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让文化历史灵动鲜活

　　中评社北京3月18日电／据人民日报报道，与曾国藩相比，我更钦佩张謇。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曾国藩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居京十载，他中进士，授翰林，遍任各部侍郎。外放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位列三公，成为清代立国以来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达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且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内圣外王，“不愧天地之完人”。

　　然而我却隐隐觉得他丧失了本我和生命的出发点。他既要建非凡功业，又要做天地间的完人，实现内外的全面超越，他的痛苦也同样来自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对他的忌惮猜疑，同时为树立完美形象，言行谨慎，如履薄冰，事事追求圆满，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

　　与之相比，张謇犹如长夜先行者。

　　张謇的科举路很不平顺。眼见甲午战败，思及26载蹉跎、120个昼夜在窄小考棚白天答卷晚上蜷缩休息的经历及八股文对人才的摧残，状元及第的他毅然决定抛开仕途，走实业、教育兴国之路。

　　确立“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发展思路后，他先后创办20多个企业，涉及纺织、印染、印刷、造纸、火柴、肥皂、电力、盐业、垦牧、桑蚕、油料、面粉、电话、航运、码头、银行、房产、旅馆等行业。他兴办的370多所学校中，中小学之外，重点是师范教育以及农业、医务、纺织、铁路、商船、河海工程等职业教育。他创建了工科大学、南洋大学，支持同道创办复旦学院，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还联络教育界知名人士，酝酿将高师改大学，东南大学由此成立，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他摸索出的“大生模式”，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股份制；教育文化方面，他兴办的博物馆、师范学校、新式剧院以及气象台等，均在全国首开先河。在创建图书馆、伶人学会、更俗剧场、公园、体育场的同时，他还兴办了养老院、育婴堂、残疾院、贫民工厂、栖流所、济良所等慈善事业，着眼于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在思想理论建树方面，学术界一向有“照着说”与“接着说”的评价差别。前者体现传承，好比在固有楼台上添砖加瓦；后者更着眼于创新，致力于重起楼台。张謇作为开创型实践家，当属后一类。从历史学角度看，后人推崇某一个人，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会、造福黎民之事，更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愚于近人，颇服张謇。”

　　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张謇，乃至中国历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们在所处时代中的所述、所为，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影响，并以自己的实践丰富着这一文化。这也是我写《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所选取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