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除香港公屋“怪圈”？陈勇语中评
中评社香港1月7日电（记者 梁帆）住房是香港“老大难”的问题，其中公屋议题尤为受关注。中评大数据中心发现，尽管港人高度关注公屋的供应问题，但认为现行公屋政策只会加剧公屋供不应求的现象，从而造成公屋越多反而“穷人”、“懒人”越多的社会形态与心态的怪圈，不利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港区人大代表陈勇就此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回归以前香港受英国管治的时候，其实穷人比现在更多。但那时大家对港英政府没有什么期望，亦不敢有期望，只能自己解决生计问题。回归之后，是中国人当家做主，各界翘首以待，港人对政府的期望和要求自然就高了许多。
陈勇称，英国人在管治时只注重短期效益，“拔苗助长”式加鞭香港政治民主的进度，故意把他们玩坏的民主制度嫁接到香港，使其内讧。其次，英国人在“离开”前，把各种福利大幅拔高。虽然追求幸福感，改善市民生活是正确的，但英国这种自己不做了，就拔高福利留下后患的“揽炒”心态，造成回归之后的政府负担沉重。港英政府之所以要颁布房屋规划，是因为当时“反英抗暴”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政府想通过这些福利政策纾缓民怨，换取市民对管治的认可。
“以前香港的青年人充满干劲，只要拼命去努力，大多都有机会跨越阶层，不断向上流。”陈勇说，随着全球化持续深化，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香港，都出现了产业向外转移的现象，中国就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但造成的问题是让当地原有的机会大幅减少，使得产业空心化、单一化。现在香港很多青年人，尤其是理工科的，基本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剩下金融、服务相关领域的岗位。香港的支柱产业通道越来越窄，努力向上流空间越来越小，大部分人都去挤一条赛道，就很难高增值，竞争也加大。
陈勇认为，当前社会阶层固化，不容易向上流，却很容易“向下流”。如果市民能够买得起私楼，资产方面就有往上流的增值空间。但大部分市民买不起私楼，租楼价格高，有资产限制亦进不了公屋，因此处于中间位置的这一批人，面对的前途显得十分暗淡。以往许多港人还笑称跳一跳够得着，结果现在不管怎么拼怎么跳，甚至搬个梯子也够不着，自然就选择“躺平”了。许多大学生在读期间没有收入，反而符合公屋申请资格，就早早开始排队，选择宁愿待在下游。甚至出现了不少青年为了符合申请公屋条件，而故意减薪或做自雇人士的“怪相”，进一步造成整个社会形成了“能有作为却故意不为”的消极氛围，不利于香港未来再出发、再腾飞。
陈勇表示，要解决以上问题，房屋是根本。中央高度强调要告别“劏房”、“笼屋”，加大力度解决住房问题。因此，须为基层提供适合他们居住的单位，甚至部分能负担起市面上相对价格不太高的私楼，激发大家奋斗的动力，尤其是重燃青年人发展的潜力。基于房屋问题已成为香港社会的结构性困境，短期内就必须得有成效，不能够还以5年、10年为一个单位来规划与落实，应该两到三年，甚至每一年、每一季度让市民切身感觉到有进步和改善，这样才能重新焕发香港青年和中基层。
陈勇亦表示，中央出手救了香港，相继出台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选委会、立法会亦都圆满完成，接下来必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使市民发自内心全方位地认同整个新制度。除了大力兴建公屋、居屋本身，建议还可以使用期票或居住券的模式，按单位数量的八至九成来计算，快速配给正在排队的市民，只要不是要求特别高，基本能选到一个满意的单位，立即让他们获得有楼的消息。假如有十万个家庭排队，他们与其子女短时间内就会有希望，亦能够提前规划人生。有的青年本来不敢结婚，得知未来三到五年有单位居住，就有信心结婚生子。因此，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对人生的期望是现阶段就可满足。他指出，现在香港房屋署盖房的模式效率太低，建议学习与引入国企、央企世界级的建筑模式，同样也可以让他们来帮忙。
陈勇强调，只要解决了公营房屋的供应问题，哪怕私楼房价还继续保持，社会的怨气也不会如此之大。同时，需兼顾和平衡好公私房屋，将其有机结合，大力帮助公营房屋之余，在私楼方面继续让市场自身去运作。
中评社香港1月7日电（记者 梁帆）住房是香港“老大难”的问题，其中公屋议题尤为受关注。中评大数据中心发现，尽管港人高度关注公屋的供应问题，但认为现行公屋政策只会加剧公屋供不应求的现象，从而造成公屋越多反而“穷人”、“懒人”越多的社会形态与心态的怪圈，不利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港区人大代表陈勇就此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回归以前香港受英国管治的时候，其实穷人比现在更多。但那时大家对港英政府没有什么期望，亦不敢有期望，只能自己解决生计问题。回归之后，是中国人当家做主，各界翘首以待，港人对政府的期望和要求自然就高了许多。
陈勇称，英国人在管治时只注重短期效益，“拔苗助长”式加鞭香港政治民主的进度，故意把他们玩坏的民主制度嫁接到香港，使其内讧。其次，英国人在“离开”前，把各种福利大幅拔高。虽然追求幸福感，改善市民生活是正确的，但英国这种自己不做了，就拔高福利留下后患的“揽炒”心态，造成回归之后的政府负担沉重。港英政府之所以要颁布房屋规划，是因为当时“反英抗暴”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政府想通过这些福利政策纾缓民怨，换取市民对管治的认可。
“以前香港的青年人充满干劲，只要拼命去努力，大多都有机会跨越阶层，不断向上流。”陈勇说，随着全球化持续深化，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香港，都出现了产业向外转移的现象，中国就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但造成的问题是让当地原有的机会大幅减少，使得产业空心化、单一化。现在香港很多青年人，尤其是理工科的，基本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剩下金融、服务相关领域的岗位。香港的支柱产业通道越来越窄，努力向上流空间越来越小，大部分人都去挤一条赛道，就很难高增值，竞争也加大。
陈勇认为，当前社会阶层固化，不容易向上流，却很容易“向下流”。如果市民能够买得起私楼，资产方面就有往上流的增值空间。但大部分市民买不起私楼，租楼价格高，有资产限制亦进不了公屋，因此处于中间位置的这一批人，面对的前途显得十分暗淡。以往许多港人还笑称跳一跳够得着，结果现在不管怎么拼怎么跳，甚至搬个梯子也够不着，自然就选择“躺平”了。许多大学生在读期间没有收入，反而符合公屋申请资格，就早早开始排队，选择宁愿待在下游。甚至出现了不少青年为了符合申请公屋条件，而故意减薪或做自雇人士的“怪相”，进一步造成整个社会形成了“能有作为却故意不为”的消极氛围，不利于香港未来再出发、再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