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对“一带一路”实施策略的启示
【摘要】古代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不应仅体现在名称上的沿用，更需要在历史中寻找可供当今藉鉴的经验。古代丝绸之路通过节点式的贸易网络联结，胡人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作用，其成功离不开沿途多国的长期开拓。目前“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涉及国家范围过广，外国力量相对薄弱，过分依赖中国政府投入等问题。作者建议吸取古代丝绸之路经验，短期内集中力量打造样板区域，引导民间力量担当商贸主力，培植亲中力量稳定当地环境。使“一带一路”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一、引言
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已回荡两千余年。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商贸运输、友好交往、文化传播，成为了中国和沿途各国人民重要的历史记忆。作为当代中国提出的顶层国家倡议，“一带一路”沿用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便反映出中国人对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繁盛的美好愿景，也同样反映出古代丝绸之路的原则、模式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大藉鉴意义。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古代丝绸之路幷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被“旧瓶装新酒”机械地成为当今的名词活用。它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从中学习。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入推进，问题开始相应显现。一方面需要根据现实问题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应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对当今“一带一路”实施策略中有益的部分，这既是“一带一路”名称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具有现实性的考量。尽管两千多年的岁月流逝，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许多政权、民族已发生更替，但目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沿线各国的气候、地理、宗教、人口密度、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仍有可比较的价值。
二、古丝绸之路的一些历史经验
(一)节点式的贸易网络
古代丝绸之路幷不是有一条从长安直达罗马的康庄大道。即便在今天，从河西走廊到亚平宁半岛，沿途人迹罕至的高山、荒漠仍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很大挑战，更毋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了。同时沿途政权多变，又有盗贼横行。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也恰恰是因为在恶劣的条件下，古人克服了众多艰难险阻，将中原与广袤的西域连接了起来。尤其是在出敦煌以西的新疆段，星星点点的绿洲外尽是荒漠戈壁，又有天山、帕米尔高原等天险阻挡。也因此，丝绸之路在新疆分出了北、中、南三条线路，根据地理条件延伸，同时也在不断变化，通达至亚欧大陆的各地区。〔1〕
这种在各绿洲间进行穿梭的贸易，使得古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不可能执行长距离点对点式的贸易活动。13世纪末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激发了欧洲人对富饶的中国的向往。然而有关于马可波罗究竟是否到访过中国，在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争议。〔2〕即便是在张骞出使西域近一千五百年后的马可波罗，是否从意大利旅行至中国都尚无定论，可见走完丝绸之路全程之困难，对于携带辎重的商队来说更是几无可能。故此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呈现的是一种节点式的贸易网络，单个商队所进行的通常是相邻节点间的贸易。货物从生产地由一支商队贸易至一个集散的中转节点，再从这个中转节点前往下一个节点，最终到达其消费地。〔3〕无数的贸易路线最终织构成了丝绸之路完整的贸易网络。
节点式的贸易网络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即使更远端的贸易对象的消费能力更强，相邻的贸易节点间贸易的密度和数量仍然会更高。这与当今国际贸易情况有很大差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以国别进行计算，2019年中国（不含港澳台）的前五大贸易伙伴国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中国与其进出口总额分别为5416亿美元、3150亿美元、2845亿美元、1849亿美元和1695亿美元。〔4〕五个中祇有两个属于中国的海上邻国，陆上邻国则无一进入前五。而在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古代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金银币十分多样，其中萨珊波斯银币的出土数量是拜占庭金币的三百多倍。〔5〕拜占庭帝国延绵千年，而萨珊王朝国祚相较之下祇有四百余年。尽管出土金银币的数量幷不完全代表贸易量的相应水平，但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仍可以推断出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距离较近的贸易对象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会更加密切。
(二)胡人的主导性作用
胡人是中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胡人的称谓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指代对象各有不同。秦汉时期的“胡”通常特指匈奴一族，“到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概念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胡人包括了匈奴系统和西域白种人两个层次”。隋唐时期又逐渐缩小到粟特人。〔6〕本文所说的胡人表示通称意味，特别强调在古代丝绸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粟特人。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对中国多年的实地考察后提出的概念，他在1882年的《中国》第二卷中进行了相应论述。海内外学者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多认同中国在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但在实际的商贸活动中，中原汉族幷不是丝绸之路上的绝对主角，胡人则占据了多数。以至于国与国之间的商贸活动在当时被称为“兴胡”或“商胡”。〔7〕
胡商中最为知名的群体是粟特人。粟特是一个中亚古国和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在今撒马尔罕附近。粟特土地肥沃，地处欧亚交通枢纽，使得其商业繁荣。早在张骞到访此地时就说此地人巧于商业。〔8〕粟特人在古代丝绸之路商贸中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案例中可见一斑：敦煌藏经洞中有一组于阗语文书详细记载了一次进贡之旅，沿途的买卖双方加起来一共48人，其中粟特人有41人。〔9〕
胡人的民族构成复杂。由于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多样，政权更迭频仍，必然需要熟悉各地情况的各民族人氏参与到商贸之中。在缺乏国际规制的古代，以经贸而非军事为目的的商队便必须与途经各国的当局交好，使得农耕民族、游牧民族都参与到了丝绸之路的商贸之中。粟特人虽然是商贸聚落中的主力，但他们在进行贸易时则仍然要组建多民族的商队。有学者分析认为仅在史君墓商队中就同时存在粟特人、嚈哒人、波斯人、突厥人、大食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兴替的民族会继承性地发展丝路上的贸易，“如匈奴、月氏、乌孙、粟特、鲜卑、嚈哒、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他们都曾先后参与了丝路贸易,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10〕
胡人除了在商贸中占据主导作用，还对中西间文化交流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常常有僧侣同行。商人需要僧侣在苦难的商路上提供精神慰藉，僧侣需要商人的物质支持。在此背景下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都从中获益广泛传播。〔11〕粟特人的语言文字也影响深远，回鹘文是由粟特字派生而来，其变型进一步成为蒙文字体和满文字体的基础。粟特字和回鹘字常被用于书写古突厥语。〔12〕盛唐时期古代丝绸之路繁荣达到鼎盛，大量胡人聚居于中国西北尤其是长安。以商贸兴盛的胡人多聚居于长安东、西市，此外也环绕祆祠呈辐射分布。其数量可占长安上百万人口中的2%。〔13〕聚居的胡人既使得长安胡风日盛，同时胡人也在不断汉化，且速度较之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的胡人汉化速度更快。〔14〕隋唐时期的胡人不仅在民间如鱼得水，还在中国出将入仕，进入了禁军和宫廷系统。〔15〕可见胡人沿丝绸之路对中国影响之甚。
(三)多国政府的长期开拓
“丝绸之路”以“路”命名，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着较为稳定的固定路线。超远距离的路线开拓，如果没有政府力量的参与，仅靠商队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达成的。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能绵延千年，与多国政府长期的、持续性的开拓密不可分。
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通常指代西汉至隋唐中原与西域间西安-河西走廊-中亚的贸易路线，广义的则将历史上由中国出发，连接沟通至非洲欧洲的商贸通道总体统称为丝绸之路。有学者从广义的理解出发，将丝绸之路的滥觞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商贸活动，将希腊城邦和迦太基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贸易斗争视为丝绸之路的雏形。〔16〕当然学界更普遍的意见通常认为公元前139年张骞凿空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发端。无论何者，都不难发现政府在丝绸之路开拓中的重要作用。张骞出使西域首要的是政治目的。匈奴击败月氏后对中原政权构成了很大威胁，到武帝时期双方已是剑拔弩张。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便是为了联络月氏共同抗击匈奴，但未能成功。在成功击退匈奴后，第二次出使的经贸需求才得以提升。〔17〕
在成功凿空之后，古代丝绸之路的维护和新路线开拓在中国多个王朝都得到重视。张骞在两次从西北方向出使西域后，又奉汉武帝之命打通西南的“蜀身毒道”，尝试开拓丝绸之路的西南线，未能成功。至东汉中央势力到达滇西得以与缅甸、印度直接交往。唐代在西域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西域都护府为核心的“安西四镇”，管理西域的军政事务。“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诸国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蒙元帝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西方交流一直得以维持。”〔18〕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幷不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唯一支持的政府力量。历史上的诸多大国如罗马帝国、贵霜王朝、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等，都曾大力在其势力范围内修筑道路驿站、推动宗教文化传播、繁荣商贸经济，客观上都帮助了古代丝绸之路不断焕发生机。中亚的一些城邦如“西域三十六国”很大程度上因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贸而兴，互相的连接关系更加紧密。〔19〕2014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3处代表性遗迹中中国境内有22处。这既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20〕联合申报获批的形式，也可以被认为是古代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多元共生在当今的映射写照。
(一)所涉国家范围过大
目前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1〕这个成绩是值得欣喜的，意味着中国的合作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回应。但同时也应注意到，138个国家的数量已远远超出古代丝绸之路的涉及范围。
即便将古代丝绸之路进行广义理解，即囊括了所谓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可通达的范围约为亚欧大陆大部、北非东非部分沿海。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多数在近代以前与中国没有成规模的交往。西欧、美洲大部、非洲大部无论与何种丝绸之路都难以产生相应联系。从目前“一带一路”国家的分布范围之广来看，显然对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不存在地域或历史上的限制。
“一带一路”从名称上沿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是为了表明中国无意通过军事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战略意图，而是要着重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2016年前后中国官方的有关表述中，“一带一路”的口径逐渐从中国提出的“战略”更改为“倡议”。显然这种变化也折射出中国更希望向外界强调“一带一路”和平与建设性的属性。
然而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国家范围过大，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代丝绸之路可通达的范围，这容易提升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担忧情绪。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世界霸权国美国内部正在形成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共识。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全政府”对抗，还是拜登政府多位阁员“战胜中国”的表态，以及美国战略界大国竞争的意识转向，都反映出中美间紧张的战略关系。“一带一路”在所有大洲的落地，很容易引起美国战略界的误判，认为这是中国的全球战略而非合作倡议，进一步加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忧虑。同样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中东欧尤其是西巴尔干地区参与力量逐渐加强，也引起了欧盟和欧洲观察家们的关注。
(二)外国力量相对薄弱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国会访问时提出的。这样的地点选择显然是希望得到沿线国家的支持关注。但目前看来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互动过程中，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外国力量的参与相比之下较为薄弱。
从贸易情况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近年来表现较好。总体贸易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在中国整体贸易额中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同时进出口两端也趋于平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整体上有所缩减。
但在投资方面则不容乐观。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始终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相差最大时后者尚不足前者一半。从投资占比上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在当年中国吸收外资的占比始终低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在当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占比。且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表现更为不稳定，最低年份投资额仅为最高年份的65.88%。
而与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企业却在稳步增长。可以推测出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过程中，中资企业的体量显着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这其中固然应当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比例较高，但与古代丝绸之路胡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仍有很大不同。
(三)过分依赖政府投入
目前“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国企仍然是绝对主力，而民间资本的参与仍然祇是补充性的力量。在大量补贴和亏损的支持下，一些项目看似运转红火，但如果没有长期盈利可能的话又会进一步抑制民企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
举例而言，作为“一带一路”标志性成果之一的中欧班列成为了部分地方政府的门面工程，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重构全球物流体系和区域经济的“法宝”。单从开行状况来看，中欧班列市场增长迅猛。但自2011年首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出发以来，至今中欧班列仍严重依赖中国地方政府补贴。众多地方政府争相支持开行中欧班列，固然是在将中央的“一带一路”规划落地，另一方面也难免有片面追求政绩之嫌。为了将铁路成本拉低至与海运相比存在竞争力，地方政府为中欧班列提供了高额财政补贴。从财政部下达的限制要求看出这种补贴是多么不可为继：财政部从2018年开始，要求地方政府降低中欧班列补贴标准。以全程运费为基准，2018年补贴不超过运费的50%，2019年补贴不超过40%，2020年不超过30%。〔22〕
在投资方面，多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项目投资来自于国企。国家信息中心2018年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影响力进行测算，排名前十的企业中祇有阿里巴巴和华为是民营企业，其余均为国有企业。民企中排名最高的阿里巴巴位于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国家电网、国家电力投资、中石油和中石化。〔23〕
四、古代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的启示
(一)短期集中力量，打造样板区域
古代丝绸之路的通达范围有限，主要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交通物流和信息传输成本高昂。随着科技发展，通讯技术和交通设施的改善进步，使得通达全球不再是难事。但国家间距离的远近，仍然是物流成本和时间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回顾后发崛起大国的历程来看，无论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德国的大陆政策还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崛起国在早期阶段都不约而同主要将精力集中于周边区域。这是因为崛起国在整体实力尚且有限的情况下，贸然尝试全球范围的影响投射会得不偿失。德意志帝国抛弃俾斯麦政策，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都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而坚持经营美洲，避免深度介入旧大陆事务的美国则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跃成为了霸权国。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实践，与以往崛起国的国际战略有所区别。但在推进策略上，仍有必要藉鉴过去的历史经验。这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仍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任何国际性倡议或战略仍主要通过国家这一实体实现落地。笔者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应避免四处开花，在短期之内集中精力，着重推进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节点，即中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向目前的霸权国表明中国幷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竞争的意图。
中亚国家普遍人口密度低，环境较为恶劣。但其地理位置处于世界岛的中心区域，长期以来在地缘政治学中被高度重视。同时中亚资源丰富，与中国有很好的产业互补优势。东南亚国家人口稠密，交通便捷，近年来被一些国际资本视为中国制造业转移的首选地。与其让西方资本从难以避免的制造业转移中获利，不如主动出击，让中资成为东南亚新兴制造业的生力军。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大多发展水平低，也经常出现政局不稳，不少国家是西方模式治理下的“失败国家”。如果中国能集中精力帮助几个较为落后的国家，藉鉴中国发展经验，取得显着发展成果，对于“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行，和中国理念、中国模式的推广都大有裨益。
从具体实施策略来看，同样以中欧班列为例。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以来，由于中国疫情控制得当，出口取得了近年来少有的佳绩，中欧班列因此获益得以迅猛增长。在此背景下中欧班列的东西向不平衡的空载问题却仍难以得到解决。主要是欧洲发出的货物过少，造成了西向东的空车在边境的大拥堵。〔24〕笔者认为应充分认识到铁路实际上是一种“钢铁驼队”，其核心竞争优势不是点对点的终点运输，而是沿途的节点贸易。铁路在时效性不如空运，经济性不如海运的情况下，沿途贸易却可以大进大出，这是其他货运方式不能做到的。这也恰恰与古代丝绸之路的运行模式不谋而合。中国应着重推进与中途节点，甚至是中途节点间的贸易。目前中欧班列不接受起终点都在国外的订单，正是在大量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必然结果。〔25〕这充分反映出在非竞争情况下所实现的成绩是非市场化导向的，不符合客观市场规律。
(二)引导民间力量，担当商贸主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巨型跨国公司，除了少数能源公司外，多来自私营部门。毫无疑问目前由中国政府大量补贴，国有企业不计亏损所主导的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应尽快引导民间力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商贸主力，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提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从现实推进情况来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先后次序关系。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程度普遍较低有关。目前“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占比较高，一些典型的项目如瓜达尔港、雅万高铁、复兴大坝水电站等都是基建工程，这也是中国国企的优势领域。下一步在中资海外产业园广泛落地生根后，应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进驻海外产业园，推动中国制造业在海外的溢出、融合，同时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
除了传统制造业外，也应进一步支持中国的ICT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海。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科技企业进行了多轮制裁。硬件企业如中兴、华为、中芯，软件app如tiktok、微信、支付宝先后成为美国政府的制裁对象。一些西方国家也效仿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横加干涉，如英国就宣布将在2027年前的5G网络建设中排除华为公司的设备。〔26〕出于对于中国崛起的防范，使得中国科技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频频受阻。而与此同时，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外国政府干预的案例，但许多中国科技企业却逆势而上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发展迅速。如印度2020年6月以来累计封禁了多达267款具有中国背景的app。〔27〕但同样在2020年，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整体下跌的背景下，vivo、realme、oppo等公司的出货量却大幅上扬。市场占有率前五大公司中，除第二名的三星外全部是中国公司，小米继续雄踞头把交椅。〔28〕这反映出中国ICT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适合作为“一带一路”民企参与的鼓励性产业。
除了支持中国民企走出去之外，也应大力欢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营资本在中国投资兴业，进行商贸活动。在资金、货物流动前首先要通畅人员流动。目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签证入境要求较为严苛，申请时间长、申请条件高、滞留时间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人员与中国的商贸、文化交流。习近平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祇会越开越大，那么这扇大门就不应祇对发达国家打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应如此。可以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逐步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员的入境限制，重现昔日丝绸之路上长安包罗万象的盛景。
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线路的灵活变通。丝绸之路上幷不是所有政权都长期稳定支持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自然条件也经常使得线路被迫改道，这使得商旅和使团就得慎重选择更为稳妥的节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传统西北方向丝绸之路的断绝导致的。这说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同样可以灵活选择支持发展的对象。
古代丝绸之路上政权林立，部族、城邦多样，给予了线路改道的不同选项。今天“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虽然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实质上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斗争残酷，仍然存在代表特定利益的部族政治的特点。这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在众多国家都存在面对政治动荡的严峻考验。即便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中国最亲密的“准盟国”巴基斯坦，也会出现宗教部长批评质疑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29〕新政府大范围重新审查中国投资项目的事件发生。虽然从经济结构上来说，许多沿线国家已经难以脱离中国发展了。但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一些国家政治发展不成熟，容易使一些利益集团忽略国家发展大局而祇顾为自己争取选票。这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埋下了隐患。
相对于古代丝绸之路上城邦林立的状况，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而言单个国家疆域较大，但部族政治下地方自主性较强的情况没有改变。因此在选择具体合作对象时，可以有的放矢，选择培植一批亲中力量，支持他们在所在国政坛发挥更大作用，稳定“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当地环境。化被动为主动，建设性介入当地局势，预防政治事件对项目推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对此经验更为丰富，要积极学习经验。
当然，避免培植亲中力量与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相冲突，是极为细致的工作。应避免直接介入所在国不同势力的直接冲突，也不挑动不同势力间的矛盾深化和激化。而是要尽力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为当地建设提供更多的有益增量，而不是进行存量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选择更为友善的势力，持之以恒对其进行帮扶。如果当地势力态度出现反复，则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目的是要展现出与中国的合作是有益的，但不能不讲原则祇顾索取。这不仅是由项目建设方合理的规划决定，也考验着中国顶层设计和当地使领馆的外交智慧。
五、结语
“一带一路”沿用了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不止是要从历史记忆中寻找自身的正当性，更需要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改进策略。
古代丝绸之路是一种节点式的贸易网络，通过相邻节点间的贸易最终成网。而如今“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不存在明显的网络特征，布局也遍及全球，容易形成“撒胡椒面”的状况。应短期之内集中力量建设周边的中亚、东南亚地区，使有限的资源得以集中形成样板效应，同时降低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担忧。
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坚力量不是官方的使团而是商人和僧侣，如今“一带一路”建设极其依赖国家行政力量推动、政府大规模补贴和国有企业不计亏损的投资，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应鼓励民营资本成为“一带一路”上的主角，支持中资企业优先选择发展中国家市场出海，使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有中原王朝的努力开拓，也离不开沿线各国的鼎力支持，商队的主要成员也以胡人为主。如今“一带一路”建设仍是以中国推动为主，与所在国之间的互动性较弱。应积极培养所在国的亲中力量，稳定项目建设的当地环境，使”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各国共建共享的局面。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国家间的大规模人员交往纷纷暂停，“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也同样受此影响。部分西方国家藉新冠疫情对中国进行攻击，意识形态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更应在这一大暂停的时期，重新审视“一带一路”近年来的教训，积极从古代丝绸之路中吸取经验，调整实施策略。新冠疫情充分反映了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仍然祇能主要依靠自助。因此对于崛起国来说，要避免对外国力的过度损耗，同时也要避免进一步引起霸权国的战略担忧，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民生福祉的改善。
(本文系在王战教授课堂讨论之结果，感谢梅俊杰研究员、褚艶红副研究员的修改意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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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史学界多数支持马可波罗曾经到访过中国。此处列出两部典型的反对意见以供参考：Frances Wood.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M].New York:Routledge,1995.; Haeger,John W."MARCO POLO IN CHINA? PROBLEMS WITH INTERNAL EVIDENCE."Bulletin of Sung and Yüan Studies,no.14,1978,pp.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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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瑞哲.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7(03):37-44.
〔11〕同上
〔12〕（德）冯·佳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年[M].吐鲁番: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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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4-161.
〔16〕杨建新.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产生到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亚欧大陆共同发展繁荣和复兴之路[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9(05):64-78.
〔17〕傅梦孜.对古代丝绸之路源起、演变的再考察[J].太平洋学报,2017,25(1): 59-74.
〔18〕同上
〔19〕杨建新.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产生到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亚欧大陆共同发展繁荣和复兴之路[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9(05):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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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新华社.[EB/OL].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0-11-17/doc-iiznctke1950304.shtml.2020年11月17日-2021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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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孙丽朝.中欧班列挤“泡沫”[EB/OL].http://news.cb.com.cn/index/show/jj/cv/cv1153240787/p/s.html,2019-08-03.
〔26〕郭涵.英国宣布2027年前从5G网络中排除华为，华为回应[EB/OL].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7_14_557583.shtml,2020-07-14.
〔27〕钱小岩.专家谈印度永久封禁59款中国APP：象征意义大重创外资信心[EB/OL].https://www.yicai.com/news/100929121.html,2021-01-26.
〔28〕安迪.2020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中国厂商出货量占比77%，小米继续称霸[EB/OL].https://www.c114.com.cn/4app/3542/a1152090.html,2021-01-31.
〔29〕Alexandra Ma.China's largest Muslim ally broke ranks to criticize its repression of the Muslim Uighur minority[EB/OL].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pakistan-criticizes-china-over-repression-of-muslim-uighur-xinjiang-2018-9,Sep 21,2018.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2月号，总第290期）
【摘要】古代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不应仅体现在名称上的沿用，更需要在历史中寻找可供当今藉鉴的经验。古代丝绸之路通过节点式的贸易网络联结，胡人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作用，其成功离不开沿途多国的长期开拓。目前“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涉及国家范围过广，外国力量相对薄弱，过分依赖中国政府投入等问题。作者建议吸取古代丝绸之路经验，短期内集中力量打造样板区域，引导民间力量担当商贸主力，培植亲中力量稳定当地环境。使“一带一路”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一、引言
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已回荡两千余年。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商贸运输、友好交往、文化传播，成为了中国和沿途各国人民重要的历史记忆。作为当代中国提出的顶层国家倡议，“一带一路”沿用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便反映出中国人对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繁盛的美好愿景，也同样反映出古代丝绸之路的原则、模式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大藉鉴意义。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古代丝绸之路幷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被“旧瓶装新酒”机械地成为当今的名词活用。它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从中学习。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入推进，问题开始相应显现。一方面需要根据现实问题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应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对当今“一带一路”实施策略中有益的部分，这既是“一带一路”名称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具有现实性的考量。尽管两千多年的岁月流逝，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许多政权、民族已发生更替，但目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沿线各国的气候、地理、宗教、人口密度、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仍有可比较的价值。
二、古丝绸之路的一些历史经验
(一)节点式的贸易网络
古代丝绸之路幷不是有一条从长安直达罗马的康庄大道。即便在今天，从河西走廊到亚平宁半岛，沿途人迹罕至的高山、荒漠仍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很大挑战，更毋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了。同时沿途政权多变，又有盗贼横行。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也恰恰是因为在恶劣的条件下，古人克服了众多艰难险阻，将中原与广袤的西域连接了起来。尤其是在出敦煌以西的新疆段，星星点点的绿洲外尽是荒漠戈壁，又有天山、帕米尔高原等天险阻挡。也因此，丝绸之路在新疆分出了北、中、南三条线路，根据地理条件延伸，同时也在不断变化，通达至亚欧大陆的各地区。〔1〕
这种在各绿洲间进行穿梭的贸易，使得古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不可能执行长距离点对点式的贸易活动。13世纪末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激发了欧洲人对富饶的中国的向往。然而有关于马可波罗究竟是否到访过中国，在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争议。〔2〕即便是在张骞出使西域近一千五百年后的马可波罗，是否从意大利旅行至中国都尚无定论，可见走完丝绸之路全程之困难，对于携带辎重的商队来说更是几无可能。故此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呈现的是一种节点式的贸易网络，单个商队所进行的通常是相邻节点间的贸易。货物从生产地由一支商队贸易至一个集散的中转节点，再从这个中转节点前往下一个节点，最终到达其消费地。〔3〕无数的贸易路线最终织构成了丝绸之路完整的贸易网络。
节点式的贸易网络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即使更远端的贸易对象的消费能力更强，相邻的贸易节点间贸易的密度和数量仍然会更高。这与当今国际贸易情况有很大差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以国别进行计算，2019年中国（不含港澳台）的前五大贸易伙伴国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中国与其进出口总额分别为5416亿美元、3150亿美元、2845亿美元、1849亿美元和1695亿美元。〔4〕五个中祇有两个属于中国的海上邻国，陆上邻国则无一进入前五。而在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古代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金银币十分多样，其中萨珊波斯银币的出土数量是拜占庭金币的三百多倍。〔5〕拜占庭帝国延绵千年，而萨珊王朝国祚相较之下祇有四百余年。尽管出土金银币的数量幷不完全代表贸易量的相应水平，但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仍可以推断出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距离较近的贸易对象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会更加密切。
(二)胡人的主导性作用
胡人是中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胡人的称谓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指代对象各有不同。秦汉时期的“胡”通常特指匈奴一族，“到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概念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胡人包括了匈奴系统和西域白种人两个层次”。隋唐时期又逐渐缩小到粟特人。〔6〕本文所说的胡人表示通称意味，特别强调在古代丝绸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粟特人。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对中国多年的实地考察后提出的概念，他在1882年的《中国》第二卷中进行了相应论述。海内外学者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多认同中国在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但在实际的商贸活动中，中原汉族幷不是丝绸之路上的绝对主角，胡人则占据了多数。以至于国与国之间的商贸活动在当时被称为“兴胡”或“商胡”。〔7〕
胡商中最为知名的群体是粟特人。粟特是一个中亚古国和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在今撒马尔罕附近。粟特土地肥沃，地处欧亚交通枢纽，使得其商业繁荣。早在张骞到访此地时就说此地人巧于商业。〔8〕粟特人在古代丝绸之路商贸中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案例中可见一斑：敦煌藏经洞中有一组于阗语文书详细记载了一次进贡之旅，沿途的买卖双方加起来一共48人，其中粟特人有41人。〔9〕
胡人的民族构成复杂。由于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多样，政权更迭频仍，必然需要熟悉各地情况的各民族人氏参与到商贸之中。在缺乏国际规制的古代，以经贸而非军事为目的的商队便必须与途经各国的当局交好，使得农耕民族、游牧民族都参与到了丝绸之路的商贸之中。粟特人虽然是商贸聚落中的主力，但他们在进行贸易时则仍然要组建多民族的商队。有学者分析认为仅在史君墓商队中就同时存在粟特人、嚈哒人、波斯人、突厥人、大食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兴替的民族会继承性地发展丝路上的贸易，“如匈奴、月氏、乌孙、粟特、鲜卑、嚈哒、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他们都曾先后参与了丝路贸易,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10〕
胡人除了在商贸中占据主导作用，还对中西间文化交流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常常有僧侣同行。商人需要僧侣在苦难的商路上提供精神慰藉，僧侣需要商人的物质支持。在此背景下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都从中获益广泛传播。〔11〕粟特人的语言文字也影响深远，回鹘文是由粟特字派生而来，其变型进一步成为蒙文字体和满文字体的基础。粟特字和回鹘字常被用于书写古突厥语。〔12〕盛唐时期古代丝绸之路繁荣达到鼎盛，大量胡人聚居于中国西北尤其是长安。以商贸兴盛的胡人多聚居于长安东、西市，此外也环绕祆祠呈辐射分布。其数量可占长安上百万人口中的2%。〔13〕聚居的胡人既使得长安胡风日盛，同时胡人也在不断汉化，且速度较之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的胡人汉化速度更快。〔14〕隋唐时期的胡人不仅在民间如鱼得水，还在中国出将入仕，进入了禁军和宫廷系统。〔15〕可见胡人沿丝绸之路对中国影响之甚。
(三)多国政府的长期开拓
“丝绸之路”以“路”命名，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着较为稳定的固定路线。超远距离的路线开拓，如果没有政府力量的参与，仅靠商队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达成的。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能绵延千年，与多国政府长期的、持续性的开拓密不可分。
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通常指代西汉至隋唐中原与西域间西安-河西走廊-中亚的贸易路线，广义的则将历史上由中国出发，连接沟通至非洲欧洲的商贸通道总体统称为丝绸之路。有学者从广义的理解出发，将丝绸之路的滥觞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商贸活动，将希腊城邦和迦太基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贸易斗争视为丝绸之路的雏形。〔16〕当然学界更普遍的意见通常认为公元前139年张骞凿空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发端。无论何者，都不难发现政府在丝绸之路开拓中的重要作用。张骞出使西域首要的是政治目的。匈奴击败月氏后对中原政权构成了很大威胁，到武帝时期双方已是剑拔弩张。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便是为了联络月氏共同抗击匈奴，但未能成功。在成功击退匈奴后，第二次出使的经贸需求才得以提升。〔17〕
在成功凿空之后，古代丝绸之路的维护和新路线开拓在中国多个王朝都得到重视。张骞在两次从西北方向出使西域后，又奉汉武帝之命打通西南的“蜀身毒道”，尝试开拓丝绸之路的西南线，未能成功。至东汉中央势力到达滇西得以与缅甸、印度直接交往。唐代在西域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西域都护府为核心的“安西四镇”，管理西域的军政事务。“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诸国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蒙元帝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西方交流一直得以维持。”〔18〕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幷不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唯一支持的政府力量。历史上的诸多大国如罗马帝国、贵霜王朝、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等，都曾大力在其势力范围内修筑道路驿站、推动宗教文化传播、繁荣商贸经济，客观上都帮助了古代丝绸之路不断焕发生机。中亚的一些城邦如“西域三十六国”很大程度上因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贸而兴，互相的连接关系更加紧密。〔19〕2014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3处代表性遗迹中中国境内有22处。这既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20〕联合申报获批的形式，也可以被认为是古代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多元共生在当今的映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