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的时候，我不害怕死亡了”

　　在孙惠芬的自述中，她的童年与童话相去甚远，与大自然更有着极其疏远的距离。写儿童文学，写法上的障碍、视角上的转换还是其次的，难的是突破内心的防线。然而，她与儿童文学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却以一种极度偶然又蕴含着必然的方式得到了弥合。

　　“我的童年没有童话。”孙惠芬过早地成熟。她三岁时就成了姑姑，在很小的年纪就要像个长辈一样在侄子、侄女面前以身作则，早早地养成了察言观色的能力，压制自我情绪的能力，不放纵、不乱说话的能力，能够隐忍谦让地在父母哥嫂侄子侄女间如鱼得水。她说，“很小，我就是一个很老的人了。”而独属于童年的天真烂漫，在她人生的前段是空缺的。

　　在与人的关系里，她没有童年；在与大自然的关系里，她又永远没有长大。孙惠芬生在辽宁的农村，春天的乾旱，夏天的急雨，秋天的狂风，冬天的大雪，无一不令她感到恐惧。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大人们不但脾气暴躁，没有好脸色，还常常皱眉叹气、出言不逊。突来的狂风骤雨掀了房顶的草苫、淹了菜园，一次又一次自然灾害在她心里播下了恐惧的种子，寻求安全感的心与自然之间，自动竖起了一道屏障。

　　田野里的蝗虫，路边的蚂蚁，石板下的蜥蜴，草垛里的黄鼠狼……光溜溜的肌肤、奇形怪状的身体、颤巍巍抖动的皮毛、又细又硬的触须……每每让她如临大敌，惊恐得直叫。“多少年来，对大自然的恐惧，对各种动物的恐惧，不但妨碍了我与自然的交流，与人类之外各种生灵的交流，更妨碍了我童趣的发散、发掘和想象。我的幻想、想象，无法在各种生命之间穿越，至于童话书籍的启蒙，更是枯乏得几近于无。”孙惠芬说。

　　这种自然的恐惧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得到了彻底疗愈。2020年5月，一场疫情，一段长达半年的居家隔离，让孙惠芬从未如此渴望走出家门。解封后，她和丈夫第一时间就开车驶向故乡北部一个叫马道口的山沟，试图回到人与人连接的空间中。然而，没想到的是，这场疫情，不由分说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乡村人不但不欢迎你，且如临大敌。