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刘佩琼谈治港需体现变通思维
中评社香港12月3日电（记者 张心怡）近来香港疫情趋于平稳，经济有明显好转，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疫情的确给经济民生带来很大冲击，但并未将整个社会打倒，香港已逐步适应在新常态下维持经济活动，同时发展出许多新工种，体现变通思维。她认为，香港经济若要尽快复苏，需要加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
“住房问题是香港最基本的深层次问题，其主要根源是土地配置问题，而土地问题其实是特区政府的问题。”针对土地问题，刘佩琼认为，香港应走“多居屋、少公屋”的路线，而特区政府大幅度调整政策收回土地开发、规划和发展权才是关键所在。
刘佩琼在专访中亦提出，经《香港国安法》实施和选举制度完善， 12月立法会选举后局面将与以往完全不同。在此情况之下，特区政府班子也应做出改变，不可继续维持旧的懒惰、不作为思维，否则将无法应对巨变中的社会。她亦强调，特区政府应落实、执行好“十四五”规划，发挥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作用，助力香港实现二次腾飞。
刘佩琼，BBS（铜紫荆星章），JP（太平绅士），原为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1975－2010），中国商贸及管理硕士学位／深造文凭开设课程原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经济小组召集人。现任香港中华总商会荣誉会董、香港经济学会顾问、香港专业进修学院校董会主席兼校监、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特邀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内地与香港关系、珠三角发展研究、中国区域发展及地方管治及公共财政等，为国家“改革开放”长期做干部及管理人员举办大量经济管理培训课程。出版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大趋势》，1994至1997年共四册，《广东经济投资总览》（1996）、《中国改革开放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 》（1992）、《The Fifth Dragon》及主编《入世后的中国经济》（2002），《当代中国解读》（2008，2009＆2011）等。
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记者：据政府统计处公布数字，香港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5.4%。您怎么看香港当下的整体经济情况？
刘佩琼：这个数字是依照去年基数同比的增长，实际上并不高，但同时说明瞭香港经济没有进一步恶化，在某些方面表现比较好，比如对外贸易、货运等，金融业也没有直接受到太大影响。面对疫情，特区政府已经竭尽全力维持对外基本的往来与沟通。香港的各类用品没有短缺，虽然限制人群聚集，但日常生活还是维持基本正常的状态。特区政府派钱的措施也帮助了大家应对短期的生活需要，刺激了消费，使经济情况表现稍有好转。
香港经济遇到的短期困难，是当下针对疫情的不同处理方式面对两难的情况。是采取内地完全零感染的政策？还是像英美国家一样与病毒同在？恢复与内地的联系对香港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需要开放的环境，需要保持对外的经济活动和人员来往。我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平衡好这两个方面，走中间路线，在保持一定灵活度的同时放宽与内地通关方面的政策。
长期来看，香港经济若要尽快复苏，需要加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与内地共同面向世界。但无论如何，都要等到两地通关恢复正常情况。
中评社记者：港府日前发表最新的贫穷情况报告显示，去年香港贫穷人口高达165.3万，平均每4人就有1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创12年来最高纪录。对这个数字您怎么看？
刘佩琼：我认为，这个时期的数据只能反映这段时间的情况。自去年疫情以来，香港很多经济活动都停了下来，部分市民手停口停，只能靠政府的资助生活。直到这几个月，经济活动才开始逐步恢复。而且我注意到，从去年年底开始，香港饮食业、零售业的网上交易量迅速增加，快递业也活跃发展起来，甚至出现了许多新的工种。可以说，香港已经开始逐步适应在这种新常态下去维持经济活动，体现出比较变通的思维，也改变了很多贫困人口的情况。我们看到，有一些市民会自己去寻找出路，比如转业。我身边就有很多成功转业的例子。我是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董会主席和校监，因疫情的出现，学校开设了很多新的课程为市民提供培训。很多人失业后，就可以通过培训课程转业到缺少人手的行业，比如保安、快递等等。疫情一开始的确给香港经济民生带来了很大冲击，但并没有将整个社会完全打倒。虽然存在一些生活比较贫穷的市民，但并不能算作是绝对的贫穷。
在我看来，内地有很多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值得香港去参考借鉴，其中就包括扶贫脱贫工作。香港要改变过去只有提供分散福利援助的方式，将市民贫穷的“根”消除。首先就是要解决香港人的居住问题，消除经济地租造成财富再分配及高度集中的效果，通过特区政府供应取代发展商主导房地产业发展，香港才能恢复营商活力和市场效率，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评社记者：香港住房问题长期难解，对此您怎么看？您对破解这一难题有何具体建议？
刘佩琼：住房问题是香港最基本的深层次问题，其主要根源是土地配置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根源则是特区政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做过调查，香港新界地区在六七十年代曾发展过农业，但从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改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英国缺乏工人，许多新界居民放弃耕作移民到英国；另一方面是工业化带来的轻工业发展，应欧美市场需要，香港大力发展观塘、荃湾等工厂区，对工人的需求量也不断上升，不少新界居民去工厂工作。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资源配置也应该随之转型，但特区政府并没有主动运用权力去做。
根据当时的土地条例，很多新界农地在弃耕后落入主要地产商手中，这样就妨碍了特区政府在将来收回新界土地。而回归以前通过的《郊野公园条例》，将香港六成的土地变成了不允许发展的郊野用地，非常不合理，而且在此条例当中并没有缓冲条款。在资源被锁死的情况下，香港土地供应严重缺乏，房屋供应完全脱钩，出现了地价、楼价、租金不断上升的局面，香港人口的阶层结构则出现向下流的局面，引发社会上强烈的不满情绪。若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特区政府要作出大幅度的改变。
回归以前，港英政府通过承诺换地等形式拿到土地资源后进行发展，虽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也有些成效。一是通过木屋安置旧楼的居民，从而进行大规模旧区重建；二是开发大型新市镇，提供基建交通设施，将大量居民迁入新界，同时发展市镇建立工业区，提供就业机会；三是使用“乙类换地权益书”，重新组合没有较好利用的土地作总体规划；四是开山填海。可是回归之后，这些路子都被堵死了。原有的条例封死了海陆的使用变更，且不谈在破坏性的议会制度下无法立法，特区政府官员亦不主张大变，只希望在原来的框架之下增加一点用地来暂时解决土地的使用问题。
如果特区政府能够掌控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确保市民“居者有其屋”或只需支付可以承担得起的租金，严重扭曲的级差地租便会消失。因此，特区政府如何收回土地开发、规划和发展权，才是关键所在。
中评社记者：有学者认为香港可以实行“新居屋计划”，以公营房屋保证居住需要，以私人住宅满足投资需求，从而形成两个不同市场。对此您是否认同？
刘佩琼：居者有其屋，是人民最基本的愿望。住在公屋的市民都觉得房子不是自己的，不会去把它打理得很好，但居屋是自己的资产，就会比较注意保养和管理。所以，居屋是稳定社会的要素之一，能让市民觉得自己心里有底。
香港大学王于渐教授曾提出，香港分为有屋的人和没有屋的人两个阶层。的确是这样，香港需要走“多居屋、少公屋”的路线，公屋只能用来解决短期的问题。比如市民暂时没有经济条件购买房屋，就可以先住在公屋里，通过努力工作攒够钱就去买居屋。我拿自己的经历举个例子。我小的时候一间屋住好几户人，后来政府翻新市区，我们家就搬入了公屋，虽然居住面积还是很小，但环境好了很多。再后来我读书工作后攒够钱就购买了居屋，当时七百多尺的居屋环境非常好，价格也很便宜，一家人足以负担。我们当年成功置业的这条路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这是非常值得参考的经验。所以，我认为，大量建造居屋的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特区政府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政府的公营机构（房屋署、房屋协会）“养”了很多人，公屋需要通过他们去管理。但是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应该多下一些功夫，安顿好市民，告诉市民社会必须要变，不能够用旧思维阻碍社会发展。
中评社记者：林郑月娥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中提到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各界关注焦点，而此前港府计划在深港边境建造沙岭殡葬城，您如何看待港府180度的大转弯？北部都会区建设应如何更好地推动？
刘佩琼：早在前几个月，特区政府还想在边界地区建造殡葬城，而对面就是深圳热闹的市区，这是非常荒谬的行为。现在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我对此表示肯定，但这一个概念多久才能实现？很难回答，只能看特区政府接下去将如何具体执行。
但若要真正建设好北部都会区，一定要通过立法，大幅度改变收地政策，重新进行整体规划，大力提升各方面的效率。
中评社记者：香港已步入由乱及治的新阶段。您如何看待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下的发展前景？香港如何才能实现再次腾飞？
刘佩琼：经过《香港国安法》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我相信12月立法会选举后的局面将与以往完全不同，立法会中会增加很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关键人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一些立法方面的调整来改变基本情况，这是基本条件。此外，最为重要的是特区政府班子也应该愿意做出改变，不能维持旧的懒惰、不作为思维，否则将无法应对巨变中的社会。特区政府官员应该真正走到群众中去，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做到为市民服务。
我认为未来特区政府在做发展规划时，应以“十四五”规划为重要的参考，实现其中的目标就已经很了不起。“十四五”规划为香港提供了发展的框架，但要真正去理解、去执行，都非常不容易。香港人很少认真瞭解国家的政策措施，特区政府应该落实、执行好“十四五”规划，重建并发挥好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作用，助力香港实现二次腾飞。
中评社记者：其他补充观点。
刘佩琼：香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改变教育，教育应当面对就业、适应经济活动。当年香港理工大学因应经济发展需要，开设了纺织系、设计系、建筑及房屋管理等专业。同样，在国家不断开放之时，我们年轻人的求学与就业要密切联系在一起，但从目前来看香港还没有做到。
我一直认为，香港的回归是700万人的回归，年轻一代香港人应该可以将自身才能在内地所有行业都能够发挥出作用与价值。从前我们的政策有缺失，完全不管香港年轻的一代，现在应该特别照顾他们在学习、就业、生活等方面的需要，让香港年轻人既可以走进内地，又能走出国门，真正发挥好香港国际都市的作用，把内地与国际联系起来。
中评社香港12月3日电（记者 张心怡）近来香港疫情趋于平稳，经济有明显好转，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疫情的确给经济民生带来很大冲击，但并未将整个社会打倒，香港已逐步适应在新常态下维持经济活动，同时发展出许多新工种，体现变通思维。她认为，香港经济若要尽快复苏，需要加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
“住房问题是香港最基本的深层次问题，其主要根源是土地配置问题，而土地问题其实是特区政府的问题。”针对土地问题，刘佩琼认为，香港应走“多居屋、少公屋”的路线，而特区政府大幅度调整政策收回土地开发、规划和发展权才是关键所在。
刘佩琼在专访中亦提出，经《香港国安法》实施和选举制度完善， 12月立法会选举后局面将与以往完全不同。在此情况之下，特区政府班子也应做出改变，不可继续维持旧的懒惰、不作为思维，否则将无法应对巨变中的社会。她亦强调，特区政府应落实、执行好“十四五”规划，发挥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作用，助力香港实现二次腾飞。
刘佩琼，BBS（铜紫荆星章），JP（太平绅士），原为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1975－2010），中国商贸及管理硕士学位／深造文凭开设课程原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经济小组召集人。现任香港中华总商会荣誉会董、香港经济学会顾问、香港专业进修学院校董会主席兼校监、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特邀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内地与香港关系、珠三角发展研究、中国区域发展及地方管治及公共财政等，为国家“改革开放”长期做干部及管理人员举办大量经济管理培训课程。出版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大趋势》，1994至1997年共四册，《广东经济投资总览》（1996）、《中国改革开放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 》（1992）、《The Fifth Dragon》及主编《入世后的中国经济》（2002），《当代中国解读》（2008，2009＆2011）等。
专访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