这些方针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原则批准。从此，“一国两制”就一直作为党的基本政策载入中国共产党所有重要文献当中，不断被重申、强化和践行。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列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列为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着优势之一。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者、创造者。
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把“一国两制”转化为国家宪制和法律，为“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提供宪法和法律依据，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才有了1982年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13款（现第14款），“一国两制”方针成为国家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将“一国两制”和中央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具体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和保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国两制”从一个政治、政策概念转变为一个宪法法律概念，成为中国宪法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